欧阳修国防思想初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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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对疑忌与爱惜将才

疑，怀疑；忌，猜忌；乃北宋朝廷之“固疾”也。不过，此“疾”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策动“兵变”而“黄袍加身”登上龙位之后；基于后唐及五代武人祸乱近百年的客观因由，加之惟恐部下重演戏剧性的“阳谋”夺权；便施行了上文所述的“收兵权”等一系列措施，此即“疑忌”之疾的“萌发”始初。

到了宋太宗赵光义，通过“斧声烛影”之“阴谋”手段，实现篡位而执国柄后；其心理之阴暗、怀疑、猜忌，非常人所能揣度，加之其狭小的气量，庸常的才质，都促使他不能不对臣下加意防范，其中对带兵将领尤甚。这便是他登基诏书中所强调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所谓，“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此指也主要是针对武将而言。就此，他又采取种种防范办法，比如最重要也最荒唐的是处处设防，实施“将从中御”之法强化监军牵制，甚至欺压将帅，搞“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约束战场指挥将帅手脚……清初王船山尖锐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

乃至仁宗赵祯，虽仁心宽厚，广开言路，有“仁宗皇帝在位四十年，以尧舜为师法，待儒臣为宾友”之誉，但对祖宗遗留之疑忌武将的“圣训”，还是“诏继前烈”的。所以，他也继续“发展”着这种“疑忌”病状，以至演绎成“以文驭武”局面。当时即有人指出“自来武臣在边，多被文臣挚肘”。出现了欧阳修所说的：“大凡武臣尝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实是武人理曲，然终亦不服，但谓执政尽是文臣，递党相助，轻沮武人”问题。甚至宋仁宗不但沿袭“阵图”制约前线将领的陋习，还亲自编写所谓《神武秘略》，凡三十篇，“赐予河北、河东和陕西缘边将领，每代还，更相付绶”，实质仍是“规庙胜，尽授纪律”那一套“瞎指挥”。

面对朝廷上下对武将的“防范、怀疑、猜忌”，欧阳修独具胆识地发出“委信不疑”的呼吁。

经查，“委信不疑”之论出自欧阳修庆历五年《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一文。事为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被诬以“朋党”、“专权”、“忽遭离间”而为朝廷“一时尽逐”。欧阳修发论进行批驳，举证事实陈述了四人之忠心为国，“不惮勤劳”致使“武备再修、国威复振”的功绩。他指出“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他呼吁“惟愿陛下拒绝群谤，委信不疑，使尽其所为，犹有裨补。”他要求，“于西北二虏交争未已，正是天与陛下经营之时，如弼与琦，岂可置之闲处？望陛下早辨谗巧，特加图任，则不胜幸甚”。

又有《论任人之体不可疑劄子》说，“好疑不决，则尤是朝廷任人之失……今按察使依禀诏书，举其本职，却又疑而不听，今后朝廷命令，谁肯信之？凡任人之前，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若无贤不肖，一例疑之，则人各心阑，谁肯办事”？

还有《辨蔡襄异议》，是直接批评英宗皇帝的。原来，在仁宗议立英宗为太子时期，“飞语传闻”当时有三司使（掌天下钱嗀）蔡襄持有异议;所以，英宗继位后，总是心有疑忌打击蔡襄，常为“请朝假”之类的小事大发雷霆;甚至明知“三司事无缺失”也要借西夏“谅祚（元昊之子）攻劫涇原，西边日有事宜”说“边事将兴，军须未备”，逼着中书（宰相）把蔡撤职。对此，欧阳修写出长达数千言的“又三事”奏议，把当年立太子之事原委介绍一遍，为蔡襄辨疑。并直言批评英宗“传闻疑似之言，何可为信？”“一人造虚而众人传之，便以为实，前世疑似之言陷害忠良者，非惟臣下被祸，兼与国家为患”。

