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荣氏家族的起源，已经被人们淡忘，只知在19世纪后叶，他们已修族谱到三十世。
1873年，荣氏三十世之荣宗敬，出生于无锡锡山梁溪，这是典型的中国乡村之地。后来他来到上海，改习钱庄。那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刚开始萌芽，在大上海的荣氏父子三人最先嗅出了钱庄的资本之味。以保兴面粉厂为开头，荣氏兄弟打下了荣氏企业帝国的基础。
作为民族金融与民族产业的兴起人，荣氏家族体现出了他们与众不同之处，比如公司的“无限公司”做法——董事会只享受股权，不负责具体事务和宏观决策，完全信赖总经理并委以全权。又如企业发展“吃着两头”的方针，即面粉厂需要用面袋子，便发展纱厂，并将此两大块撑着，互相递进，形成面粉和纺织帝国。
作为民族资本大家，荣氏家族的尊贵地位日臻彰显，早在1920年代的北伐战争以前，荣宗敬便与统治上海的军阀孙传芳有过交往。北伐时期，蒋介石让荣宗敬承销债券——“二五库券”，但被时任上海纱联会会长的荣宗敬以纱业艰难拒绝。这一行为羞辱了蒋介石，蒋介石为此震怒，通缉荣宗敬，查封荣宗敬家财，最后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人的斡旋，此事才得解脱。
之后，荣氏家族和国民政府的关系有所改善，在荣氏企业碰到经济危机时，国民党政府大多会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援救。
那时上海滩上的大资本家还有好几家，比如现在的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他的家族在民国时已成为无锡和上海数一数二的纺织世家，与荣氏家族齐名。但解放后，当时的大家族或南迁，或在“文革”和诸次运动中凋零殆尽，留在大陆并一直享有威名的，荣氏家族可称硕果独存。
荣家：世道变，商道不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民间资本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市民社会开始建立，自由主义经济盛行，以此为基础，中国民间资本在1936年达到了一个巅峰。然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最好的时代结束了。国难当头，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也遭受到了空前的损害与牺牲。
时至今日，我们仍感慨60年前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们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爱国行为与经商之道。他们不仅在逆境中奠基了中国的现代工业，也留下了实业救国的精神。
荣家：世道变，商道不变
抗战开始，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不外逃、不内迁，静观其变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袭上海。
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组织下，在沪的150余家兵工厂、机械制造厂等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企业内迁至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汉。而更多的轻工企业则在观望等待着，其中的典型代表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颇有影响的荣家。
荣家是指以荣宗敬、荣德生俩兄弟的资本为中心的茂新面粉公司、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三大企业系统。它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初创于1896年。至1931年，荣家企业已在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创办面粉工厂和棉纺织工厂21个，即茂新一至四厂、福新一至八厂和申新一至九厂。1932年，荣家企业的日产面粉能力达10万包，这一数字约占当时除东北地区之外的全国民族面粉工业总生产能力的1／3；同时拥有52万余枚纱锭和5300多台布机，分别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纺织工业设备总数的1／5和1／4以上。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及之后上海、无锡的相继陷落，使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苦心经营多年的荣家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据申新总公司于1938年10月委托斯班脱（Graham
Spainter,
Ltd.）所做的恢复旧观调查报告显示：在日军对上海的进攻中，仅申一、八两厂损失的固定资产就高达383万元法币、1009英镑及1961美元，间接物资损失134万元法币，两者合计超过了500万元。
尽管如此，经再三筹思之后，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还是决定分别坐镇上海和无锡，“静观其变”。
战争中的发展
在战争中，损失是可视的，而机遇却是无形的。“对荣氏兄弟来说，选择留驻上海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借战争赚取企业利润的考虑。”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家族企业的潘必胜博士对记者说。而事实也是如此，“战争”在此前的近半个世纪时间里，一直都是荣家企业集团发展大事记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词语。
