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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命运哲理(上篇)
陈兰村
《史记》作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不仅在艺术上有卓越的创造,
而且几乎在每一篇人物传记中都富有深厚的哲理意蕴,耐人寻味。其中对人物命运的哲理思考,更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文与史之有益于世,不外一为可观,二则可思。史实(成败兴亡),此可观可鉴者也,然而这终究主要还是为有天下者所用,与万民关系尚隔。而命运则是一切愿有为者皆不敢轻视的,最切于身者莫过于命运。而命运的实质,不外天人之际在多大程度上能动而有效?多大程度上过此妄动无效?其间有可把握者,有个人无法事先把握者。而对数千年社会全景式的各色真实历史人物命运全过程进行观照审视的书,至少在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只此一部!《史记》是最可深思之书,亦即最富有生命力的伟作。本文试图探索司马迁传记文学中蕴含的命运哲理,他如何看待命运？又如何写人的命运？
一
《史记》人物传记中蕴含命运哲理,与司马迁的著述目的有关。司马迁《报任安书》表述其作《史记》之目的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亦指出司马迁的著书目的说“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子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之耳。”（《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史记》与先秦诸子著作性质相同,只是著述形式不同而已。先秦诸子是以直接探讨社会、人生问题为主的哲理散文,《史记》则是借史的形式来发表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看法。梁启超指出,《史记》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史记》）全书由本纪、世家、列传、表和书五种体例组成,共130篇,而前三种基本上都属人物传记,占112篇。可见,司马迁的“一家之言”主要通过人物传记的形式发表出来。
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研究内容,包括了人生哲学和历史哲学。而“
究天人之际”的落足点是在人,研究天命、天道,目的是为了人事、人道。“通古令之变”,是为了弄通古今历史变化的规律,而历史是由人的活动造成和积累起来的,则最终亦离不开人。故《史记》以人物为本位,不仅体现在著述形式上以人物传记为主,在内容上亦以探讨历史人物的人生哲学为主,而集中表现为探讨人物的命运。
天命、命运是什么？古代把天当作神,称天神的意旨为天命。这是殷、周以来人们的观念。如《诗·大雅·大明》说“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笃生武王,保右（佑）命尔,燮（协和）伐大商。”说周国的文、武二王受上天之命,灭掉殷国。周代殷,是天命决定。而所谓命运,古人指人的生死、贫富、寿夭等是生来就已决定的,人是无可奈何的。因天命、命运都可指支配人的生死、祸福的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所以两者有一致性。只是天命偏重指天的意志,命运则主要指影响人的前途、结局的一种盲目必然性。
司马迁怎样看待天命和命运对历史人物的影响呢？《史记》的人物传记中有一部分作品直接提出人物的“命运”或“天命”,而更多的作品中没有明白点出“命”或“天命”,但实际仍写了他们的命运。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命运的态度，
总的倾向是怀疑天善论,不取无为,讥刺妄为。人物的命运大致与人物所处的三种关系分不开，即人与天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下面分别加以讨论：
第一,人与天的关系。这就是司马迁首先要研究的“天人之际”问题。也就是说,天意或天道或天命是否决定人的一生前途、人的结局？
首先,
司马迁对天道表示怀疑,甚至倾向于否定。《伯夷列传》集中表现了他的这种认识。他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挚行如此而饿死?
?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是《老子》第79章提出的,认为天无所偏袒,但常和善人交好。天是善
的,这是一种天善论。司马迁眼见的残酷现实与天善论发生了矛盾,因此怀疑天善论,实即对社会不合理现象表示了怀疑与不满。对孔子学生子夏听人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史记》的部分人物传记中也是否定的。《陈涉世家》写陈涉、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起义,
对抗不合理的秦朝统治,改变了“法皆斩”的命运,否定了“死生有命”的说法。陈胜在动员徒属起义时鼓动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的话也否定了“富贵在天”的说法。起义后,陈胜自立为王,他以自己的行动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王侯将相没有种,富贵不是天决定的。再如《货殖列传》写了一系列以商致富的富人,他们的富贵也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各人自己努力经营的结果。死生不在天,
富贵不在命,这种哲理意蕴在《史记》其他人物传记中也存在。《高祖本纪》写刘邦能用张良、萧何、韩信三位“人杰”,
而项羽只有一范增且不能用,以此证明他取胜是人事上的原因,与天与命无关。他在病重时拒绝医生为他治病,说“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这次刘邦又把自己取天下归为天命,把自己的生命也归之于天。前后两次讲话似乎是矛盾的。但在刘邦看来是统一的,
他以为用人得先由人,自己可以主动而生死寿夭由命,自己不必主动,天人各有其能,无为妄为俱谬。
司马迁对一些自认为获罪于天而死的人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如众所周知的在《项羽本纪赞》中批评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
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在《蒙恬列传赞》中批评蒙恬“阿意兴功,此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这些传记均可说明司马迁否定天命的倾向。
但司马迁在另一些人物传记中又承认了天和命运。显著的例子，如《外戚世家序》中说“人能弘道,无如命何?