再有《论台谏官言事未蒙听允书》深入分析道：“臣闻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为治君而常至于乱，莫不欲为明主而常至于昏者，其故何哉？患于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动于中，则视听惑于外。视听惑，则忠邪不分，而是非错乱。忠邪不分而是非错乱，则举国之臣皆可疑……夫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无不乱，人主无不昏也……疑心一生视听既惑，遂成自用之意……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损也……臣愿陛下廓然回心，释去疑虑，察言事之忠，知执中之过恶，悟用人之非，法成汤改过之圣，遵仲虺自用之戒……”

此外，欧阳修更曲尽其表，苦口婆心。还在《论任人之体不可疑劄子》、《论台官上言按察史状》、《荐王安石吕公著劄子》、《乞与闻边事》、《再奏与闻边事》、《论契丹侵地状》等奏议中，无不从诸多方面痛陈朝廷“好疑”之种种危害。尤在著名的奏论《凖诏言事上书》中，挖到仁宋的“病根”：“臣闻自古王者之治天下，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政治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虽有纳谏之明，而无力行之果断，则言愈多而听愈惑……近来朝廷开发言路，献计之士不下数千，然而事绪转多，枝梧不暇。伏惟陛下以圣明之姿，超过二帝，又尽有汉唐天下。然而欲御边，则常患无兵，欲破贼，则常患无将；欲赡军，则常患无财用；欲威服四夷，则常患无策；欲任使贤材，则常患无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无他，由不用威权之术也。自古帝王，或为强臣所制，或为小人所惑，则威权不得出于已”。好疑、猜忌是产生政策多变，民心、军心焕散的根源，欧阳修又进一步指出：夫言多变则不信，令频改则难从。今出令之初，不加评审，行之未久，寻又更张。以不信之言行难从之令……旦夕之间，果然又变。至于将吏更易，道路疲于送迎；符牒纵横，上下莫能遵守。号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欧阳修强调指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文武列职遍天下，其间岂无材智之臣。愿陛下明赏罚，责功实，则材皆列于陛之前矣。”最后，他提醒并警示仁宗，“方今天文变于上，地理逆于下，人心怨于内，四夷攻于外，事势如此矣；非是陛下迟疑宽缓之时，惟愿为社稷生民留念”。

史鉴北宋一朝百余年，由于疑忌多变，对外形成畏敌如虎，张皇失措，致使国防虚弱，屈志耻和；对内罗列朋党，频谪忠直，驱使“臣如鼠逐”（包拯语）。欧公反对“疑忌”之言行，真正切中朝廷政失“命脉”，实乃“应病之药”也。
这里有两个典型例子：
一是《乞放还蕃官胡继谔劄子》。

延州蕃官胡继谔“因为边臣所疑（实为朝廷所疑），移入内地，改任亳州都监，实际上是‘囚禁’作人质。以其子守清悉领父之诸部”在边疆服役。由于不服水土，胡自身又疾病，便奏陈要求改移京西地凉之处养老。欧阳修认为应该“允其所求”。“臣谓方今西鄙用兵之际，朝廷宜广推恩信，抚御蕃夷。既欲守清尽死于边疆，当厚遇继谔，保全其家族，岂有既任其子，又疑其父？……在继谔之身，已有幽囚冤枉之叹；于守清之分，又失驾驭豪杰之方。万一继谔疾病，死而不归，守清父子之心岂得无恨？反视中国，乃为世仇，必与边陲，另生患害。其余部族，亦必离心”。欧公通过这一事例，不客气地指出：“国家自用兵以来，凡有计谋，未闻胜算，尤于招抚蕃夷之术，常失恩威，致使离叛者多，皆愿附贼。在于继谔，处置特乖。”
二是欧阳修的《自劾乞罢转运使》。

庆历四年（1044年）八月十四日，欧阳修诏任明令为河北诸州水陆节度都转运按察使，兼西路营田都大制置屯田、本路劝农使。并强调“三城、西路之津会；中山、北道之咽喉。河朔委输，事任尤重。”“自非宗工，莫可付委”。仁宗还勉励他说：“不久当还，无为久居计。有事但言来，无以中外为限”。就是，你虽任为京外之官，但仍然可以上书谏言，不受内侍和外官的限制。可见，当时是信任有加的。