据《荣氏家族》记载：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使得北方粮食急缺，华北及东北到上海采购小麦的金额直线上升，荣宗敬当时在沪经营的广生钱庄因而汇兑业务繁忙之至，盈利大增，这为一年后荣氏的第一家面粉厂——保兴面粉厂的兴建打下了资金基础。
1904年2月，日俄战争打响，这使得“茂新”积压烟台的21万包面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销售一空，“茂新”面粉在北方的销路由此打开。
1914年秋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大量的面粉订单送到了荣氏兄弟手中，二人借此“国内机制面粉的黄金时代”，大力扩充事业，使其面粉产量占据了当时全国总数的29%。与此同时，申新纱厂出产的“人钟”牌棉纱被定为标准纱，并很快打入国内外的市场——荣氏企业至此在中国牢牢站住了脚跟。
1925年5月30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荣宗敬以一名商人的冷静头脑，通过适时地抛售和吃进日元并配合舆论宣传工作，一手引导了当时日元对银元的比价。有记载说，他最终从中净赚了近400万日元。
即使在抗战中，早期蒙受了巨大损失的荣家企业也在短暂的“孤岛繁荣”，化不利为有利，为荣家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支持，这不能不说荣家具备着敏锐的商业眼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虞和平教授向《商务周刊》介绍，在1939年到1941年这段时间里，上海租界内由于战时环境特殊而人口激增，外来人潮携来的大量资金使得租界内物价大幅上涨。因此，当时留在租界内的荣家企业赚了不少钱。
据本刊查找到的申新九厂会计部门职工龚储英1959年1月的访问记录显示：1938—1940年，上海租界以外沦陷区纱厂不是被敌人炮火所毁，就是被日军强占；而内地需要纱布“极为殷切”，所以在租界内继续开工的纱厂“无不市利百倍”。那段时间是上海纱厂界高速发展期。
主营面粉业的荣家“福新”系同样在“孤岛”时期迎来短暂的高速发展期。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编著的《荣家企业史料》记载：以福新二、七厂为例，两厂在1937年共亏损了32万元法币，1938年时已成功扭亏为盈；一年后盈利额已高达210万元法币(当时1元法币约合0.29美元)。
此外，《荣家企业史料》还显示，荣家用赚来的钱先后开办了广新银公司、大新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而申二、九两厂利用银行贷款，大量购囤外国产棉花。1942年5月，荣家在汪伪政府币制改革之际，以仅相当于7936两黄金的款额，还清了荣家企业所欠在战前相当于17万两黄金的全部银行贷款。
日军占领，企业经营依旧
在战争中生存仅有商人的精明是不够的，荣氏兄弟很明白这一点。1920年
“申新”三厂的筹建工作遇到困难时，荣德生就曾感慨：“天道变，世道却不变。我只想老老实实办实业，可是不靠官场、不依赖乡绅就一事无成。”
在租界内，荣家企业借用的是美商和英商的名义。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申新二厂与美国企业订立租赁及经营合同，申新九厂改用外商名义，而申新三厂和茂新股东在上海创设的丰台公司则是向美国注册。
1941年7月，日本人曾指使汪伪政府接收申新二、九厂“归为国营”，企图侵吞这两家在“孤岛繁荣”中利润丰厚的荣家企业。据《荣氏家庭》描述，正是因为两厂所依靠的美商和英商的抗议与交涉，荣家才得以继续保有两厂的所有权。
抗日战争初期，荣家也曾考虑以1937年底成立的上海市民协会作为维护其大规模企业所依靠的组织。上海市民协会类似日军成立的“大道政府”（即伪上海市政府），带有“维持会”的性质。参加这样一个组织，作为上海申新纺织公司及福新面粉公司总经理的荣宗敬考虑的是：“上海目下事实上已无政府，在此种情况下，人民当果敢大胆，作减少痛苦之举。”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荣宗敬还曾向《大陆报》记者指出，上海市民协会与“大道政府”毫无关系，并无政治性质。他希望在这个新组织成立后，荣家“及其余在华界拥有工厂之实业家得重理旧业”。
然而上海舆论并不这样看。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1938年元旦，上海《大美晚报晨刊》刊登消息：各界爱国人士集会声讨“上海市民协会”，认为“上海市民协会”是非法的，是汉奸走狗的假名活动组织。几天后，作为上海市民协会主席团委员的杂粮业同业公会主席顾馨一家中的天井“被人投入了一颗手榴弹”……
1938年1月4日，荣宗敬与长子溥仁离开上海，从水路启程赴港。月余后的2月10日，荣宗敬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终年65岁。
2月17日，国民政府颁发褒扬令：“荣宗敬兴办实业，历数十年，功效昭彰，民生利赖，此次日军侵入淞沪，复能不受威胁，避地远引，志节凛然，尤堪嘉尚。兹闻溘逝，悼惜殊深，应予明令褒扬，用昭激励。”
荣宗敬去世后，经过荣德生几个月的过渡，申新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最终由荣溥仁继承。
尽管在1938—1941年的“孤岛”时期，在租界的荣家企业盈利颇丰，但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美英均已敌对的日本侵略军终于无所顾忌地进入上海租界，开始大肆掠夺。
