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之鉴

达奚熙华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不禁让人想起双ge对战；而一口缸惹起的千古佳话，自然成了别人认识司马光的招牌标志，成就了咱对其的第一印象。再有他编纂的《资治通鉴》，更有理由让我们相信他是个正派的历史人物。稍不慎的还知道他是王安石的死对头，奈何王安石也是唐宋八大散文家的一份子，并不是个反派人物，涉及武侠小说的对立关系，却同属正派人物，这就容易让小孩产生不解之惑了。




尽管历史有其错综复杂的一面，可他们的关系却不难解释。


十一世纪的宋王朝，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党成立了，并制定了在全国大搞一番的计划。这项利国利民的决定动摇了宋太祖的旧式法制，更影响了某些大官忠心报国的的决心，自然引来保守党的强力反对，而司马光就是其中的重要一员。有关利益的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退让，双方也都曾一度失势。就在保守党一度失势期间，司马光以无比的魄力和高瞻远瞩，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历时十九载。


《资治通鉴》，顾名思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鉴指镜子，有警戒和教训之意。其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足可见司马光学识之渊博。可敬之余，叹的是一部史书，竟变成一部统御学问——帝王的镜子，可惜事实上，却从没有一个帝王从这面镜子中获益。竟莫名其妙地违背了其本意。所幸出了现代的毛泽东，九次痴读真让他从中悟出了点什么，方可挥斥方遒，指点江山。


司马光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前有孔子和孟子铺道，对儒家学问推崇至极。作为保守党代表人，可谓实至名归。（孩童时破缸救同伴乃创新之举，如今是抱住祖宗家法死守旧制，实令人费解。莫非官场将其才气磨平，抑或他因，此点倒可做为一历史谜题，提上议案。）人言：“见贤而思齐，鉴古可知今”；吾言：“鉴儒可知司马光”。


司马光有准则。一切以儒学为鉴，是个忠实的儒家拥护者。而在独尊儒术的统治阶层中，为能时时维护自己在宋王朝的地位，他必须这样做。儒家认为要遵先王之法，司马光就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其与王安石为政敌时，就是拿着儒家的旗帜向新法挑战的，当然是名正言顺地，保守党获得最后胜利。


司马光有本事。苏东坡曾誉王安石“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可事实的结果是司马光把他扳倒了，将王安石的十七年辛劳付诸东流，足见其大本事。再有他编纂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皇家御用史书，亦可证明其历史功底的深厚。


司马光有见解。司马光在记述史实后，都会加上自己的高谈阔论，即《资治通鉴》里的臣光曰，谓之为司马光专解。对于此，我们倒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专制性的解释，毕竟他是站在帝王和官宦的角度考虑的，说出来的话就没办法显得很民主了。


司马光不够专业，至少不敬业。作为一名著名的历史学家，应该把发生的历史事实详细记述，以资尽责。在《资治通鉴》的编纂过程中，他有以负责的态度努力经营、筛选历史事实。却也故意漏掉一些重要史实。在《晋纪》的撰修工作中，他秉着勿以善小而不扬，勿以恶大而不讳的原则来为其祖先开脱。


从史家的角度讲，司马氏以篡夺曹魏政权、滥杀曹氏子孙立国，立国之后不仅乏善可陈，而且充斥了猜忌、阴谋、反叛和杀戮，留下许多血腥记录和千古笑柄。面对这样的祖先，司马光选择该略则略。


深究之，编史也算是他的政治手段之一。经学上，他赶不上王安石；面对苏轼的文学造诣，也只能望其项背；唯有在史学上有所建树，才能在话语间显其重量，方能保其地位，不至陨落。与其儒学思想有着惊人的不谋之合。


还有，司马光在教授其徒弟（邵伯温）修史时，曾告诫他：善则归君，过则归相。足可见其不尽职的表现，亦表明了其政治嘴脸——不诚实。

三十余年西复东，劳生薄宦等飞蓬。

所在旧业惟清白，不负明君有朴忠。

早避喧烦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

太平触处农桑满，赢取闾阎鹤发翁。


这首《初到洛中书怀》可算是司马光对自己前半生的总结。其中有“劳生薄宦”的感慨，有“清白朴忠”的自许，有“避烦未辱”的得意，或许都是真情实感；而乐在“太平”年月做一个白发老翁则是言不由衷了，其后他回朝当宰相，废除新法就是自相矛盾的证明。


人生纰漏会避而不谈，故今儿在此谈司马光之鉴，以自鉴，权当自我勉励。


王安石的《读史》言：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正是对此的最好解释。如今，现如今，难保此二者已成为黄泉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