前文对其委任河北之政绩及受到朝廷嘉许情况已作详述；足见欧阳修河北任上颇有建树。然而，忽于次年8月，他又为何写出了“自劾”状呢？明面上的原因是关于顺安军塘泊水口子，应不应该“将官地给还人户”的问题。正在此事“议方未决”之际，枢密使竟然下文指示，此事不让欧阳修过问了，“调令”以前的官吏“专切管勾”。本职分内的工作不让去做，那么这个“官”还不如不干。所以，欧阳修申辩道，“臣伏见国朝之制，河北都转运使皆领都大制置屯田使之名（如上任时诏书所示）。兼臣赴职之初，被朝廷密授经略之任。以此见朝廷差选之际，其任非轻，于臣职分之间，所责尤重。至于塘泊边防利害之事，皆其职也，职堕其守，咎奖安归？岂有亲蒙密授经略之旨，身领都大制置之名，而烦朝廷别委他官专切勾当？则臣不才，不能任事，不得弹劾，可以自知……忧望圣慈据臣不才失职之状，降授一小郡差遣……”此状后不到一个月，欧阳修就被“落龙图阁直学士，罢都转运按察使，以知制诰出知滁州”，谪往琅琊山去了。事情何以如此严重呢？

其实，内里的原因是本年三月，朝廷听信“朋党”之诬，对杜衍、范仲俺、朝琦、富弼四位大臣产生疑忌，并全部被谪官外放，欧阳修即上疏为他们辩诬，写出前述之《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发出“委任不疑”的呼吁，得罪了朝廷。欧阳修自知难免也被“疑忌”、“诛连”，在给妻子薛氏夫人的诗中写道：

又闻说朋党，次第推甲乙。而我岂敢逃，不若先自劾。”再有《镇阳读书》诗也有：“嗟我一何愚，贪得不自量。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便欲乞身去，君恩厚须偿。又欲求一州，俸钱买归装，譬如旧巢鸟，将栖少徊翔。”更有《自勉》诗云：“引水浇花不厌勤，便须已有镇阳春。官居处处如邮传，谁得三年作主人。”此中，形象道出有宋一朝忠臣良将频遭疑忌而屡迁职地的情状；一句“官居处处如邮传，谁得三年作主人”，实在令人为这位一生“历九郡守”、“三偾三起”的文忠公感慨唏嘘不已！由此，使我们回味前文所论，当宋仁宗朝，幸有欧阳修们反对通和；才使“忍耻贿和”得到制衡；同理，又幸有欧阳修这样的敢于反对“疑忌”之士，亦才使得无数忠直将吏得以洗雪前冤，重返朝阙，再被擢用！（笔者之所以要特别提出欧阳公无端“自劾”一事，其目的是想说明，在专制王朝皇上“疑忌”的“心病”之下，无论文臣或武将，都在享受着同等的“待遇”：前溯之赵普、寇准，当朝之范仲淹、富弼，后来的王安石、司马光直至李纲，无不是文臣遭疑忌的典型代表人物。准此，对武将的一个“将从中御”，对文臣的一个“异论相搅”，实乃是悬在文臣武将头上一样险恶的达理斯摩利剑。不过，这把“疑忌”之剑，虽时刻威协着忠臣良将，也最终要了大宋王朝自己的性命。）

正因为欧阳修对“疑忌”深恶痛绝，所以，他十分爱惜人才，尤其是武将人才。举荐他们得到用武之地，为他们排忧解难，为他们申张正义。

比如《论王举正范仲淹等劄子》：臣伏见朝廷擢用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万口欢呼，皆谓陛下得人矣。然韩琦禀性忠鲠，遇事不避，若在枢府，必能举职，不需更藉范仲淹。如仲淹者，素有大材，天下之人皆许其有宰辅之业，外议皆谓在朝之臣忌伸淹材名者甚众。陛下既能不惑众说，出于独断而用之，是深知其可用矣，可惜不令大用。盖枢府只掌兵戎，中书乃天下之根本，万事无不总治。伏望陛下且令韩琦佐枢府，移仲淹于中书，使得参预大政。况今参知政事王举正，最号不才，久居柄用，柔懦不能晓事，缄默无所建明，且可罢之，以避贤路。或未欲罢，亦可令与仲淹对换。当今四方多事，二虏交侵，正是急于用人之际。凡不堪大用者去之，乃协天下公论，不必待其作过，亦不须俟其自退也。况若令仲淹对换，则于举正不离两府，全无所损。伏望陛下思国家安危大计，不必顾惜不材之人，使妨占贤路。