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在日军掠夺之下，在上海的企业除去“申二”、“申九”两厂虎口余生外，其他各厂“基本上都不在荣氏的名下”，“申五”、“申七”和“申三”被日军委托的日商强行经营，“申六”被强占。日本军方还将“福三”、“福六”、“福一”交给了日商三兴面粉公司经营，并将厂名分别改为“三兴”一、二厂和四厂。在无锡的“茂二”则由日商华友制粉公司据为己有，并改名为华友大新面粉厂；“茂新”一、三厂在激战中被毁……
八年抗战，留驻在沿海省份的荣家企业绝大多数都没能逃脱被摧毁或被掠走的命运。“但荣家企业对于抗战胜利的贡献并不在于赚取了多少利润或是保留多少企业资产在名下，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中国社科院研究近代工商业的一位研究员评价道，“那么一个大型民族企业集团决定留驻大陆，这种鼓舞不是能用利润和资产来衡量的。”
政府入川，汉口企业拆迁
抗战期间，还有一小部分的荣家企业迁往了内地。这就是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掌管的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据1939年8月20日“申四”、“福五”重庆厂向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报告：1938年8月，“申四”、“福五”厂开始由汉迁运。翌年1月20日和5月1日，“申四”、“福五”重庆厂先后建成开工。
其实，对于“申四”、“福五”的内迁，包括荣德生在内的上海各股东以及武汉当地的部分股东都是反对的，“这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对蒋介石政府所能够给予的投资办厂环境的不信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陆兴隆说。
《荣氏家族》里就讲述了这样一件事：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蒋介石对荣家在上海和无锡的工厂下达查封令。最终以荣宗敬为首的联纱会认购了南京国民政府的50万元“二五库券”，才让蒋介石收回了查封令。
追随国民政府迁厂入川，意味着要接受蒋介石的统制经济政策，再加上西南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当时甚至有‘宁弃之江中，不愿迁之于川’的说法，”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主持内迁的李国伟也受到了荣家的责难。
在荣氏家族内部还在争论之时，蒋介石政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国民政府下达指令：荣氏在武汉的厂子必须要拆。宋美玲还为此亲自去过厂里，表示“如果不拆就毁掉”。无奈之下，荣家最终同意将“申四”、“福五”厂拆迁入川。
出乎荣家意料的是，入川后的“申四”、“福五”厂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荣家企业史料》称：“以‘申四’为例，‘申四’重庆厂生产的棉纱因为战争造成的物资内运困难的缘故而供不应求，即使价格不断上涨，也总有客户排队求购。”
“申四”的账表资料显示：1939—1945年，“申四”重庆厂的盈利约合战前法币325万元，盈利率高达70%，而如果将暗账盈利额也计算在内的话，这两个数字则可分别达到934万元法币和161%。
内迁企业获利的充实，使它们能够在大后方建立起一整套工业生产配套企业。1939—1945年间，“申四”、“福五”共在内地迁建了11个企业单位。其中，作为“申四”内迁的重点之一的宝鸡厂因为地理位置优越，生产条件和销售条件俱佳，1939—1942年的短短几年间，纱锭数量从2000个增加到20000个。
潘必胜认为，荣家内迁企业的历史意义在于，“这些内迁或迁建企业在为荣家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为当地培养出一大批掌握着先进工业生产技能和企业管理理念的人才，这在客观上大大推进了中国内地的工业化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除部分资产赴拉美发展之外，荣家企业继续留在大陆生产经营。毛泽东对荣家也评价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家族中，荣家是第一户。”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无论时局如何，荣家都能坚持生产和发展。”潘必胜如此理解荣德生的“天道变，世道不变”。
荣毅仁家族的创富之路
荣毅仁
●1916年，出生于江苏无锡荣氏家族
●1949年，决定留在大陆
●1956年，将自己的商业帝国上交给政府。
●1979年，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1993年—1998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
荣智健
●1942年，出生于上海。
●1959年，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
●1978年，只身南下香港创业。
●1982年，与人歙为在美国创办加州自动设计公司。
●1986年，加盟中信香港公司。
●1993年，荣升香港赛马会董事。
●1998年，正式掌管中信香港公司。
●2000年9月，荣毅仁家族在香港上市企业中信泰富公司拥有18%的股份，价值19亿美元。
2000年荣毅仁及其家族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50富豪第1位。其个人及其家族财产为19亿美元。
1979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荣毅仁创办“中信”，借中国改革开放春风，荣毅仁运用荣氏经营家法，呼风唤雨，得心应手，荣毅仁与国家获得了“双赢”，“中信”成为荣氏财富的引擎。
荣毅仁祖籍江苏，父亲荣德生清朝末年已是企业界名人，人称“棉纱大王”，且与兄弟合办面粉厂，在中国是一颗耀眼的明珠。
