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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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夷陵的宜昌自建置以来，地方长官如流水不断，倘要追忆起来，首屈一指的无疑是欧阳修。因为在众多的官吏中，唯独欧阳修的事迹流传得最多最广，既名噪当时，亦影响后世。直到今天，宜昌人仍念念不忘，津津乐道，并将欧阳修引以为豪。这不仅仅因为他是我国中古文化史上的一代宗师，更主要的还是他在夷陵留下的文化遗存，远比其他历史人物都要丰富。可以这样说，欧阳修是座历史丰碑，是夷陵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里程碑。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他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既是杰出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也是有名的政治家。就是这样一位名动天下的人物，与夷陵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芦荻学书

欧阳修出自书香门第，也可以说是官宦人家，但亦为寒门。他父亲欧阳观和叔父欧阳晔都是考中进士为官的。出生那年，他父亲在绵州（今四川绵阳）做推官；四岁那年，他父亲迁任为泰州（今江苏泰州）判官，病卒于任所。当年他母亲郑氏才二十九岁，其下还有一个年幼的妹妹。

欧阳观一生清廉好施，留给子女的只有少许书籍和一张《七贤图》。他一去世，其家人顿时陷入困境。欧母郑氏只好带着一对儿女投奔小叔子欧阳晔。欧阳晔时为随州（今湖北随州）推官。他也是一位清官，援助有限。所以欧母郑氏只有自力衣食，靠勤俭度日。郑氏原本是一个有文化的大家闺秀，深知“学而优则仕”的道理。她望子成龙，一心想让儿子读书有出息，可是家里穷，不仅无钱供儿子拜师上学，连笔墨纸张也成问题。郑氏于是想了个苦法子，即用荻杆（状如芦苇）作笔，以地当纸，自己教儿子识字、习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画荻教子”的故事，亦称之“芦荻学书”。

欧阳修读书非常刻苦专心，不少书读过就能背诵。家里的书读完了，他便找邻里借书抄诵。经过母亲的辛勤教育和自己的勤奋努力，他在少年时代就打下了很好的文化知识基础。与此同时，郑氏还以其父的事迹循循善诱地教导欧阳修，为人要正直，为官要清廉，这也影响了欧阳修的一生。

欧阳修二十岁时赴京应试，二十四岁时进士及第，从而踏上了仕途。他最初出任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推官；三年届满后，回到京师汴梁（今河南开封），不久授宣德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任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简单地说，就是一名史官，官衔并不高。由于他博学多才，尤其擅长散文，已是一位颇有声名的人了。他不仅是一个才高八斗的文人墨客，而且还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有识之士。就在这一年，也就是宋景祐元年（1034）五六月间，欧阳修到京师时，听说范仲淹下放为地方官（常州知州），就致书范说：“虽有东南之乐，岂能为有忧天下之心者乐哉！”他希望范仲淹到朝廷参政议政，首次提出了“忧天下之心者乐”的观点。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在政治上主张改革，力图刷新，一生屡遭贬谪。他有一名千古传诵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也曾说过“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时间比范仲淹还早些，是他贬到夷陵期间写的《易或问》一文中表述的。这种积极的人生价值观，是欧阳修和范仲淹所共有的，且都由来已久。范仲淹年长欧阳修十八岁，又是革故鼎新的先驱，所以欧阳修非常敬重范仲淹，甚至寄予莫大的希望，希望范仲淹能够领导改革派振兴大宋纲纪。因为那时的宋朝，内忧外患。外部不断受到辽国、西夏的侵扰，大宋国力衰弱，只好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不仅割让土地，还每年送银给绢。而内部呢？文怡武嬉，奸臣当道，政治腐败，官场中投机钻营、阿谀奉承之风盛行，忠臣良将往往遭到陷害打击。面对如此状况，岂能不令范仲淹和欧阳修这样的人心忧天下！
（二） 言事遭贬

欧阳修在馆阁（皇家藏书处）从事史学工作不到两年，就因论救范仲淹而被贬为峡州夷陵令。

事情是这样的，范仲淹在景祐二年底调回京师就职。他走马上任不久，就与把持朝政的宰相吕夷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个吕夷简以老病处相位日久，因循守旧，反对任何改革，只图个人安乐，所以政事多废弛，而且他还任人为亲，一时官吏进用多出其私门。为此，范仲淹送给他一幅《百官图》予以讽喻，反对近臣进退全由宰相说了算的做并向仁宗上书了《帝王好尚》、《选贤任能》等四篇论文，指陈时弊，以期革新，由此触犯了宰相，也得罪了皇帝，结果又被贬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当时朝臣纷纷论救，朝廷却明文规定，不准百官越职言论。集贤校理余靖（字安道）上书请求收回成命，被贬为筠州（今江西高安）酒税官。馆阁校勘尹沫（字师鲁）亦因言论其事，并自承是范仲淹之党，以致“待罪”，即暂未处理，后被贬为监郢州（辖今湖北武昌至钟祥）酒税。而身为左司谏的高若讷却倾向位高权重的吕夷简，非但不在朝廷上替范仲淹辩白，反而还在友人余靖家中诋毁范仲淹。尹沫和余靖都是高若讷的友人，也都是欧阳修的良师益友。他们不是谏官，却坚持正义，敢于越职言事；可职责所在的高若讷却反其道而行之。两相比较，欧阳修忍无可忍地“义动于口，言激于外”，不顾朝廷“戒百官越职言事“的诏令，写下了著名的《与高司谏书》。在此文中，他义愤填膺地讥切高若讷出于一己私虑，不分是非，逢迎权贵，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耳”，并无所畏惧地正告：“若犹以谓希文（即范仲淹）不贤当逐，则予（我）今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您）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高若讷看后，恼羞成怒，果将此书上奏于朝，诬告欧阳修是攻击皇上，以惑众听，要求予以惩办。就这样，未及而立的欧阳修被定为
“妄形书牍，移责谏官，恣陈讪上之言，显露朋党之迹”的罪名，贬谪夷陵令。时为景祐三年（1036）五月二十一日。