此在庆历三年（1043年），时欧阳修刚从滑州调回京都擢为谏官，年仅三十七岁。视其干预“国家安危大计”，建议擢用大材之论，确为“力尽言责，切直论事”，虽只为七品小官，却已具有高瞻远瞩之胸襟，运筹朝纲之识见。如是，一代名臣范仲淹自此才得以位居宰辅，也才得以实施千古美谈的“庆历新政”改革之举，英雄得到了用武之地。

比如，《乞不勘狄青侵用公钱劄子》。时在庆历三年期间，边将张亢因使过公用钱，受到朝廷专案调查，事故涉及大将狄青，并将狄拘押过界，“勾追照对”，以至引起边疆哗然，敌国得意。为此，欧阳修说：臣伏见国家兵兴以来，五六年所得边将，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纵有使过公用钱，必不似葛宗古故意偷漫，不过失于检点，致误侵使而已。于议和之使正在贼中，苟一言不合，则忿兵为患，必至侵也。谨备过防，正藉勇将，况如青者，无三二人。可惜因些小过公用钱，于此要人之际，自将青等为贼拘囚，使贼闻之以为得计。伏望特降指挥元勘官，只将张亢一宗事节依公根勘，不得枝蔓勾追，其狄青纵有干连，仍乞特与免勘。臣于边臣本无干涉，岂有爱憎，但虑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顾边上事机，将国家难得之人与常人一例推鞫，一旦乏人误事，则侮不可追。

比如，《一论、再论燕度勘滕宗谅事张皇太过劄子》。庆历三年，边将滕宗谅（即范仲淹《岳阳楼记》中记述的“滕子京”）因被“台官上言用钱过多”，朝廷派燕度来调查，而燕某在明知滕所“支用钱”均为战事所需公用，并无“入己”行为;为了“邀强干之名，自谓陷人若多，则进身必速，所以虚张声势，肆意罗织”;“枝蔓勾追，直得使尽邻州诸县枷枢，所行考掠皆是无罪之人，囚系满狱”，搞得“人人嗟叹”，“摇动人心”，“边陲搔动”。他严重地指出：“若不早止绝，则恐元昊因此边上动摇，将臣忧懼解体之际，突出兵马，谁肯为朝廷死命向前？”

再则，燕度又发“文牒劾问枢密副使韩琦议边事因依，此乃意外侵陵”，“节外生枝”，“轻侮大臣”的行为。所以，强烈要求“陛下主张”：一、对燕度应交付有关部门“勘罪行遣”，二、对滕宗谅的案子，“乞别选差，取勘结绝”。

比如，《论、再论水洛城事乞保全刘沪劄子》。庆历四年，边将刘沪夺取水洛城立下战功，却为如何修建该城的问题同上司狄青、尹洙产生争执。狄青就以违抗命令之罪“枷取刘沪”，从而引起水洛蕃族“因致惊骚”。据欧阳修了解，此“争”理在刘沪。但狄青已经“枷取”关押了刘沪，如果朝廷派人强行开脱刘沪，会引起狄青不满，今后对水洛城建设也不利。或如果把大将狄青“调移”职务，更会引进边疆震动……对此，欧阳修出于维护大局，和保全刘沪、狄青两位大将的声誉，提出“两全”之策。就是，使先人“密谕狄青：刘沪建造水洛城，是有朝廷指示的”，不可以违节制加罪，“沪宜释放”，却不必由朝廷直接去放他，那样会“挫卿之威”，最好是你自己去释放，“卿自释之，使感卿惠”。然后再使人“密谕”刘沪：“汝违大将指挥，自合有罪”，现在狄青要释放你，希望你把水洛城建设成功，“卒事以自赎”。这样一来，“则水洛之利可成，蕃户之恩信不失，边将立事者不懈，大将之威不挫”。这件事的处置，充分体现出欧阳修既维护了国体大局，又维护了将帅之间团结的良苦用心也。

