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陵庙说起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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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和友人一起去湖北宜昌黄陵庙参观，只是一座简陋的小庙，却承载了许多文化历史的传说。有北宋欧阳修将黄牛请出庙外的故事，也有千古承疑的孔明与苏东坡“乱石排空，惊涛拍岸”之争，可是绝大多数游人对这些没有了解，也没有兴趣，面对为华夏造福的大禹，他们熟视无睹，只对围绕那棵千年铁树，兴趣无比浓厚，都按导游要求转三圈求财，我心里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悲哀。

庙内有两根被水浸过的大柱子，记录了1870年大洪水的威力和沧桑。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欧阳修为范仲淹被贬之事，仗义执言，写下《与高司谏书》，而被以“移责谏臣”、“显露朋奸之迹”的罪名，贬谪峡州任夷陵县令。当年五月，欧阳修“自京师，沿汴、绝淮、泝江”，历时110多天，行程5000余里，于十月二十六日来到夷陵。宝元元年（1038年）三月又离开夷陵移任乾德县令。其间贬谪夷陵的时间达一年零十个月。

据说欧阳修任夷陵（今宜昌）县令时，只信禹王开山之功，不信神牛触石之说，把原来庙内的庙内的黄牛请出庙外，把“黄牛庙”改名为“黄陵庙”。为此，他还特地写了《黄牛峡祠》：“江水东流不暂停，黄牛千古长如故”；“黄牛不下江头饮，行人惟向舟中望”。应该说，欧阳修此举是深合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的，我对此深表敬佩。

欧阳修的原诗是：大川虽有神，淫祀亦其俗。石马系祠门，山鸦噪丛木。潭潭村鼓隔溪闻，楚巫歌舞送迎神。画船百丈山前路，上滩下峡长来去。江水东流不暂停，黄牛千古长如故。峡山侵天起青嶂，崖崩路绝无由上。黄牛不下江头饮，行人惟向舟中望。朝朝暮暮见黄牛，徒使行人过此愁。山高更远望犹见，不是黄牛滞客舟。

时光没过多久，这位北宋一代名臣，死后又配享孔庙的欧阳修，却以种种不实之辞无所不用其极地诬陷一代名将狄青，最终将其置于死地。据现有史料看，欧阳修的三次上疏对狄青之贬乃至身死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先用《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上书宋仁宗进行诋毁，说他只是普通人才，而且不知进退。再顺便广播一下谣言：他身上有不寻常的图案，家中有火光等种种坊间流传的异象，最后图穷匕首现，说他现在不造反，但说不定有可能象唐朝朱泚那样被部属逼着叛变。他当然没那个胆子，说赵匡胤也是武将粗人出身，也是被逼背叛柴荣的。后来又连续上了两个治水灾的奏章，先说开封的水灾是如何因为“天人感应”而天怒人怨，解决的办法就是罢免狄青，就不会有这样的灾祸了。

与他之前尊重大禹，不信神牛的理性精神相比，这时欧阳修是何等的荒唐和牵强附会！最后北宋柱石狄表冤死陈州，欧阳修应该说功不可没。后世人对他的所作所为是大为不解，有人说他是因为“忠君爱国”，费心心思执行祖宗家法，为国家除去心腹大患。我个人认为，更多是原因是文官集团出于保护自身利益，打击武将集团的代表人物，欧阳修在这里充当一个最坏的急先锋。狄青一倒，再无人可以和他们一争高低。中国的历史从来都是在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下进行利益之争的，欧阳修如此熟悉历史，断不会不知道这些“潜规则”。

诸葛亮在驳斥张昭等人时谈吐非凡，说“非比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这几句话送给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大部分宋朝文人是非常贴切的！真正的治世能臣如孔明、赵普、张居正又写了几本书呢？如果这些诗人学者象司马迁那样专心学问应该是成就极高的，但他们偏认为自己诗才高、文才高就是治国水平也高。宋朝的选拔体制实际上是把不合适的人才放在不合适的岗位上，这正是现代管理理念的大忌，如此经营国家，怎能不大亏输？

出门前，我在大禹神像前深鞠一躬，真正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人当然被千秋万代的人所供奉铭记，至于那些高喊口号，实则天天为自己谋利的、毫无政治责任感的历史败类，历史将来自有公论，我等不必愤恨，要相信在时间和历史面前，能忽悠天下和忽悠后人的，还是少之又少的，欧阳修不能，口号派也不能！

出门前，给大禹敬上一幅挽联，权表敬意：
国大于家，尽忠尽孝从来难以两全。

堵不如疏，治人治水自古却是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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