荣毅仁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与杨鉴清结婚。其时，抗日结束，荣毅仁接掌家族在无锡的面粉厂，又先后任上海合丰企业董事长，上海三新银行董事长。1949年是决定荣毅仁及其长子荣智健一生道路的关键时刻。因为在这一关键时刻，荣氏家族其他成员，和上海的其他资本家一样，纷纷离开中国，而荣毅仁决定留下来。
1957年，荣毅仁首次出任政府要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以老市长身份，为荣毅仁助选上海副市长，“因为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应当选为国家领导人”。
在文革中，荣毅仁身处逆境，周恩来总理给予了他无限的关怀。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荣毅仁开始了新生。
1979年10月，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在北京诞生了一个新型企业——中国中际信托投资公司。根据《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章程》及有关补充规定，该公司经营的业务范围主要是：
（1）吸收国外和港澳地区的信扎存款、信托投资和商业信货。
（2）在国外发行债券、股票。
（3）利用外资在同内组办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
（4）接受国内用户委托，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5）在国外投资或与外商合作办企业，开拓海外资源。
（6）发展租赁业务，引进技术设备，促进我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
（7）经营房地产业务。
（8）提供经济、法律、技术等咨询服务。
荣毅仁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这位20世纪3年年代即投身民族工业的“荣老板”，独树一帜，创业伊始即大刀阔斧地开辟出一条令当时许多人费解的创业之路，公司成立第一年，就接待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达4千多人次，国内前来洽谈业务的也有3千多人次，在引进外资、技术、设备方面闯出一条新路来。
首先是发行海外债券。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22项重点工程中的大项目——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投资不足准备下马。中国急需化纤产品，此项目下马损失难以预料，纺织部找到中信公司寻求帮助，中信公司经慎重研究，提出了向海外发行债券的办法。1981年2月中信公司成功地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债券。这次集资创举被称为“仪征模式”。今天各种企业债券，国库券纷纷上市，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而当时中信的这一举动，一度引起过争议，习惯于“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封闭式思维的人们，对此确实难以理解，一些思想较为保守的人，也不赞同债券利率高于一般政府贷款和进出口贷款，说中信干了一件赔钱买卖。但事实终究胜于雄辨，现在江南仪征化纤厂以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之一的突出效益，证明了中信的选择是正确的。
随着仪征模式的成功，在海外发行债券之举陆续为各企业所效仿。中信公司本身，在以后数年间先后在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等地发行了多次不同币种的债券。仅1984年一年就在海外成功地发行四次债券：第一次是1月份在日本发行300亿日元公募债券；第二次是8月份在香港发行3亿港币公募债券；第三次是9月份在联邦德国发行1亿5000万西德马克的公募债券；第三次是12月份在日本发行了1亿美元债券。发行时机和发行条件都很好。
1990年12月，上海黄浦江畔敲响了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开张的铜锣，被视为“资本主义”特产的股票引进了中国，作为现代社会“朝阳无烟囱业”的证券业在中国蓬勃展开。从现在看，当时中信发行海外债券，是改革开放中第一次“吃螃蟹”的举动。
在对外发行债券的同时，中信公司大胆地开拓租赁业务。1981年，中信与北京机电公司、日本一家公司共同筹建租赁公司，为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两家出租汽车公司从日本租赁汽车各二百辆，中信公司帮助出租车公司解决外汇问题，汽车公司则付人民币。尽管这一计划初提出时被一些人指责为变相进口，但在不到两年时间，两家出租汽车所租赁来的汽车就赚回了所付的全部资金。自此以后，租赁业务在中信大张其帜，甚至发展成为一大系统。该系统包括：中国租赁有限公司，与外资合作经营的中国东方租凭有限公司，中信实业银行的租凭部等。
由于荣毅仁主持的中信公司勇于创新，与海外建立广泛的联系，业务发展十分迅速，至1986年底，在香港、日本、美国、西欧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同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了业务往来，与国内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公司还先后投资兴建了140多个企业，其中40个是中外合资企业。此外，在经营外汇银行、国内外租赁、房地产业、咨询服务等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1992年12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在中信迎新招待会上说：“中信‘八五’期间总资产要达600亿元，‘九五’期间达1200亿元。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今年以来，中信公司的业务有了新的发展，不久前，中信与浙江、宁波签订协议，共同开发宁波大榭岛，准备将这个30平方公里的岛屿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深水港和出口加工区。中信香港集团大举投资上海的电力、运输、市政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中信的外贸、金融、咨询服务等也取得稳步发展。”