?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焉能识乎性命哉！”又如《留侯世家赞》说“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
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
乎？”这说明司马迁对于天和命运的认识抱老实的态度,遇到对一些无法解释的人事现象仍归之于天和命。所以《史记》人物传记己中,
司马迁既有否定天命、又有承认天命或命运两种矛盾的观点。
第二,
人与社会的关系,这里指人与社会际遇、时势的关系。际遇、时势,不是天命或命运,它们只是一种个人不易认识与改易的外力,一种外在的历史条件。它们对人物命运有制约作用。
“时”,就是时机,
是人物活动的时间背景。《李将军列传》写汉文帝评李广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这种时机的不同,
不是没有了立功封侯的机会。李广的不遇时,实与封建帝王对功臣的不公正态度直接有关。《平津侯主父列传赞》称“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公孙弘正遇上汉武帝招贤良文学之士的时机,
他又善投武帝所好,以至升为丞相, 封为平津侯。李广的“不遇时”
和公孙弘的“
遇时”,可见时机对他们人生的重要。但司马迁这两处指出的“时”都含有讽刺意义, 很值得玩味。
“势”,这里指时势。在《史记》人物传记中常指人物活动的具体情势。这也会影响人物的命运。如《项羽本纪赞》称项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项羽参加反秦起义与当时陈胜起义的具体情势有关。又如《范雎、蔡泽列传赞》指出“
范雎、蔡泽……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强弱之势异也。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范雎、蔡泽二人从“无所遇”到“垂功于天下”,前后“强弱之势”多么的不同。显然,当时秦国的具体情势对范、蔡二人十分有利。“偶合”,即机会。司马迁又强调“偶合”,
即范、蔡二人正遇到好机会,这都是他们成功的历史条件。所以司马迁从一些人的实际人生中已经发现,影响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或者说影响命运的好与坏,
与社会际遇、时势有密切的关系。但社会际遇、时势还不是决定一个人成功或失败、命运好与坏的唯一条件,而只是历史条件,最终还要人的主观努力。故司马迁对人物命运不取无为态度,
而取积极有为态度。
第三,人与自身的关系。这就是指人自己的主观努力。司马迁在《史记》人物传记中写了许多人物,他们敢于向这种命运挑战。这是《史记》人物传记哲理意蕴的精华。《史记》突出地写了敢于向命运挑战的两种人：
其一，面对际遇,敢于抓住不放的人。最著名的当推《平原君列传》中的毛遂。当战国时赵国的平原君挑选20个食客出使楚国而尚缺一人时,毛遂自荐,终于脱颖而出。再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原是赵国宦者令缪贤的舍人,当赵王与他讨论如何应付秦王以十五城易璧之事后,问他“谁可使者？”相如回答说：“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赵,臣请完璧归赵。”后来他果然做到“完璧归赵”。廉颇是赵之良将,但后来居魏国,又不被信用。“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于赵。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廉颇为表示自己尚可用,“为之一饭,
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虽然后来赵王以为廉颇年老而不用，但廉颇积极争取再用于赵的精神是可嘉的。这些人面对际遇,都能努力抓住不放,从而改变原有的境遇,也就是向命运作了勇敢的挑战。
其二,面对挫折, 敢于发奋图强的人。其二,面对挫折,
敢于发奋图强的人。前面提到的范雎、蔡泽因为有“偶合”,机会好,在秦取得卿相的高位,但是司马迁在该传最后的论赞中还指出“然二子不困厄,焉能激乎?”正是因为他们遭遇困厄后,能激励奋发,才能取得成功。类似范、蔡曾经遭遇不幸而发奋图强的,《史记》中尚有伍子胥、虞卿、孙膑、季布、栾
布等人,司马迁对这些人物都倾注了同情,给予高度的赞赏并寄寓了自己的身世感慨。司马迁自己曾遭李陵之祸,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但终于战胜自己,以发愤著书,完成《史记》,实现了自我价值。如果把这些人曾遇到的挫折,比喻为不好的命运,
那么这些人也正是勇于与命运挑战,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司马迁对那些求长生不死的迷信妄为则取讥刺态度。《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遣齐人方士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又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孝武本纪》载武帝一而再,再而三地受方士之欺骗,当属迷信妄为无疑。司马迁写道“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靡弗绝,
冀遇其真。”这里司马迁对武帝的讥刺可谓已溢于言表了。
从上述影响人的生死、富贵、吉凶祸福的人与天、人与社会际遇、人与自我三种关系看：司马迁对命运或天命作出了一部分解释,但有的仍无法解释。他已发现社会际遇是影响人的命运的重要的历史条件，但他更赞赏有些人能面对际遇敢于抓住不放,面对挫折而敢于发奋图强,即敢于向命运挑战。不取无为而倾向有
为,讥刺妄为。这就是司马迁《史记》人物传记中所蕴含的命运哲理。
（原载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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