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国学概论第一：孔子与六经（3）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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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礼乐


《汉书·艺文志》：“礼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则孔子已不见有《礼经》矣。毛奇龄《西河集·与李恕谷论周礼书》：“仆记先仲兄尝言：先王典礼，俱无成书。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便目为《周礼》。国家班礼法，只于象魏悬条件，使闾里读之。刑法亦然。子产作《刑书》，反谓非法。即历书一项，关系民用，先王所谓敬授民时，与世共见者，然亦只逐月颁布，并无成书，如近代历本，则他可知矣。是以夏礼、殷礼，夫子谓文献不足。不特杞、宋无原文，即旧来传书，亦只得夏时、坤乾。一如韩宣子之以《易象》、《春秋》当礼书也。”据此，则孔子以前，本无礼书可知矣。

《论》、《孟》言“礼”，皆明礼意，著于行事，不在简策。

袁枚《答李穆堂问三礼书》：“子所雅言，诗、书外惟礼，加一‘执’字，盖诗、书有简策之可考，而礼则重在躬行，非有章条禁约也。”


《汉书》所称《礼经》，乃今《仪礼》十七篇，而《春秋》二百四十年列国君大夫行礼，绝不一言及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有《左氏引经不及周官仪礼论》。

且其书与孔子之意多违，盖出周末战国之际。

崔述《丰镐考信录》：“《仪礼》非周公之制，亦未必为孔子之书。古礼臣拜君于堂下，虽君有命，仍拜毕乃升。今《仪礼》君辞之，乃升成拜。是拜上非拜下矣。此孔子所谓泰也。古者公之下不得复有公，今《仪礼》诸侯之臣所谓诸公者，是春秋之末，大夫僭也。此孔子所谓名不正也。觐礼，大礼也；聘礼，小礼也。今《仪礼》聘礼之详，反十倍于觐礼。盖周衰，觐礼缺失，而聘礼通行故也。王穆后崩，太子寿卒，晋叔向曰：‘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今《仪礼》丧服篇为妻期年。果周公所制之礼，叔向岂有不知？何以言丧服与《仪礼》迥异？且十七篇多系士礼，已文繁物奢如此，则此书之作，当在周末文胜之时。周公所制，必不如是。孔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则今传《仪礼》，亦与孔子之意背驰也。”

“乐”与《诗》合，本非有经。

《日知录》：“歌者为诗，击者、拊者、吹者为器，合而言之谓之乐。对诗而言，则所谓乐者八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也。分诗与乐言之也。专举乐则诗在其中，‘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也。合诗与乐言之也。诗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为乐。自汉以下，乃以其所赋五言之属为徒诗，而其协于音者则谓之乐府。宋以下，则其所谓乐府者，亦但拟其辞，而与徒诗无别。与是乎诗之与乐判然为二，不特乐亡而诗亦亡。”


又礼乐应时而变。魏文侯听古乐，则昏昏欲睡。庄子称古今之变，犹猨狙之异周公。孔子不云乎：“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今使考索孔子当时玉帛钟鼓之制度法数，而曰我将复孔门之礼乐，则又经生儒者之过也。综上以言：孔子以前未尝有六经，孔子亦未尝造六经。言孔子者，固不必专一注重于后世之所谓六经也。

今考《楚语》载申叔时论教太子，列举古代典籍甚详备：

《楚语》：“庄王使士亹(wei三声)传太子葴，士亹(qian二声)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从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凡举古代典籍为当时所教学诵习者分九类：

一、《春秋》。《晋语》：“羊舌肸习于《春秋》。”《墨子·明鬼篇》：“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云云。盖当时王朝列国之史，皆称《春秋》也。

二、《世》。《世》者，世系谱牒也。《鲁语》：“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韦注：

“工，瞽师官也。史，太史也。世，次先后也。工诵其德，史书其言也。”是书《世》者，亦载德言也。
三、《诗》。《论语》：“诵诗三百”是也。

四、《礼》。礼者，《周语》：“随会聘于周，归而讲众三代之典礼，于是修执以为晋法。”故礼即古代之遗制旧例，与本朝之成法也。《楚语》子木曰：“楚国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其《祭典》有之曰：‘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此所谓法、典，皆礼也。

五、《乐》。乐者，记诗之音节制度物数。《论语》：“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者是也。

六、《令》。《晋语》：“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又曰：“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赏善而罚淫。’”皆是也。