这类的事例很多，诸如《乞奖用孙沔劄子》、《一举、再举朱光濬》、《举孙方直状》、《荐姚光弼状》、《论班价未有举荐之法劄子》等等，其中，相当一部份奏议、上疏、谏议，涉及对武官特别是对边将“赏罚不公”的问题，其中他坦言指出其弊病之害云：“为见天下空虚，全无武备，指陈后汉、隋、唐、亡国之鉴，皆因兵草先兴而盗贼继起，不能扑灭，遂至横流。观国家纲纪隳颓，法令宽弛，赏罚不立，善恶不分，体弱势危，可忧可懼”。

欧阳修说过“士不忘身不为忠，忠不逆耳不为谏。”苏轼在《居士集序》中也说“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尔今视欧阳公其反对疑忌、爱惜将才的言行，既“不避群邪切齿之祸”，又敢同皇上面折廷争，“敢干一人难犯之颜”，实为胆识之臣矣。
六、战略方针与战术原则

有谓战略者，一般“泛指重大的，带有全局性或决定全局的谋划”。具体到国防军事上，是指对外敌战争的筹划和指导。仅就北宋自太宗赵光义始，整个一百多年的历史时期而言，皇帝和朝廷的“策划和指导”方针，无论对北辽（契丹、金国）还是西夏（元昊、谅祚），一律是“增币、屈耻、买和”。所以，它始终施行的是保守的、被动的、消极的防御，或称之为“专守防御”、“单纯防御”，“假防御”。即使有时候“打一打”，也只是把“打”作为促成“急和”的一种手段使用而已。而欧阳修则不然。

尽管就其被侵犯的角度上讲，北宋之于北辽和西夏，确处于防御地位；但欧阳修认为对待不同之敌，应采取不同的对策，即使是“防御”亦应有不同的内涵和目标。

首先，他根据当时周边国家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虏”的著名论断。基于这个大局意识，他认为对西、北二敌应采取不同的战略。

一，对北虏契丹应是“主动防御，严阵以待”。首先，在《塞垣》一文中，他从政治、历史的综合角度分析，概论道：历史上制御戎之常道，“古今大概，在乎谨边防，守要害而己。”那时“守边之臣，防秋之士，据险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但是，自后晋高祖石敬瑭，为了“得戎王为援”，“乃以幽、蓟后诸郡为邪律之寿”，割地之后“关东无复关险”。所以，契丹“奄有幽陵，遂绝古北之隘，往来全师入寇，经度常山，陵猎全魏，澶渊之役以至饮马于（黄）河，丞民不聊生矣。非此虏雄盛如此，失于险固然也”。就是失去屏障，无险可守了。

对此，欧阳修提出的对策是：“今既无山阜设险，所以恃者，惟夹峙垒，道引河流，固其复水，为险濬之势，就其要害屯以锐兵，兹亦获垣之一策也。”他进一步指出：“今若修复雉堞，完聚兵榖，与诸城栅，刁斗相闻。鲍、唐二水，交流其下。虏骑纵至，无复投足之地，又焉有扰扰之患”（此论使我们想到靖康之难后的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李纲面陈高宗“十疏”之中提到的“沿黄河、长江、淮河一带部署兵力，以控制要冲”的主张。原由塞外骑兵快捷灵活，最怕大江大河阻隔。所以，南宋由于退守江淮，措置镇守，使金兵却步，而得以“偏安”百年。如今审视这一重大战略指导思想的“首创”之功，欧阳修比李纲早了八十三年）。

他又警告朝廷：“今之议者，方南北修好，恐边庭生事。然而戎狄之心，桀骜难信，贪我珍币，蓄养锐兵，伺吾人之憔悴，乘边境之间隙，出乎不意，因肆猖獗。此乃不图豫备疆场，而偷安逸，弟弟相付，贻后世深患，复如何哉！”
依此而足见，欧阳修提出患在“北虏”的国防战略，其原有自，且独具识见。