欧阳修为范仲淹鸣不平，是基于人间正气，积极为改革派呐喊助威。他情知越职言事会倒大霉，也深知得罪权贵不会有好果子吃，但义无反顾。在范仲淹被逐出朝廷后，他曾带弟子留待范仲淹数日，当时就有一位大臣提醒道：“何苦自陷党人？”欧阳修说：“范公是天下贤者，倘若因此受牵连，也算有幸了！”后来事态的发展，正如这对话所言。欧阳修得了一个朋党的罪名，也得了一个良臣的贤名。当年蔡君漠作了一首《四贤一不肖》诗，都城的人争着传抄。其诗中的“四贤”就是范仲淹、余安道、尹师鲁和欧阳修；“一不肖”为高若讷。

话又说回来，尽管欧阳修对这次行为的后果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然其打击毕竟太沉重了。他那“忧以天下”的热忱之心受到挫折姑且不论。就个人而言，家庭连遭变故，先是元配夫人胥氏去世，产下一子未满月；续弦杨氏夫人，又在上年（景祐二年）病卒；同年胞妹亦新寡，带着一个不是亲生的幼女来投靠娘家；再加上年已五十四的寡母郑氏，真可谓鳏寡孤独集一家。这样一个家庭，却要搬迁到偏远的夷陵小县，这就凭添困境了。

在最需要亲人理解和支持的时候，欧母郑氏挺直腰杆，“言笑自若”地鼓励欧阳修安贫乐道，处之泰然。当时还有不少好友盛情款待，不过他们对欧阳修遭贬的认识与理解不尽相同，有表示同情安慰的，也有表示惊骇赞赏的。而守旧派官吏却如狼似虎，“催苛百端”地逼他快点离开京城。

迫于当朝的驱赶，这年（景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欧阳修偕同老母郑氏、三岁小儿和寡妹欧阳氏等人，一行到汴城东水码头坐船，匆匆离开京都。
（三）贬路漫漫兮

由京师到夷陵，千里迢迢。对于是走陆路，还是行水道，欧阳修一家人还是慎重商议过的。他们最初打算走陆道，因为从汴梁到夷陵，陆路约一千六百里，途经南阳、襄阳和当阳等地，最后到达目的地，其间经过二十八个驿站。而水路却需由大运河往南，再溯江而上，至夷陵长达五六千里。但因“大暑，又无马”，加上欧阳修的母亲找一个算命先生卜了一卦，此先生认为走水路虽然远些，所需时间也长些，却能确保一路顺风，平安如归。于是他们便乘舟楫，顺汴水南下，“冒火热而履深险”。
六月十一日，舟泊楚州（治今江苏淮安）西仓。恰逢余安道在楚州，他得知消息，便赶来相会。余与欧阳修是馆阁同事，也是文学好友，这次贬后重逢，百感交集。俩人相聚二天，畅谈国事家事，还言及到不少福祸褒贬方面的情况。同病相怜，欧阳修劝慰余安道不要忧愁，君子之志不可夺，“慎勿作戚戚之文”，即不要把哀怨悲切的情绪见诸文字。
要说欧阳修遭贬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他没有悲观，但也很难乐观，亦忧亦喜，苦中有乐。这从他在贬途中所作的诗文里就可管中窥豹。

在《初出真州泛大江作》一诗中，首起一句“孤舟日日去无穷，行色苍茫杳霭中”，降职离京，命运多乖，前程渺茫，不能不忧。面对这次人生的转折，“山浦转帆迷向背，夜江看斗辨西东”，欧阳修努力地辨别方位，既反思自己，又正视现实，从而确定为一个新的起点，“远来犹喜及秋风”。这一个“喜”字，是一路上的美好风景带来的，也是沿途亲旧的殷勤迎送带来的，更主要的还是他本人郁进奋上，自强不息。

在过九江（今江西九江）时，欧阳修游览了纪念白居易的琵琶亭，抚今追昔，感时伤怀，“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含着泪水写下了《琵琶亭》：“乐天曾谪此江边，巳叹无涯涕泣然。今日始知余罪大，夷陵此去更三千。”
欧阳修虽然正确地对待这次挫折，但是“朋党”的罪名，贬官文人（有罪之人）的阴影始终伴随着他，一时很难淡化无存。他是封建时代的人，其封建纲纪自然会深深地烙印在他心里。这次贬谪而未遭杀戮，他感到庆幸，所以时刻警诫自己。

