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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人·司马迁:阉割不了的史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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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24 10:54: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他少负不羁之才,长遭不测之祸,在炼狱一样的屈辱生活中,矢志不渝,自强不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写成了洋洋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言的《史记》;在这部呕心沥血的著作中,他“不但随处写出了历史,也随处写出了正义”(李敖语);《史记》以详实有据的记载、秉笔直书的勇气、雄奇瑰丽的文笔,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此人就是司马迁,我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司马迁,字子长,陕西韩城人,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史学家。在他的史书中,他记载了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帝三千多年的史事,为那么多人作纪、作传,然而关于自己他却不愿意多说,只留下两篇文章,一是《太史公自序》,一是《报任安书》,他之后的史学家班固将两篇文章连缀成《汉书·司马迁传》,这是关于他本人的唯一史料。在历史的长河里,他的身影模糊而清晰,模糊到我们甚至连他的生卒年月都不能确信,清晰到他用《史记》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也为自己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他的祖上在周朝时期就是太史,所以他说:“司马氏世典周史。”那时候的太史又分为外史、内史、左史、右史等,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等。自殷商以来,“史”就与“卜”、“巫”、“祝”合称“巫史”,是朝廷掌管文化的大臣,权力是很大的,国家政事不论大小,都须征得他们的同意。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有多大的权力,而是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能力沟通人和鬼神、上帝,只有他们能代鬼神、上帝发言。他们是中国最早垄断了文化的人物,是那个时代全社会的精神领袖,在弥漫着虔诚而狂热的鬼神崇拜的社会里,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太史后来和巫祝分开,春秋时期权力缩小,专管国家典籍、记录史事和历法,秦汉以后职位更低,一度成为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近似于宫廷里的伶人倡优。所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沉痛地说:“文史、星历(星历是指原始的天文历法),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


对于这样轻贱的官职,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却极为看重。司马谈是太史令,一直想效法孔子,写一本《春秋》一样的史书。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封禅泰山,这是一件千年未遇的重大国事活动(秦始皇以前,封禅只是传说,秦始皇封禅大典比较粗糙,没有记载下来),司马谈作为史官,因病不能随行,以记录这一盛典,为此痛悔不已,一病不起,司马迁却跟去了。他回来后,垂死的父亲拉着他的手说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我们祖上从虞、夏以来,世代作太史,难道现在要绝在我的手里吗?天子举行封禅大典,我竟不能从行,这真是命啊!当初,孔子看到王道缺失、礼乐废弛,才整理文献典籍,编辑《诗》、《书》,作《春秋》,成为天下的本则。从孔子到现在四百多年过去了,诸侯争战,史籍散失。如今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烈士应该得到记载和表彰,我作为太史,却没能克尽职守,以至于史书废绝,我一想起来就忧心如焚。我死之后,你必为太史,别忘了我一直未能完成的史书。”司马迁含泪答应了父亲的要求。父死三年,司马迁为太史令。


其实,在此之前,司马迁已经在父亲的指导下为修史做了大量的准备。他10岁起就熟读《尚书》、《左传》、《国语》等古代典籍,20岁开始游历天下,他南到过长江流域以及云南、四川,东到浙江沿海,西到陕甘,北至长城。这实际上是他作为历史学家必需的实地考察,他探禹穴,窥九疑,考证屈原故里,观察孔子遗风,真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间,他搜集轶闻,与史书相印证,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更重要的是广泛的游历使他得以亲近历史、开阔胸襟,所以我们看他的《史记》,写人能直抒传主的胸臆,写事如身临其境,胸襟气魄十分大,这都跟丰富的阅历分不开。


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非常推崇《春秋》,他们并不把史书只看作史事的记载,而是当作国家政治达于清明的根本。《太史公自序》中记载了司马迁跟上大夫壶遂关于修史的一段对话。他说,孔子认为,要教育世人,治理国家,与其空发议论,不如用历史上的事实使善恶自见。所以孔子作《春秋》的旨趣,就是要用事实来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恶,拾遗补阙,拨乱反正,作为后世“修身、齐家、治国”的纲鉴。他说,《春秋》是礼义的根本,“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严刑竣法是事后的惩罚,而礼义却可以防患于未然。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更是卓越地看到了历史对当政者巨大的监督作用,因此,他要效法孔子,写一部《春秋》一样的史书,寓褒贬,别善恶,原始察终,弄清楚古今盛衰的规律。他说:“先父曾说:‘自周公之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至今也有五百年了,谁能继承孔子的精神,正《易传》,续《春秋》,遵循《诗》《书》《礼》《乐》的伟大意义呢?’这个意思,后生小子司马迁怎么敢推让呢!”由此可见,司马迁在写作《史记》之初,就赋予了自己以强烈的历史责任和秉笔直书的勇气。


这是司马迁第一个伟大之处,那就是树立了一个远大的理想,并在这一理想的鼓舞下走上了一条伟大的道路,从此九死而不悔!(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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