果不其然，到了“澶洲之盟”40年后的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契丹竟然要求把周世宗收复的燕云十六州之中的瀛莫二州还给他们；此后，又操纵西夏元昊向北宋要求增币逼和。欧阳修又敲响了：“北戎险诈，必与国家为患，北面之事，常须有备”的警钟。虽然，他“累曾上言练兵选将之法，未赐施行，又曾言乞于沿边十数州且选州将，亦不蒙听纳”，但欧阳修依然坚持不断地向仁宗提出加强边备，严阵以待北戎的种种意见，必须在“其未动之间，宜作先时之备”。又引“兵法曰：‘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来开导皇上，‘惟陛下为社稷之计，深思而行之’”。

二，对西夏“元昊一隅之敌”，应是“出攻为利，得绝和议”。终极目林是达到将西夏“谅祚君臣献于庙社”，并“逐狂虏于黄河之北，以复朔方故地。最下尽取山界，夺其险而我守之，以永绝边患。”简言之就是：灭亡西夏，收复失地，夺回险要之地。可以说，自仁宗执政以来，与西夏进行了连续数年的军事战争而未能取制胜之后，最高集团中人，先后更换了多少届，总是一致认为，不单北方一霸的契丹是碰不得的，就连西夏也是碰不得的，甚至于名臣如富弼者，都发出“二十年口不言兵事”的悲叹。如欧阳修这样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的豪言壮语，可谓空谷足音。

欧阳修提出以上的宏伟战略目标，绝非空浮虚言；而早已为历史史实证明正确无误。其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对敌方的历史与现实的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和实地考察；“外料敌情，内量事势，鉴往年已验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谋”。他说“善料敌者，必揣其情伪之实，能知彼者，乃可制胜负之谋”。就此，他对契丹与西夏国情作出如下具体分析：
他分析契丹时说：

“戎虏虽以战射为国，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与中国通和之后，未尝躬战阵，遭勍敌，谋臣旧将，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贯宁者，无三两人。宁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杰者，所以君臣计事，动多不臧。当初对梁适遣使河西，使中国通好，及议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国之利，乃与元昊争夹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战累败，亡人失马，国内疮痍，诛敛山前，汉人怨怒。往时虏杀汉人者罚，汉人杀虏者死，近闻反此二法，欲悦汉人，汉人未能收其心，而虏人亦已怒矣。又闻今春女真、渤海之类，所在离叛攻劫，近才稍定。方且辑败亡，修完器甲，内恐中国之复叛，外有西夏之为虞，心自怀疑，忧我乘虚而北袭。故于界上勉强虚张，囚我巡兵，侵我地界。盖其实弱而示强者，用兵之诡计。故臣谓苟能察其强弱，知其情伪，则无不争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

鉴于以上对“虏中强弱之形”、“情伪之实”的了解和分析，欧阳修认为契丹统治区内民族复杂，矛盾严重，缺乏凝聚力量，乃一四分五裂之国。貌似强大，实为“虚张”，最多与我国“势钧力敌”；不仅“不足懼”，而且完全可以与之“抗衡”、“必争”。所以，当契丹在庆历中对北宋进行挑衅，欧阳修亲见其在边界“近于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汤则，侵过银坊、冶谷地界”，而朝廷上下大都惊惶失措、束手无策未有分明严切指挥”时，欧阳修却能做出理性分析，料定契丹只是“伺我意紧慢”的虚张声势，是应该也完全可以据理力争，寸土不让，而它也绝不会发动军事进攻的。

又如庆历五年间，契丹与西夏为争夺夹山小族而“相失交攻”时，朝廷“议者皆云中国之福”的时候，独有欧阳修指出“夫幸其相攻为我之福，则不幸使其解仇而复合，岂不为祸乎？”并预言“虏势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间不能相并，则必复合。使北虏驱新励之强兵，无西人之后害，而南以窥河北，则又将来之患大者”。所以，他坚持静观其变的观点，坚决反对助北虏去攻西夏。联系到后来北宋末年助金攻辽而终灭于金的史实，不得不钦服欧阳修的预见之明。