在《江行赠雁》一诗中，欧阳修触景生情，由“云间征雁水间栖，矰缴方多羽翼微”（多遭猎射），联想到宦海沉浮，何尚不是处处有暗箭或陷井，迫害的对象自是正直贤能之士了。所以他虽感到孤寂，却也觉得是不幸之中有幸，寄语天上的自由雁：“莫辞伴我更南飞”。
九月四日晚泊岳阳（今湖南岳阳）。适逢夷陵县派出的衙役远迎至此，这使得欧阳修感到欣慰。稍后数日，他给时为峡州判官的友人丁元珍写了《回丁判官书》，直言不讳地告之“始惧而后喜”，因为“修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罪而不忍即诛”，他觉得皇上让自己移地做个县令，是个训诫。他是“有罪之人”，而沿途同僚和夷陵人不仅“不以有罪困辱之”，而且还“加以厚礼”，实在“可谓幸矣”！
这一路“沿汴绝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才至荆南”。从京城到荆南境，五千里的水路，欧阳修一行用了一百一十天的时间。他给尹师鲁致信说：“修行虽远，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亲旧留连。又不遇恶风水，老母用术者言，果以此行为幸。又闻夷陵有米、面、鱼如京洛（一如京师、洛阳），又有梨、栗、桔、柚、大笥、茶、荇，皆可饮食，亦相喜贺。”在《与薛少卿书》中，他写道：“某自南行，所幸老幼皆无病恙，风波不胜恶，凡舟行人所惧处，皆坦然而过。今至此响夷陵，江水极善，亦不越三四日可到；又闻好水土，出粳米大鱼梨栗甘桔茶笥，而县民一二千户，绝无事，罪人得此，为至幸矣！”由于沿途多有故旧相识，所以欧阳修行程缓慢。荆南是峡州的上级官署，到了这里，也就意味着“走马上任”。因此欧阳修向好友们传书报平安，并介绍任所有好吃的好喝的，是个好地方。而他所了解的夷陵县情，远远不只如此。一方面，他视此次贬谪夷陵不过是“闲居僻处，日知进道而已”；另一方面，他自出京以来，“至今不曾饮酒”，决心“到县后动官，以惩洛中时懒慢矣”。可以想见，对于峡州夷陵，他除了翻阅书籍外，还问过不少知情人。

110天的行程是漫长的。其间经历，欧阳修比较详尽地记在了《于役志》中。《于役志》是我国最早的日记文宏作。“志”就是记；“于役”是“往（在）外服役”的意思。《诗经》中有首《君子于役》的诗：“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写的是一位妇人怀念久役在外的丈夫，归无定期，不知何时方得回家相会。由此可见，欧阳修对于贬谪夷陵，最初是当作“服役“的，也考虑过不知何时回京。概因唐宋以来，社会上有一种风气，士大夫重京职，而轻地方官。欧阳修起初也有这方面的意识。直至荆南后，他的思想境界才又有了一次飞跃的发展。十月中旬，他在江陵写下了感人肺腑的《读李翱文》。李翱是中唐时期的人，性格刚强，忧公而忘私，却未得到朝廷重用。欧阳修以古为鉴，深感国家民族的危机重重，与李翱所处的时代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联想到时下那些“在位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者的丑恶嘴脸，他痛感当今之世象李翱那样上下共忧的人太少了，因此大发思古之幽情。思来想去，欧阳修对如何做个贬官文人，做一个怎样的贬官文人，有了明确的`答案，那便是从沉哀郁闷中抬起头来，尽一介县令之责，勤政爱民，当好芝麻官。
（四）知州迎县令

欧阳修一行抵达贬所夷陵城时，已是十月二十六日。由于他的《于役志》截止荆南，从江陵到夷陵这段行程，历来有二种说法，一说全程为水道，一说中途改走陆路。前者文献记载相对多些，欧阳修的《初至虎牙滩见江山类龙门》亦可佐证。其诗中说：“虎牙滩上乍行船，山形酷似龙门秀，江色不如伊水清”。龙门山和伊水河是洛阳的风光名胜，欧阳修最初为官在洛阳。他将昔日所见的佳境与目下初见的素有“楚之西塞”的荆门、虎牙山相比较，情景交融，意味深长。至于后者亦有根有据，比如陆游《入蜀记》中说：“欧阳文忠有《枝江山行》五言二十四韵，盖文忠赴夷陵时，自此陆行至峡州，故其《望州坡》诗云：‘崎岖几日山行倦，却喜坡头见峡州。’”欧阳修确有《自枝江山行至平陆驿》长诗，开篇即是“枝江望平陆，百里千余岭。萧条断烟火，莽苍无人境……”山岭连绵，人烟稀少，这是当年枝江至夷陵之间的荒凉景象。

不论是水道还是陆路，总之一路舟车劳顿，欧阳修一家老小平平安安地到了夷陵。他在《再与尹师鲁书》中说：“老幼无恙，老母旧不曾饮酒，到此来日，能饮五七盅，随时甘脆，足以尽欢。修之旧疾渐以失去，亦能饮酒矣。”欧阳修离京前就患有咽喉病，尹师鲁曾劝他不要喝酒。欧阳修一路前来，确也克制自己，但一到夷陵，便开始畅饮了。连他素不饮酒的老母亲也喝起酒来。究其原因，自是高兴，一来到达目的地，二来受到当地的热烈欢迎，特别是知州朱庆基等人还专门为欧阳一家建造了居所，由此安家落户了。