中信公司冲破当时计划体制的束缚，率先向国外发行债券，开展国际经济咨询、国际租赁、房地产商品化，在与人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到中国发射，收购香港银行和公用事业的股权等方面也都敢为人先，在当时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荣毅仁被选为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说：“无论是国家制度上，还是国家惯例上，我都不适宜在中信的工作了。”他把“中信”的指挥棒交给了他的助手魏鸣一和王军。
荣毅仁领导的“中信”既给我国改革开放开了一个窗口，也给其儿子荣智健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荣智健的未来之路是在他儿时铺就的，但他相信在后来的逆境中才真正磨练了自己的意志。
1978年夏，荣智健36岁，留下妻儿，持通行证，自己南下香港，努力学讲粤语，1985年即成香港居民。同年，中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在港成立。
“对于个人来说，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荣智健曾多次这样说。
然而他承认，如果不受父亲身世的影响，假如没有中国的背景，或缺乏他人的援助，他在香港不会取得辉煌的成果。
对荣家，对荣智健，1949年是分水岭，是他们走向新生活的开始。
那时候，荣家上海大宅环境幽静如画，大厅典雅古朴，室内有红木家具和瓷器、古玩、盆景，当中高悬李可染的《江南渔村图》。
后来荣智健追忆青少年往事时说：“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许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家人出入常有专车送。”
他十多岁时第一次开汽车，那是辆红色皮座的开篷英国跑车。
在国外的荣家亲戚都说，荣智健一家当时在上海的生活不比他们差，也许还好一点。荣有境况的突变，是在荣智健上大学之后。
1959年，荣智健在南洋模范中学毕业，适值父亲从上海副市长任上奉调进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
荣智健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但大学第一年他几乎没有上过课。
“当时我是职业棒球手，先后代表上海队和天津队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棒球生涯使我受到了磨练。”他说。
虽然荣氏的私人企业已全部公私合营，但即使是动荡的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荣家也非同一般，荣智健念大学初期，生活也显然优越于其他同学。“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顿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个明珠。”荣智健回忆大学生活时说。
学校生涯结束后，他孤身到吉林省长白山区一个水电站实习。不久，文革爆发。“我觉得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前我可以说是没有吃过什么苦。”
1966到1973年间，荣智健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区一个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
那段日子，几乎什么粗活都干，抬路轨、搬大石、背烧焊用的氧气瓶上山下山、高空安装高压电缆等。
他回想那些往事时说：“八年下放，吃了不少苦，也得益不浅。人变得坚强了，对社会对人也有更多了解，对社会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的单纯了。这些，使我懂得了许许多多深奥的道理，使我学到了顺境中学不到的知识。”
然后他调到北京参加电力系统研究工作。
文革期间，荣氏家族受到残酷的迫害，红卫兵搜查了他们的住所，砸毁古董家具瓷器等收藏器，没收家产，鞭打荣毅仁夫妇。荣毅仁“被逼成为‘无产者’，充当一年看门人。”
荣智健大学毕业后不久与任顺弥结婚，长子荣明结在他“下放”四川时出世。调返北京的第二年女儿荣明方出生，老三荣明棣1983年生于香港。
荣智健表示，他的子女应该是“信”字辈的，但文革期间，他觉得明白事理、明辨是非，比“信”更重要，文革对他的影响，可谓至深，所以都以“明”字起名。
1976年“四人帮”垮台，邓小平恢复了工作，政治气候不久稍趋宽松，在大陆的荣家，才得到一些关怀。
即使是生于荣华世家，没有宏大志向也难成气候。荣智健决不坐享其成，他要做出震惊世人的伟业，让荣氏家族焕发青春，更上一层楼。
1978年，荣智健的两个堂弟荣智鑫、荣智谦在香港经营电子生意，他就拿着“单程探亲”的签证，南下香港去闯世界。
荣智健的父亲在香港还剩下一些资产，大都是纺织股份，如南洋纱厂、九龙纱厂等，股息近三十年没有动用过，如此日积月累的资本也相当雄厚。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