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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儿子（十）
大树：
在当今作家中，我比较喜欢二月河。因此，我曾竭力地将他推荐给你，让你认真地读他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因为，原来的我比较憎恨清王朝。一是他们非我族类；二是他们造成了我们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史。对于清朝的历史不想了解，也不屑了解。感谢二月河，使他通过那三部小说，用优美笔调使我对清王朝有了一个比较透彻的了解，对中国古文化的传承有了一个深切的感受。原来清朝的皇帝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每一个皇帝一样，都有一个强国、富民梦，也都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努力过。
尤其是对雍正皇帝的评价。历史上雍正皇帝的口碑并不好。甚至，野史议论连他的皇位也来路不正。实际上在二月河的笔下，他是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清王朝之所以能出现“康乾盛世”与他的桥梁纽带作用是分不开的。其实，他口碑不好的原因是他为人过刻，要求过高，处理问题的方法有问题引起了文人的恨憎，以至被诽谤。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出发点很好，目的不外是强国富民，改变大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巩固皇朝的统治。可为什么也得不到大家的理解，失败了呢？究其原因，除触犯了大部分当权者的利益外，还有一个方法问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美则美矣，但这“先”和“后”也不是所有人所能承受、所能理解的。它有时会被人敬之、远之，而不会从之。它只能使范仲淹成为名臣、孤臣，而不会成为宠臣。因为，那是一种极致，极致便和之者寡，让人寂寞。
我有点佩服欧阳修了，他在对理想满怀激情的追求之中碰壁之后，很快就看到了这点。于是，他变得雍容起来、淡泊起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于山水之间也。”但他对自己的追求并没有放弃，他在回归自然中更注重了亲情的培养，注重了自然取胜之道。于是，他利用当主考官的机会，将天下英才收归自己门下，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中宋代的六位，除他自己以外，其余五位都成了他的门下、成了他诗文革新的声援。他利用自己的个人魅力高举诗文革新的旗帜，所从者众，直到成功，并传承下去，在苏轼手里形成中国文化史上的另一座高峰。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享年64岁。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父亲苏洵的第五个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嘉祐二年（1057）与弟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五，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他还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家三口人被评为唐宋八大家，称“三苏”，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在政治上属旧党。豪放派词人。
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元祐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在宋代，苏轼的艺术成就是无人能比的，对于他，也不是简短的几句话可以说的清楚的。大树，当你对欧阳修做充分的了解后，我们再对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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