欧阳修有才华与名气，是由京城外放的朝廷命官，再者，他堂叔欧阳颖早年当过峡州判官和知州，就凭这二点，也足够夷陵人肃然起敬了。而时任知州朱庆基和判官丁元珍与欧阳修都旧有交情，欧阳一家受到礼而有加的欢迎，亦在情理之中。其实还在“于役”途中时，丁判官就与欧阳修互通过书信，夷陵地方官也派有人远接。在欧阳修进城前，作为顶头上司的朱庆基，亦曾亲自远郊迎接。关于这则轶闻，《东湖县志·杂录》（东湖为宜昌县旧称）中有记载。

那是景祐二年（1035），朱庆基以尚书驾部员外郎（军事官员）出守峡州。其时峡州领夷陵、宜都、长阳和远安四县，州衙在夷陵城关。但城里人少，屋宇稀疏，街巷无形，市面杂乱，与“峡路三巴接，江流九派通”的中心地位实在不相称。朱庆基上任后，就着手整治夷陵城，动员力量修筑栅栏，取直街道，铺设石板路，种植树木，美化环境；又教市民拆茅屋改建为瓦房，从而使市容大为改观。同时，他还指示夷陵县令刘光裔修缮县署，兴建敕书楼（存放皇帝令文的地方）。

一天夜晚，朱庆基上床入睡，朦朦胧胧中梦见一吏飘然来到州署衙门，说是城隍派他来传口信，责令朱知州迅速修葺破破烂烂的夷陵县衙，交待完毕又飘然而去。朱庆基醒来自思，整治城郭街衢，已花掉地方许多财力，老百姓生活还十分贫困，亟待改善，若再修缮县署，地方财力将不堪承受。梦中仙吏所言，朱庆基只当成幼觉，所以未放在心上。不想以后连续三天，夜夜一梦，且梦梦相同，让人好生奇怪。于是他便召集同僚商议，随后责成县令刘光裔整饰厅事（办公室），更新吏舍。由于资金紧缺，老县令只好简单地装修整治了一番。

又一日清晨，朱庆基刚到公署，一差役来禀报，说是京城的史官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令，估计现已到了荆门。直到这时，朱知州才意识到前期几梦，却原来是故交来此的先兆。他当即邀集僚属及县署众官，匆匆沿长江北岸赶赴荆门虎牙江关。

虎牙水域是入夷陵的一处险滩，江中礁石嶙峋，往返舟楫都是走南不走北。欧阳修所乘的官船，也是靠南岸溯江而上，徐徐推进，半日之后才在江北岸的临江溪边泊舟，与前来迎接他的朱庆基等人见了面。当时欧阳修官阶县令，是朱知州的下级，但他来自京师，而且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文史官，所以备受同僚尊重，朱知州也很钦佩他，故十分热情地欢迎。

朱庆基感其梦，待欧阳修特别友好，后每当欧阳修来拜见，他总是先降阶迎接。欧阳修知道朱庆基是一位清正廉洁、礼贤爱士的好官，在峡州时间不长，却深受老百姓的拥戴。有感知州如此礼遇自己，欧阳修办事更加谨慎，也更加尊敬这位上级。

这则故事无疑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但朱庆基礼待欧阳修，欧阳修敬重朱庆基，委实不虚。

欧阳修在《夷陵县至喜堂记》中有云：“某有罪来是邦，朱公于某有旧，且哀其以罪而来，为治县舍，择其厅事之东以作斯堂，度为疏洁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与宾客偕至而落之……今乃赖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顿，使忘其有罪之忧……”在《与尹师鲁书》中又说朱知州不仅“以故人日相劳慰，时时颇有宴集”，而且将欧阳修的居室早已列入议事日程。

欧阳修的居舍地址选择在县署正堂的东院内，择好良辰吉时动工修建，只十数日就告竣。而前任县令刘光裔建敕书楼、修办事厅和增加城栅，都因财力所限，花了一年多时间。欧阳修居室建造如此之快，足见朱知州的一番苦心。居室落成那天，朱庆基还举行了简单的庆典。

究其实，这居舍是简朴的砖木结构，没有雕梁画栋，也不大，四周少树，无花无草，但算得上当时夷陵城的上等房屋了。住在这里，既可“休心”，又能“忘忧”，所以欧阳修对此新居非常满意，取名为“至喜堂”，并作记珍藏在壁中。
（五）至喜之记

