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误解了唐太宗[转贴]

哲别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97卷，记录了贞观六年12月发生的一件事，原文如下：

　　“辛未，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


　　在第二年，也就是贞观七年的9月，死囚们竟然一个不差，全部回来了，于是太宗把他们全免罪，放回家了。资治通鉴记载如下：


　　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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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欧阳修写了篇《纵囚论》，对唐太宗释囚一事提出了看法，全文如下。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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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有作品《新唐书》传世，他对太宗的释囚这件事是“不以为然”的。欧阳修的观点大约可以这么说：释囚一事的成功，只是太宗和死囚之间的揣测的结果，称不上是施以恩德，却可以算是太宗的“作秀”。太宗施德政已有六年，却无法使小人不作恶事，一日之恩，哪能让小人们变得视死如归？并且，这种事情偶尔做一次是可以的，但常做的话，罪恶的人就都不会死了。


　　个人认为，在这一整件事中，欧阳修对太宗的看法是值得探讨的，毕竟欧阳修政治方面能力不及文化方面，谈治世方面的事，绝对没法站在帝王的角度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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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唐太宗做这事有沽名之嫌，这一点无法全盘否认。但是，如果唐太宗没法确定死囚都能回来的话，应该不会大胆地做这事，至少，在最初时，他的预料是回来一部分就差不多了。当然，我们可以假设是唐太宗私底下让人安排了这次炒作过程——事先告诉了死囚犯们如果归来就可以免罪释放。以唐太宗的能力，是绝对可以炒作出这种事的，帝王作秀的本事从来不差，太宗眼光好，选中了释囚这种从来没有人办过的事。如今娱乐圈的炒作事件多了去，像这种事件安排起来并不难。


　　但疑问也是有的——毕竟是近四百号人呢，如果真是事先安排，难保死囚们没流出些话语来，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民间、野史更是不可能一点传闻都没有。


　　唐代时候没有如今这种发达科技，一个死囚如果想逃亡的话，查起来是很难的，总不能给犯人身上殖个卫星定位芯片吧。史书上明写着“无人督帅”，也就是说没有派人“监督”或“限制行为”。即使犯人们猜测到太宗是想“炒作”，但也不可能全部390人都猜测到，总会有几个人逃掉的，又不是所有人都跟你欧阳修一样聪明。所以说，奇就奇在390人“全部归来”这件事上。

事实上，贞观盛世时地方管理是很严密的，据学究派的说法是：“法令密而庐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亲戚比闾而处，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粤，囚之纵者虽欲逋逸，抑谁为之渊薮者？”也就是说如果囚犯们跑了，没人敢收留他。但如果就此断定太宗是炒作手段的话，未免太过武断、根据太弱，况且即使基层管得再严，亡命之人便弃家而走又如何？现代技术抓个逃犯都不一定抓得住呢。


　　再说了，基层群众管理严，这也可算是太宗之功吧，至少让他敢对纵归有信心。

　　欧阳修在文中强调了“这是上下互相揣摩心意的结果，太宗称不上施恩德”。即然是揣摩，就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囚犯人数和囚犯心理上都存在。那又为何如此肯定地说，太宗这样做是为了“求此名”呢？让你欧阳修在宋仁宗时代做做这种事，看看有多少囚犯回来再说．．．


　　况且，太宗之妙，不在于纵与归之间，而是在归与赦之间。

　　以上是我的假设，不可当真。

　　其二、释放囚犯回家这种事是冒险的，不可作为“天下之常法”，这个观点是对的。唐太宗做了一次，如果有第二次就没啥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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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对这些死囚，许多人会惯性地把他们归为“小人、恶人”，欧阳修就是这么说的。但是当时这些囚犯规中，为义杀人，或者被逼上梁山的人有多少？如果把这些人都归为“无义小人”，我想这是不太对的，杀人偿命是没错，虽“罪大”，但不一定全是“恶极”，再说了，这些人许多都不是为杀人而被判死刑的，中国封建社会古代那些歪法律大家多少都有些了解。。。欧阳修一概地把这些人驳为“极罪恶之人”，未免有些不周全。这390人里头，为着皇帝的“义”字而归狱受死的“为义而死者”，绝对不在少数。


　　古代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不像今天咱们法院判个缓刑那样除了庆幸外没啥感觉。一个死囚犯，进死牢后皇帝亲自录记名字，让他回家缓一年再回来。在当时的环境下，太宗在民间的威望对这些犯人来说，是一道无形监督网络——如果他们归家，显然他们也不可能一开始就逃，因为刚开始他们肯定以为政府会派“线人”监督。另外，若确实不是太宗事先安排炒作，并让囚犯们知情的话，囚犯们心里逃亡的想法绝对从没断过。在受迫于“群众监督压力”和“圣义压力”的情况下，他们回监狱报到前的心态除了绝望之外，感激也是有几分的。


　　在绝望的、高压力的情况下，人的心理一日之间可以老掉几年甚至几十年。最后得到了赦免，便如鬼门关逃回来一样。一纵一归，这对心灵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诸葛亮七擒孟获的事故便是一例。如此一来，“一日之教”，往往可以达到奇效，比把他们全都关个十年八年，或者杀头、诛九族都要有效果。获赦之后，他们周围的群众仍然是道无形的监督网，估计走在大街上，他脸上就得写着“我被皇帝赦免了，我不会再惹事”的表情。


　　当然，我不否认这390人有再犯的可能性，并且概率不低。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为武之最高境界。教化之道，亦通此理耳。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事偶然为之便是奇效，若“以为国之常法”，便是昏招了。当然后世也有其它皇帝干过同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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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欧阳修给许多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他的《醉翁亭记》。今观此文，里头颇有些“清高”的味道——除了文字美妙外，一个又一个的“太守”自称，摆明了写自己“与民同乐”、“乐于山水”和被贬后的“心情”，其沽名、炒作之心情跃然纸上。当然，是指自己从高官被贬为太守的不爽，而不是突出自己是太守。用句俗话来描写他的心情就是：“我才不在乎官多大呢，做个太守我倒能自得山水其乐，你看，我和群众开酒会玩得多hi呢！”


　　而能这样想，心里恰恰是在乎的，就像女人对男人说“我恨你”一样。没有人被贬后心里会爽，多少多少从文字中都能看得出来。


　　我们再读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欧阳老兄的文字、文中情怀明显大不相同，前者前中仅有国家，后者只却颇有些自恋。


　　欧阳老兄评说太宗“施德政于天下六年，却不能让小人不干恶事”，这话明显太牵强了。“施德于天下”与“一日之教化”，一是宏观，一是微观，二者结合，体现出了太宗的杰出异于历代帝王。若照欧阳老兄的说法，太宗纳谏便也成了“沽名之举”了？实在是可笑——以太守之心，度太宗之腹耳！


　　借用欧阳修在文中的一句话来评欧阳修对太宗的看法：人知评太宗而乐，而不知太宗之乐乃为帝王者社稷之乐也。


　　最后，我的总结是，太宗虽有沽名之嫌，但如此教化奇招，实为千古妙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