又如，庆历四年中，契丹“贵臣”、宣徽使刘三嘏叛离而降旧北宋之时，反而引起朝廷恐慌，怕“招惹”是非而不敢接纳，“过有思虑，以谓纳之别恐有惹。”欧阳修却从政策和策略深远影响的考虑，提出纳之“五大利”：可吸纳更多的敌国人士“归化”，暴露契丹“君臣离心”，敌国没有向我要求索回的理由；且可以通过来投者了解“彼之动静虚实”，同时，可以加深敌国内部矛盾，“尽疑幽燕之人”……

上述种种，全都显示出曾任过枢密副使的“知兵者”欧阳修确实具有战略家的眼光、识度和气派，置于当时畏契丹如虎，谈契丹而色变的群臣之中，俨然一鹤立鸡群的伟岸形象。
他对西夏的分析，大体上有两个阶段：

早在庆历二年（1043年）时，他说：“数年西兵遭贼而败，非是贼能善战，盖由我自缪谋。今如遣范仲淹处置边防，稍不失利，则贼之胜负尚未可知，以彼骄兵，当整吾旅，使我因而获胜，则善不可加”。

至治平二年（1055年），他又向英宗赵曙详尽陈述了“我自缪谋”的历史原委。他说，早期（即彝、叡以前），西夏“止于一镇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时，其首领李继捧、李继迁“始为边患，其后遂陷灵、盐，尽有朔方之地”，朝廷“用兵十五余年，既不能翦灭，遂务招怀”，由于李继迁被潘罗支所杀，其子德明“乃议旧款”，当时朝廷“维以恩信，复其王封，岁时俸赐，极于优厚”，这样到了其子元昊时期，向西攻进了回纥，拓地千余里，元昊复叛。他抓住朝廷“有厌兵之患”，加上他们内部矛盾重重，外临契丹交战之忧，便又来议和。而我们又是“恩礼有加”，“岁予之物百倍于德明之时”。“今者，谅祚虽曰狂童，然而习见其家世所为，盖继迁之叛，而复王封；元昊再叛，而为国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国以为鼎峙之势尔”。就是说，北宋朝廷对待西夏历代历次的一叛、又叛、再叛，只是一味地“增币”、“加封”的软弱态度，而无“惩戎”、“翦除”的坚强作为；乃是造成敌人几十年侵挠不断的原因。

由于“自真宗皇帝景德二年，盟北虏于澶渊，明年，始纳西夏之款，遂务休兵。至宝元初，元昊复叛，盖三十余年矣。天下安于无事，武备费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识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所以“用兵之初，有败而无胜也”。不过，当时由于朝廷起用韩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极力经营，而勇夫锐将亦因战阵稍稍而出，数年之间，人谋渐得，武备渐修，似可技梧矣”。情况还是有了转机，敌人虽多有取胜，其结果也还是撤返。
在“鉴往年已验之失”之后，他又充满信心地说道：

“今则不然。方今甲兵虽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垒粗尝完缉，不若往年之隳颓也。土兵蕃落增添训练，不若往年寡弱之骄军也。大小将校曾经战阵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随之徒绮纨子弟也。一二执政之臣皆当时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时大臣茫然不知所措也。盖往年不知边事之谋臣，驭不识干戈之将，用骄兵，执朽器，以当桀黠新兴之虏，此所以败也。今谋臣武将、城备器械不类往年，而谅祚狂童不及元昊远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觉，可以早为之备。所以臣谓因此时，雪前耻，收后功，但顾人谋如何尔。”