欧阳修贬谪夷陵，来时忧，至而喜。为此，他大笔一挥，特别地写出了《夷陵县至喜堂记》和《峡江至喜亭记》。从这二篇文章中，就可了解到那时峡州夷陵的现实况状。

对于“春秋楚国西偏境，陆羽茶经第一州”的峡州，对于“平时都邑今为陋，敌国江山昔最雄（三国时吴蜀战争于此）”的夷陵，身为文史官的欧阳修在来之前就已了若指掌。他知道峡州是全国一小州，而夷陵又是峡州一小县，偏僻贫穷自不待言。但身临其境后，峡州夷陵还是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印象。在《夷陵县至喜记》中，他客观地记述道：“峡州治夷陵，地滨大江，虽有椒、漆、纸以通商贾，而民俗俭陋，常自足，无所仰于四方。贩夫所售，不过鳙鱼腐鲍，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贾，皆无为而至。地僻而贫，故夷陵为下县，而州为小州。州居无郭郛，通衢不能容车马，市无百货之列，而鲍鱼之肆不可入。虽邦君之过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趋。而民之列处，灶廪匽井无异位，一室之间，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岁常火灾。而俗信鬼神，其相传曰：作瓦屋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书荆以狄火，而诗人亦曰荆蛮。岂其陋俗自古然欤？”经济落后与民俗简陋如斯。常言道“无商不富”，而夷陵城小街小巷，没有大户商贾，市面也没有百货商店，只有一些小贩子、小地摊，卖的东西也令人不敢恭维。或许是供大于求的缘故，或许是新鲜货难进，民所喜见的腌鱼到处堆放，常常腐乱变质，臭气难当，使得来往行人忍不住用手捂着鼻子快离开。再看居民住宅，也是不堪入目。一堂之中，楼上挤住人，楼下喂养猪，而且厨房、谷仓、水井、路厕什么的，都没个体统，几至混在一起。据《山海经》记载，有一种鸟叫毕方，一旦城里某处失火，群鸟就会衔火，从此屋到彼屋，弄得满城皆焚，夷陵人就深信当地有这种鸟。而且市民又兴迷信，不愿意建瓦屋兴茅房，说是砖和瓦属土，住瓦屋不吉利，因为人死归土，即入土为安。如此陈规陋习，由来已久。
就在欧阳修贬谪夷陵前一年，朱庆基就任峡州知州后，“始树木，增城栅，甓南北之街，作市区；又教民为瓦屋，别灶廪，异人畜，以变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刘光裔治其县，起敕书楼，饰厅事，新吏舍。三年夏，县功毕。”朱庆基大治峡州，虽说大见成效，但夷陵仍可用“小、蛮、僻、陋、穷、荒、古”七个字来概括。

所谓“小”，是说夷陵县是小峡州中的小县，说是城，实际上相当一个小集镇。“县民一二千户”，“青山四顾乱无涯，鸡犬萧条数百家”（《寄梅圣俞》）。

所谓“蛮”，是指夷陵为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在《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一诗中，欧阳修描述夷陵“巴宾船贾集，蛮市酒旗招”。他刚到夷陵时，就见驿码头上有一些巴（蜀）商船到处零乱停泊。虽说这儿是个山货集散的小转运码头，却“绕城江急舟难泊”。在《寄梅圣俞》一诗中亦云：“楚俗岁时多杂鬼，蛮乡语言不通华”（楚族来自中原，夷陵多汉族，但欧阳修还是感到这儿的语言与中原地带差异很大）。
所谓“僻”，是指夷陵远离京城，为偏僻之地。《夷陵至喜堂记》有载：“然夷陵之僻，陆走荆门、襄阳，至京师，二十有八驿；水道大江，绝淮，抵汴东水门，五千五百有九里。故为吏者多不欲远来，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岁满或自罢去。”由于僻远，官吏们大都不愿到这儿来，以致在职的往往无继任接替，一到届满就移地为官，有的甚至自行而去，另谋高就。

所谓“陋”，是指“民俗简陋”。所谓“穷”，是指人们占有的财货少，生活艰苦。“既陋且穷”，这在《夷陵县至喜堂记》中有详实的表述。欧阳修推心置腑地告诉友人：
“某久处穷僻，习成枯淡”。

所谓“荒”，是指夷陵未得到开发而呈现一片荒凉景象。所谓“古”，是指夷陵风俗古朴。这在欧阳修的诗文中可谓老生常谈的话题，如“荒烟几家聚，瘦野一刀田”（《劳停驿》），“萧条鸡犬乱山中，时节峥嵘忽已穷。游女髻鬟风俗古，野巫歌舞岁年丰”（《夷陵岁暮书事呈元珍表臣》）等。就是在离开夷陵五年之后（1041年），欧阳修还在《忆山示圣俞》诗信中写道：“吾思夷陵山，山乱不可究。城东一堠余，高下见岗阜。群峰迤逦接，四顾无前后”，“深行得平川，古俗见耕耨。涧荒惊麇奔，日出飞雉雊”。夷陵面江靠山，岩石裸露，獐子出没，野鸡楞飞，严酷的自然环境，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使欧阳修不能不感到意外。
不过凡事都有个一分为二。夷陵虽存在严重不足，却又有着得天独厚的长处。一言以蔽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夷陵县至喜堂记》末语就是这样说的：“然不知夷陵风俗朴野，少盗争。而令之日，食有稻与鱼，又有桔、柚、茶、笋四时之味。江山之秀美，而邑居缮完，无不可爱。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喜也。”
欧阳修足涉夷陵的名胜山川，激扬文字，热情洋溢地赞美“西陵山水天下佳”！正因
“县有江山之胜，虽在天涯，聊可自乐”，所以他感慨地说：“不因迁谪岂能来”！