七、《语》。前人善言佳语。《内外传》常引“语曰”云云，《郑语》：“训语有之”是也。其云：“史佚有言”、“仲虺(hui三声)有言”、“臧孙纥有言”，皆语类也。

八、《故志》。《楚语》：“范无宇对子皙曰：‘其在《志》也。’云云。”又曰：“皆志于诸侯。”《左传》成十五年：“前《志》有之。”皆是也。语言亦称“志”。《左传》襄十四年引“仲虺有言”，襄三十年作“仲虺之志”是也。

九、《训典》。韦注：“五帝之书。”《楚语》：“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者是也。《晋语》亦云：“端刑法，缉《训典》。”《商书》有《伊训》，《左传》襄四年引《夏训》，则《训典》不限于五帝书也。


约而举之，不出诗、书两类。书者掌故，凡申叔时所谓春秋、世、礼、令、语、故志、训典皆属之。诗者文学，凡申叔时所谓诗、乐皆属之。诗、书者，古人典籍之两大别也。不曰“诗、书”，即曰“礼、乐”。诗书言其体，“礼乐”言其用。《书》即“礼”也，《诗》即“乐”也。诗之为乐易明，书之为礼难晓。盖礼有先例之礼，有成文之礼。先例之礼，本于历史，春秋、世、语、故志、训典之类是也。成文之礼，本乎制度，礼、令之类是也。而后王本朝之制度法令，亦即先王前朝之先例旧贯也。盖昔人尊古笃旧，成法遗制，世守勿替，即谓之“礼”。舍礼外无法令，舍礼外无历史。“史”、“礼”、“法”之三者，古人则一以视之也。史实之变动，新例之创兴，而礼法亦随而变。如《檀弓》记“士之有诔”，“鲁妇人之髽而吊”，“晋人之毕献而扬觶”，《左传》记“晋之始墨”，“楚之乘广先左”之类，大率前代因一时特情，开一新例，其后因习沿用而成礼制。违“礼”即违“法”。“历史”即“制度”。而诗、乐本包括于礼制之中。则古人学问，可以一字尽之，曰惟“礼”而已。其守礼知礼者则“史”也。故古人言学，皆指“诗、书、礼、乐”。此即求之《论语》而可证。
《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季氏》：“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学礼乎？”


至增孔子《春秋》与《诗》、《书》、礼、乐而为五，又增卜筮之《易》而为六，而因以名之曰“经”，此皆后起之事，非孔子以前所本然也。《论》、《孟》不言“经”。
《孟子》：“经正则庶民兴”，非经籍也。

崔述《古文尚书辨伪》：“汉以前从未尝称《易》、《诗》、《书》、《春秋》为‘经’，《论语》、《孟子》所引，亦无‘经’字。《经解》出于《戴记》，未必为孔子之言。然通篇无‘经’字。其‘经’目则汉儒所署耳。《孝经》亦汉人钞撮为之。不然，不应汉以前无一人语及也。”
今按：自荀子已‘经’、‘礼’分言，惟亦不以《诗》、《书》与‘经’相连，而称《诗经》、《书经》耳。语详下。


“经”之称昉《墨子》，有经上下篇。荀子儒家，始称“经”，始以《春秋》与《诗》、《书》、礼、乐连称。然犹不知“六经”，又不以《易》为“经”。

《荀子·劝学篇》：“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杨倞注：“经谓《诗》、《书》，礼谓典礼之属。”则荀子仅以《诗》、《书》为“经”，与“礼”并举，非有“六经”也。又云：“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述。”以礼、乐、《诗》、《书》、《春秋》并举，而不及《易》。荀子不知有“六经”也。不然，何以曰“在天地之间者毕”乎？又《儒效》篇：“圣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已。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亦《诗》、《书》、礼、乐、《春秋》五者并举；而不及《易》。盖荀子单言《诗》、《书》则包《春秋》。单言“礼”则包“乐”。故分言之则五者，合言之则《诗》、《书》，即孔子之“博学于文”也。荀子之所谓“礼”，即孔子之“约之以礼”也。荀子之“始诵经而终读礼”，即孟子“由博反约”之说也。证之以荀子之书，则知其时固无“六经”之称也。


