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启示

路桥乡青阳城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凤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关于李陵的评价，在其生前即颇存争议，却并无人能多言，因为他的案例是被汉武帝钦定而且是被族灭的。唯一替他说话的司马迁，也受了宫刑；这样谁还敢为他说话？汉武晚年虽也有所悔悟，却也终未付诸行动。对李陵的相对客观的评价，还有待汉武去世之后。这才有了前述的任立政出使匈奴一事。但对李陵评价之争议，却远非就此而止，而是绵延千年而不绝。尤其每到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就会被一些人翻出来，重新贬谪或者同情一番。其目的则大都不过是借古人之行迹，浇心头之块垒，各抒各的怀抱罢了。
王立群教授说:这个事件改变了司马迁的一生!
汉武帝给司马迁定的罪是"诬上"，死罪！当时定了死罪的人有三种选择，一就是处死，二就是交５０万两，三就是受宫刑！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发挥自己的才华，他不想死；但是他又没有那么多钱，交不起这５０万；只能选择宫刑，让一个男人生不如死的奇耻大辱！

此事让他对皇帝的私心，残暴和猜疑有了新的认识，所以在以后的撰写中，能够敏锐犀利的刻画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此事也让他更有了一种无畏的精神，在史记中大胆的表露自己的观点，敢批判皇帝．

此事让他对钱也有了新的认识，钱是个好东西，只要取之有道．
这件事也让我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每一个人都会有私心，都克服不了偏听偏信，哪怕是英明威武的皇帝，而我们，特别是在领导面前，察颜观色，随波逐流，先求自保，也不是什么错．必竟，保存实力才能完成理想；在人与人之间，工作和相处，都充满着权术，你可以不用，但不能不懂，否则，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得罪人家的，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把自己害了的．

钱，这个低俗不甚的阿渎物，能给人一切，包括幸福，包括生命！只要取之有道，爱财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的生活中，没有钱，仁义孝道什么都无从谈起，包括爱情，也会变得苦涩！

汉武帝也是为了偏袒自己爱妃的哥哥，或是为了警示朝中群臣，才发怒，做为因此而受害的人，应该怎么样发泄对自己的不公平呢？就象外国人在讲＜灰姑娘的故事＞时，说：灰姑娘的继母为什么不让她去参加王子的舞会啊？因为她怕灰姑娘抢了自己女儿的幸福，她爱自己的孩子，是个好母亲，只是她还不能爱所有的人．那灰姑娘应该怎么与继母相处呢？这是我还没有想通的！也许只能用孔子的观点来做：以直报怨！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卷三武帝三十：“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如谓有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关羽之复归于昭烈，幸也；假令白马之战，不敌颜良而死，则终为反面事雠之匹夫，而又奚辞焉？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愧苏武而为之辞也。其背道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司马迁为李陵案而横遭宫刑，不得不长期忍受一个生者所能经受之最大的耻辱，是故“常一日而九回”，埋头修史以尽其先父之嘱托；若于评论中有所偏发，以抒解胸中之郁结，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司马迁之秉守史家求真之原则，在阐述事实时，尽最大能力考证梳辨、去伪存真，也是为世所公认的。即以他所叙述之李陵事迹为例，班固出于维护汉室需要出发，而“讥其不忠”；然而他所修撰之汉书中关于李陵部分，也大多承袭司马迁所列举之事实，二者鲜有差异。即宋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也本乎此。这就足以说明，司马迁对李陵经历之描述，基本是本乎事实的，而决非“挟私以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