来夷陵的第二年（景祐四年）三月，朱庆基在峡江口（旧称西塞门、镇川门，今滨江公园镇江阁一带）北岸上，建了一座亭子，名曰至喜亭。其目的是为过往舟夫商旅提供一处憩息的场所。因为川江之舟，行经蜀道三千里，闯三峡，历险滩，一路惊魂，“至此而始平夷，以为行人之喜幸”，故名至喜亭。在朱庆基和幕僚们的公推之下，欧阳修为之作了《峡江至喜亭记》。记中有云：“夷陵为州，当峡口，江出峡，始漫为平流，故舟人至此，必沥酒再拜相贺，以为更生。”此为一喜。“夷陵固为下州，廪与俸皆薄，地僻且远，虽有善政，不足以为民誉，以资进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忧患，而就乐易”，此为二喜。“自（朱）公以来，岁数大丰，因民之余，然后有作，惠于往者，以馆以劳，动不违时，而人有赖，是皆宜书。”此为三喜。这篇文章不足四百字，却揭示出长江上游水道的历史，三峡的险势，夷陵的地位，进而称赞朱庆基的风范及其政绩。

朱庆基在夷陵（宜昌）历史“名宦“中占有一席之地，说来与欧阳修的宣扬不无关系。而事实上，朱庆基在任时，峡州岁岁平安，年年丰收，州人为此建造了一座来丰亭，“以美之，遗爱至今”（清《东湖县志》）。

不论是《夷陵县至喜堂记》，还是《峡州至喜亭记》，都是欧阳修为夷陵令时的满意之作。文因景成，景因文传。此后，迁客骚人们往往观赏一下至喜堂，游览一番至喜亭，更有为之挥毫泼墨的。比如苏轼游历夷陵，特作了一首《至喜堂》律诗：“夷陵虽小邑，自古控荆吴……人去年年改，堂倾岁岁扶……”尤其是至喜亭，夷陵人把它列入郡内的三大名胜（三游洞、楚塞楼、至喜亭）之一。北宋书法家黄庭坚曾将欧阳修的记书写碑文，文与字珠联璧合，为至喜亭增色不少。此亭历经数代，至清代中叶不复存在。直到1983年，宜昌市人民政府在峡口三游洞山顶重建了至喜亭，并重刻欧阳修《峡州至喜亭记》碑文于亭内，供人们登临览胜。
（六）山水之乐

欧阳修是个为政风流的文官，“在乎山水之间”。他在公务之余，闲暇之时，或著书立说，或游山玩水，相得益彰。

初至夷陵时，欧阳修忙得不亦乐乎，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方方面面的应酬，既要与周围的人交往，又要给外地的亲朋好友致书回信，写有《送前巫山宰吴殿臣》、《夷陵上运使启》、《谢朱推官启》和《与薛少卿公期》等诗文；二是“闺门内事，亦须自营”，他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带儿的守寡妹妹，都须妥善安排；三是接手县治工作，尽快在其位谋其政。所以在当年内出游不多。尽管如此，他也游览过近郊的东山寺、龙兴寺等地。

住在至喜堂，欧阳修的心情是惬意的，但毕竟是身处逆境，故也难免愁绪时生。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就流露出“物华虽可爱，乡思独无聊”，“山城寂寞少嘉宾，喜见琼枝慰病翁”之类。三年内两次丧妻，时下又遭贬，使得而立之年的欧阳修“心衰面老”、“瘦骨清如水”（《送张屯田归洛歌》）。不过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不会因人生不如意而颓废。在看到“夷陵山谷间多黄杨树子”后，他作下《黄杨树子赋》来托物言志：“负劲节以谁赏，抱孤心而孰识”、“节既晚而愈茂，岁已寒而不易”。
初来乍到，为了熟知夷陵风土人情，欧阳修一方面翻阅衙内文书档案，另一方面走访知情人士。他在赴任途中，还以为“县民一二千户绝无事”，可上任不久，便发现“夷陵虽小县，然诤讼甚多，而田契不明，僻远之地，县吏朴鲠，官书无簿籍，吏曹不识字”，又“取旧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能改斋漫录》），乃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是，天下固可知”。正因夷陵“凡百制度，非如官政”，欧阳修从此“遇事不敢忽”，并“一一自新齐整，无不躬亲”。也正是他“到县后勤官”，未几，夷陵县“幕府文书日见稀”。
欧阳修接触过各方人士，其中有个叫何参的老者，“居笃学坊，博学好义，不求闻达，人称处士”（《东湖县志》。处士就是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后亦泛指没有做过官的读书人。欧阳修听说后，曾多次采访何参，也非常乐意与之交往。为此，他特写了《夷陵岁暮书事呈元珍表臣》一诗，末句是“荆楚先贤多胜迹，不辞携酒问邻翁（处士何参居县舍西，好学，多知荆楚故事）。”

