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欧阳修的“文言”观及其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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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远斌（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古代大凡追求言之不朽者，均追求言之文，以至成为一种传统，著名的作家更不例外，在创作中他们不但极尽文言之能事，而且在理论上也发言立说，对如何文言，纷纷高扬自己的观点。欧阳修是宋代诗文语言风格的奠基者，无论是在文言理论上，还是在其文言理论之实践上，均有积极的建树，尤其是在文言理论上，他提出了古今不惑的规律性见解，这在今天仍有其现实价值和意义。需要说明的是，题目中“文言”之所以加双引号，旨在以示与文言文中“文言”之区别。这里，文言指文饰言辞，在正文中，文言不再加双引号。

　　欧阳修诗文语言平易，而且他在理论上也突出强调这一点，学术界对这两个方面论述较多，但欧阳修并没有因平易而废文言，反而提出了更深入的文言观点，学术界对此却罕有论及。欧阳修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景祐元年即1034年作）中言：“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可以看出，在文言上，欧阳修所持观点，与孔子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观点，一脉相承，肯定文言的必要性。但当欧阳修看到“今之学者”，“徒巧其词以为华，张其言以为大，”“屈曲变态以随时俗之所好”时，又对其文言观作了补充：“古人之于学，讲之深而信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濯之所为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与乐秀才第一书》，景祐四年即1037年作）欧阳修这里否定“徒巧其辞”以文言的做法，而提倡“光辉之发自然”之文言。其强调的是“充于中者足”，中充者足，那么“发乎外者”必“大以光”，如金玉之英华外发。欧阳修后来在《答祖择之书》（亦景祐四年作）中以近乎相同的语言，对这一点又作了强调：“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而且，欧阳修还在这封信中对如何“充于中者实”作了说明：“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中国古代，积极向上之人生信念的坚定，只有学习儒家经典这一途径，而且儒家经典之博大精深，确实也能使学习者意得心定；心定于一，自然道纯，道纯则有内在之充实和情思之勃郁，如此而“发为文者辉光”。欧阳修的观点，相对于先前出现的“辞欲巧”、“言贵奇”、文尚艰深、“诗赋欲丽”等偏重形式之追求的文言观，显然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不仅仅是对宋初““徒巧其词以为华，张其言以为大”之片面文言的理论反驳，也是对先秦以来片面追求形式上之文言的理论反驳，而且对当代文学来说，也是一种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文言观。

　　当代文学有诸多不尽人意处，其中较突出的一点是语言的平庸，甚至平庸一词，还不足形容当代文学语言之现实，用干瘪无味来概括，似更接近实际。而古代文学语言反没有此弊端，这自然就有了疑问，难道是中国古代的文言习惯没有继承下来吗？郜元宝在《为什么粗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语言观念与现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04年第2期）一文中言：“恐怕谁也不敢说，现代作家不像古代作家那样注重语言文字的推敲。实际上，有些现代作家推敲语言文字的癖好甚至为某些古代作家所不及。”确如郜先生所言，当代也有作家非常注意推敲文饰言辞。汪曾祺1987年在耶鲁、哈佛大学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中也说过：“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尽管当代作家也重视语言，而且遣词组句上也不乏推敲和文饰，但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相比，在语言上总是有“精粗之别”，甚至是雅致与俗滥之悬殊。“自家有病自家知”，当代作家对此，也不时发出呼救之声，如刘恪在《梦中情人?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中言：“拯救汉语已是一个艰巨任务。”贾平凹在《中国当代文学缺乏什么》（《小说评论》2002年第2期）一文中也说：“如何进一步建立和发展新汉语写作”，“便一直是在困扰着”当代作家。批评家关于当代文学语言“粗糙”、“失语”等的批评或警示更多，这里不再一一举述。

　　那么，现在关键问题是怎样才能从此困境中走出，怎样才能使当代文学语言从粗糙中振起。作家们、批评家们对此不乏思考，如刘恪认为，应动摇语言习惯，“破坏传统语法”，“扭曲话语的情感”（见《梦中情人?跋》）；郜元宝认为，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关系上的疏离是当代文学语言粗糙的原因，主张作家有节制地去掌握鼓胀的现代语言（见《为什么粗糙》）。从刘、郜的思考，可管窥蠡测当代关于疗治时病的探讨性观点，诸观点偏重就语言而语言之探讨，而忽略了对语言主体的思考，这样就难免产生如刘恪的扭曲性观点和郜元宝的与实际不符之认为，相比较之下，欧阳修的“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的文言观，就有了不容忽视的启发意义和建设性价值。

　　欧阳修所强调的“中充实”，说的宽泛些即学养。中国古代作家之学养，无论是文学修养，还是品德思想修养，无不高格极致（当然，也偶有例外），如此则“发为文者辉光”。在浮躁而趋俗的当下文化环境中，当代作家之学养实不敢恭维，别的不说，就连最基本的语言功夫，都很难说具备。如前面述及的贾平凹语句：“如何进一步建立和发展新汉语写作，语言便一直是在困扰着中国作家。”谁能相信，这蹩脚的句子出自贾大作家之笔下。我敢说，在鲁迅之著述中，是找不出这三脚猫语句的。文如其人，据其作品所写内容可以想象其为人，从《金瓶梅》看到的只能是兰陵笑笑生，绝不是曹雪芹，而从《红楼梦》看到的只能是曹雪芹，而绝不是笑笑生。当代文学中，尤其是小说中，内容之粗俗者，数不胜数。内容粗俗，语言想求高格，自然没有了可能。境界不高，则道不纯；道不纯，则充于中者不实；充于中者不实，那么发为文者自然无辉光可言，这就难免平庸或粗俗了；写作语言的蹩脚，又加剧了这平庸和粗俗。

　　杜甫在《偶题》诗中说得好，“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当代文学要走出语言平庸粗糙之困境，写作者就要提高学养，以充实自我，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思想境界要高。黄庭坚最反对俗，他说：“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书嵇叔夜诗与侄木夏》）俗除了黄氏所强调的不可医外，还有则是，俗则不足观也。人俗则文亦俗，俗则不足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