欧阳修不仅提出“拒契丹、平西夏”宏伟的战略目标，同时，他又计划着为了保障战略方针实现，而必须付诸实践的、极有见地的战术原则和方法。

首先，他总结了历年来“屡战屡败”“攻守之策皆失”的教训。康定元年（1040年），他在《通进司上书》中十分中肯地分析过敌我双方战术战策上的长短，他说：“戎狄侵也，自古为患。其攻城掠野，败则走而胜则来。”“故其来也，虽胜而不前，不败而自退，所以诱我兵而劳之矣。或击吾东，或击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兵备多而不得减息也。吾欲速攻，贼方新锐，坐而待战，彼则不来。如此相持，不三四岁，吾兵已老，气力已疲……”“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决于一战，彼以逸而待吾劳……”“此兵法所谓不战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敌方今用之”。对于庆历年间的战事，他认为朝廷依然因循以上错误的战术方针，他又说“臣视庆历御边之备，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分为路者五。而路分为州军者，又二十有四。而州军分为寨、为堡、为城者，又几二百，皆须列兵而守之。故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贼之出也，常举其国众，合聚为一而来。是我兵虽多，分而为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也。而五路大将所谓战兵者，分在二十四州军，欲合而出，则懼后空而无备，欲各留守备而合其余，则数下而不足出攻。此当时所以用兵累年终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进不能出攻，退不足自守，是谓攻守无策者……盖列兵分地而守，敌得时出而挠其间，使我处处为备，常如敌至，师老粮匮，我劳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于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西鄙。夫兵分备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吾。以逸待劳，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贼常得志也。”用现代语言说，这种“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犯了“应付主义”或“军事平均主义”之兵法大忌。
针对以往战争中失败的教训，欧阳修提出新的战术原则和方法是：

“今诚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于敌，夺敌所利者在我，则我当先为出攻之计，使彼疲于守御，则我也得志也。凡出攻之兵，勿为大举。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来拒，彼集于东，则别出其西，我归彼散，则我复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国之众，聚散奔走，无时暂停，则无不困之虏也”。

“盖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欧阳修指出：以往也曾“五路出攻”，但对于“夷狄变诈”认识不明，“兵阵交合”之时，敌人“佯败为诱”，而我们却“贪利而进”，盲目地“大军深入”，“进陷死地而困于束手”，“所以不能成功”。而今我们是预先计谋困敌的方略，“故谋既审矣，则其发亦必果，故能动而成功也”。具体到“山川之险易，道里之迂直，蕃、汉兵马之强弱，骑兵步卒、长兵、短兵之所利，舆夫左右前后，一出一入、开阖变化，有正有奇。”不过，战斗中用兵遣将常常需要随着形势而不断变化的。有些情况可以“先知”，而有些情况却是“不可先言”的；对于已经了解到的，“凡山川、道里、蕃汉、步骑、出入之所宜先知者”，可以会同上下将领制出作战计划，而对那些还不了解的情况，则“不可先言”，应让率兵作战的将兵们，根据遇到的实际状况，“见形应变”，自行决断，因敌情的不同状态，去采取灵活的制胜方法。（此处，可以看出欧阳修显然是反对“将从中御”的。此之前之《通进司上书》中有论曰：“夫训兵养士，伺机乘便，用间出奇，此将帅之职也，所谓阃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甚至于，他还具体地指示到，如何一面进行“出攻谋划”，如何一面应付敌首“狂童谅祚”。他说：“至于谅祚之作为，宜少屈意含容而屈就之，既以骄其心，亦少缓其事，以得吾之为备。而且严戒五路，训兵选将，利器甲，蓄积粮，常见军行之计”。待敌人不遵从我们的谈判条件，而“反书朝奏”时，则我军即可“王师暮出，以骇其心，而夺其气，使其枝梧不暇，则胜势在我矣”。

我们曾反复强调欧阳修的整体国防战略思想，是坚持“积极防御”。所谓积极防御，主要指的就是上述这种带有决战性的战略反攻，“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即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出击，防御中的进攻，被动中的主动。故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或“决战防御”。

对于欧阳修的国防战略战术，明代茅坤有深刻理解与崇高评价，他说“言前事失算外，烛照数计，何其明也！不利守而利攻，不大举而数出，此晋武子亟肆敝楚之法，而后人用之往往得志者。当日果如公言，足可制胜。然则，公（欧阳修）非只一文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