据《欧阳修夷陵趣闻》载，欧阳修在夷陵破了一件奇案，是个唤做“双蝇抱笔头”的故事，至今还在民间流传。而提供线索的便是何参。这个故事说来话长，其梗概是：一日晚上，何参携上好酒，邀约丁判官一同来到至喜堂。欧阳修接待之中，取出新诗来请教。何参欣赏之余，讲了一个髻鬟游女“携酒问村翁”的奇遇，说是一个衣着古朴的女子送给他一罐“杜康”酒，拜托他打听一个叫什么莫文熙的，现正关在县牢里，临去之前还请托将一块白绢转交新县令。欧阳修接过白绢，莫名其妙。当时丁元珍想起一个死囚，是由秭归送来经州府审验后关押在县牢的。第二天，欧阳修巡视牢狱，果然有好几个人喊冤，其中就有一个名叫莫文熙的。

原来，秭归秀才莫文熙与望氏青梅竹马，成年后结为夫妻，小俩口男才女貌，亲爱和睦。后莫秀才外出打工二年，可万没想到，就在他回家的当天晚上，望氏被杀了。县衙五审莫秀才，无凭无据，屈打成招下，莫被判处无期徒刑。此案有卷宗可查。至于白绢之事，莫秀才告诉欧阳修，说他当年在外回归时，曾替一名女子付过饭钱，这女子图报而相送此绢，且有言在先地提醒他多加小心。莫当晚还梦见白绢上书“见崖莫弯头，见油莫梳头。斗谷三升米，双蝇抱笔头。”过了几天，船至秭归大新滩，当时下着大雨，众人喊累欲泊船休息。莫秀才抬头一望，见滩后悬崖陡壁，有岩石突出，狰狞可怖，象要掉下似的。他突然想起“见崖莫弯头”，“弯头”就是秭归人说的船掉头靠岸的意思。他觉得危险，便以请吃酒为由催众人快前进。第二天就听人说大新滩发生了大岩崩，有几户人家和停靠的船只被卷入江中。莫秀才与同船人都庆幸躲一劫。不久到了归州，他急忙往家赶，不料想与一个抱着一满罐菜油的老妇人撞个正着，又幸无事，只是莫生从头到脚淋了一身油。回到家里，与久别的妻子喜相见，但他洗了身子却“见油莫梳头”。结果呢？这又得另说一人了。却是归州卖肉的康七生，人称一刀准，因为顾客买肉，说半斤，他一刀下来，不会少八两。有一次，望氏来卖肉，康七生见她年轻漂亮，便色迷心窍，后几次纠缠望氏。不料莫生又回来了。康七生为了霸占望氏，就在深更半夜摸到莫家，时莫生夫妻俩睡得正浓，康七生伸手摸去，一人头上有油，他便断定是望氏，遂将另一人一刀结果了。及至天亮，康七生方知杀错了人，就连夜逃到夷陵县来干老本行。事也凑巧，欧阳修情知莫秀才有冤，却苦无翻案证据。他正在批阅莫文熙的案卷时，一只苍蝇飞来落在笔尖上，他刚将这只刮去，突然又飞来一只大一些的苍蝇，也是粘在笔头上。欧阳修起初还觉得烦人，旋猛然醒悟，这岂不正是“双蝇抱笔头”么？由此，他仔细分析，明察暗访，一日恰遇自卖自夸的康一刀。从而捉拿到真凶。欧阳修后解释说，莫生故事中有“斗谷三升米”的谶语，一斗合十升，一斗谷子出三升米，还有七升变作什么？当然是康了。这卖肉的自称康七生（升），不是太巧了么？这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欧阳修洗刷莫生之冤已是上任的第二个年头了，即景祐四年（1037年）。在这一年里，他可做了不少事。
欧阳修在来夷陵之前，就已着手搜集整理《十国志》的史料。这是他自撰的一部大型断代史，后定名为《五代史记》（即《二十四史》中的《新五代史》）。当他安居至喜堂后，遂潜心编纂，并在新年伊始，远寄《再与尹师鲁书》，商量“将五代列传姓名写出，分而为二，分手作传”。
春天是花的季节，夷陵的春天来得迟，欧阳修景意结合地写出了著名的《戏答元珍》：“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这是欧阳修自谓得意的七律，也正是欧诗风格的代表篇什。

由于“县舍不种花，惟栽楠木、冬青、茶、竹之类”，欧阳修先是戏书“客思病来生白发，山城春至少红英”，后亲自动手栽花，乘兴写下《至喜堂新开北轩手植楠木两株走笔呈元珍表臣》及《千叶红梨花》。因为县城少花，他便到东山去探花，泛舟到西陵峡口折寒梅，后在“谷里花开”时玩得“更待横江弄月归”。

就私事而言，是年三月，欧阳修告假到许昌（今河南）续弦；四月得假去许昌，娶薛奎之女为妻。同月（一说九月）里，其叔父欧阳晔（一作烨）去世，欧阳修又奔赴随州，安葬叔父。薛氏夫人婚后来夷陵（有说是九月来的），给欧阳修带来了喜悦与温馨，后生有四子。据苏辙《欧阳文忠夫人薛氏墓志铭》云：“夫人生于富贵，年方二十，以公涉江湖，行万里，居小邑，安于穷陋，未尝有不足之色。”