秦人焚书，则曰：“诗书百家语”，而《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其谓“诗书”，统指孔、墨以前旧籍。“百家语”，则儒、墨以下私书也。《易》在秦时，人犹知其为卜筮书，非儒家之一经也。荀卿屡举《诗》、《书》、礼、乐、《春秋》而不及《易》，《孟子》七篇，无一字及《易》，知《易》不与《诗》、《书》、礼、乐、《春秋》同科。尊《春秋》齐于《诗》、《书》、礼、乐者，其论始于孟子，定于荀卿。并《易》与《诗》、《书》、礼、乐、《春秋》而言之者，则儒、道、阴阳合糅之徒为之。其事起于汉，见于刘安、马迁、董仲舒、贾谊之书，而亦犹弗称之谓“六经”也。淮南王刘安招宾客方术之士为《鸿烈》。高诱序之曰：“王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说仁义，而著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则淮南杂糅儒、道之证也。故其书以《诗》、《书》、《易》、礼、乐、《春秋》为“六艺”，又曰：“孔丘通‘六艺’之论。”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言之异，有省不省耳。”则司马谈论学，糅合阴阳、儒、道之证也。备论六家，首列阴阳，而称《易传》，先秦无有也。史迁承父学而尊孔子，故以礼、乐、《诗》、《书》、《易》、《春秋》言“六艺”。谓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亦史迁也。

董仲舒，《汉书·五行志》称之曰：“昔殷道驰，文王演《周易》；周道叛，孔子述《春秋》；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此董氏之学为阴阳与儒相杂糅之证也。故《春秋繁露》亦并《易》与《诗》、《书》、礼、乐、《春秋》并言。贾谊《新书》，亦言“六艺”。贾生亦兼治阴阳、儒、道之说也。

《庄子·天下篇》：“《易》以道阴阳。”史迁亦言之。秦火之后，惟《易》独传。儒、道、阴阳之说，杂见于其书，遂成《易传》，至汉而大行也。


司马氏之言曰：“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明“六艺”中自分经传，而经传不限于“六艺”。

“经”者，对“传”与“说”而言之。无“传”与“说”，则不谓“经”也。《说文》：“经，织也。”左氏昭十五年传：“王之大经也。”疏：“经者，纲纪之言也。”古者于书有“记”、“传”、“故训”，多离书独立，不若后世章句，即以比厕本书之下；故其次第前后，若不相条贯，而为其经纪者，则本书也。故谓其所传之本书曰“经”，言其为“传”之纲纪也。读《墨子·经说》者，必比附于经而读之，则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矣。此古书称“经”之义。《书》有传，《诗》有故训，故亦得称“经”。章实斋谓：因“传”而有“经”之名，犹因子而立父之号。故“经”名之立，必在“传”、“记”盛行之后。墨家既称之，诸家沿用之，而《诗》、《书》亦得是谓也。墨家之辨有说，故墨辨称“经”。韩非著书，其《外储说》诸篇，自称左为“经”，右为“传”。撰辑《管子》者，题其《牧民》、《形势》诸篇曰“经言”，言统要也。《吕氏春秋》肇立十二纪，“纪”即“经”也，所以纪综群篇。曰八览，“览”揽也，所以总揽。曰六论，“论”纶也，所以经纶。其称“纪”、“览”、“论”，犹称“经”也。先秦著书，揭署“经”名，辄如此。谓“经”专儒家书，非也。谓先古已有“经”，尤非也。谓“经”为千古之常道，则尤非之尤非也。

汉之“六艺”，则惟五经，以其无《乐经》也。

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刘向受诏领校中五经秘书。《艺文志》无《乐经》。故王充《论衡》曰：“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也。”惟成帝即位，匡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有曰：“臣闻‘六经’云云，非情实也。”


然不能仅言礼而无乐，则增五经而称“六艺”。古自有“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

《吕氏春秋·博志篇》：“养由基射，尹儒学御，吕氏曰：‘皆六艺之人也。’”《周礼·保氏》：“教之六艺，曰礼、乐、射、御、书、数。”


今以称简册，则亦汉人之说。其明称“六经”者，一见庄周书，后成于王莽。

《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是谓“六经”先孔子有，虽《春秋》亦非孔子作也。以《易》与《诗》、《书》、《礼》、《乐》并称，亦出秦火后阴阳家言。

《汉书·王莽传》：“平帝时，莽奏立《乐经》，随立六经祭酒。”见《后汉书·苏竟传注》。扬子云《剧秦美新》称之曰：“制成六经”。后人则误王莽为孔子也。

《后汉》：“明帝开立学校，置五经师。”（《本纪》）“章帝诏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班固传》）则王莽六经终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