就公事而言，有这么二则故事令人津津乐道。一个是民间相传的“巧断风流案”，说是夷陵城北有座龙兴寺，香火很旺。庙里有个年轻的小和尚，有点才学，却身在空门心不空，一日看见一位进香的美貌小姐，就信口诌出一词当经念。不想那小姐心有灵犀一点通，回到家中抄下来，却被她告老还乡的父亲瞧见了。其父思来想去，最后求助县令欧阳修。欧阳修派人抓来小和尚，考其一番，见他果有才学，便吩咐方丈杖责一顿，勒令他还俗。此生后与那小姐喜结良缘，欧阳修还特地送了祝辞：“死罪应免，活责难饶，不经挫折，哪得今宵？”另一个是方志有载的为民求雨，说是年夷陵“夏麦已登，粟与稻之早者，民皆得而食足矣，秋又大熟”，然而“晚田秋稼将实而少雨”。当时欧阳修出游近郊，见有“民稼之苗荒在草间”，又听一老者说“此月无雨，岁将不成”，于是便随民意地在张飞庙祭告汉孝景帝之神和桓侯张飞之灵，并以《求雨祭汉景帝文》（有说此为次年春为民祈雨所作）和《祭桓侯文》祈祷。据《东湖县志》云：“祈雨立应”。

如果说上年是因为时间仓促，不及多游，那么这一年内，欧阳修在夷陵所游的地方则无法数说。他再度登过东山，去过西岗，横江考察过姜孝子祠，又沿江上下到过下牢溪、三游洞、虾蟆碚、龙溪、黄溪、黄牛祠、松门等多处名胜之地，甚至“山乱不可穷”的偏僻山区。诚如他所言，“携酒探幽境”是时常的事。而他往往又是“行见江山且吟咏”，故写出许多优美的篇章，诸如《初晴独游东山寺》、《和丁宝臣游甘泉寺》、《三游洞》和《黄溪夜泊》等。夷陵“江山信美”、“西陵山水天下佳”，就是他的高度概括。
（七）事业起夷陵

在夷陵，欧阳修最亲密的朋友当推丁宝臣。他是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字元珍，景祐初中进士，旋授峡州军事判官，有文名。早在京师时，丁宝臣就与欧阳修过从甚密，丁曾做过一个奇异的梦，“梦与欧阳修同入一庙，班次欧阳上，出庙门，见一马只耳”（《东湖县志》）。关于此梦，欧阳修也曾对苏轼讲过：“同年丁宝臣元珍适来京师，梦与余（我）同舟溯江入一庙中，拜谒堂下。余班次元珍下，元珍固辞，余不可。方拜时，神像为起鞠躬堂下，且使人邀余耳语。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馆阁（指修）乃尔异礼邪？’既出门，见一马只耳。觉（即睡醒）而语余，而固莫识也”（苏轼《黄牛峡祠跋》）。待等丁元珍出任峡州判官后，欧阳修亦被贬为夷陵令，而县令级别低于判官，正应了梦中的“班次欧阳上”；更奇的是，后来他俩某日“同溯峡谒黄陵庙，入门惘然，皆梦中所见”。他们本已“不复忆前梦”，却又目睹“门外镌石为马缺一耳，相视大惊”，欧阳修“乃留诗庙中”。自此，黄陵庙的“只耳石马”得以传名。

西陵峡中的黄陵庙列为名胜由来已久，诸葛亮、李白、白居易等都曾光顾过，并留下佳作佳话。但有关石马这一奇观，最早见诸文字的还是欧阳修当年游览黄陵庙时有感于梦巧合而即兴作的《黄牛峡祠》。正是丁元珍的梦和欧阳修的诗，黄陵庙前那一向名不见经传的石马一变而为倍受人青睐。其石马在陆游的《入蜀记》中有载：“门左右各一石马，颇卑小，以屋覆之，其右马无左耳，盖欧公所见也。”有人解释，这只耳石马乃千里马也！
欧阳修与丁元珍同游黄陵庙是在景祐四年春，就在这年十二月，因欧阳修贬守夷陵县“亦既逾年，宜迁通邑之良”，所以朝廷下《制词》，又诏他“移光化军乾德县令”。翌年（1038年）三月，欧阳修举家离开夷陵，迁赴光华军（治湖北谷城县）乾德县（光化县西，比邻襄阳）。
欧阳修真正呆在夷陵的时间不过年余，虽然他在这儿“受事日浅”，但他觉得“有民与社，足为政以效勤”，因此“每日区区（我）不敢似西都时放纵”。其为政如斯。在贬为夷陵令这段时间时，欧阳修的思想有了一次飞跃，文笔写来也得心应手。他走遍了夷陵的山山水水，留下有关夷陵的诗文达140篇以上。其为文如斯。

在欧阳修一生中，夷陵是他极其重要的一个地方。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挫折，贬谪一年多的经历，对他以后的思想、事业都产生了不容忽略的深远影响。故清代诗人袁枚诗云：“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

欧阳修在夷陵的事业，不论是政治思想，还是文学成果，连同他的名字，都深深地镌刻在夷陵（宜昌）的史册上，永远闪耀着光辉！
（此文参考多种史料典籍，如宋史，夷陵州志，地情书＜欧阳修趣闻＞，＜欧阳修与夷陵＞等，成稿于２０００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