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司马光没有砸缸……

yanzhao

2007年4月26日，吉林省农安县11岁的小学生曹杨，因为见义勇为去救一个落水的同学，不幸溺水身亡。本来，曹杨见义勇为的行为已得到确认，但受助者家人至今不承认曹杨的救助，私自挖土留下大坑的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为能给儿子讨一个说法，曹杨父亲只得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法院却判他承担70%的责任。为此，他反复自问：“我教育儿子见义勇为，错了吗？”（2007年12月23日《新快报》）


这一事件使我想起发生在南京的、同样轰动一时的“彭宇案”，年逾花甲的徐老太，在被人撞倒后却指认扶起她并送她去医院的彭宇是肇事者。法院判彭宇补偿徐老太40％的损失，理由是：按照常理推论，如果不是他撞的，他完全不用送徐老太去医院，“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这两件案子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一个是由见义勇为者的家长承担主要责任，一个是用反映人性之恶的所谓“常理”来怀疑高尚，我们的社会风尚经得起这样的一挫再挫吗？


今年6月1日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随后教育部出台的文件，要求未成年人懂得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条件下见义勇为，知道揭发检举、及时报警、正当防卫等是同犯罪作斗争的有效手段。这一立法的意义在于，社会教育和评价体系更为人性化了，不要求孩子们必须做那些他们力所不及的见义勇为。但这并不等于否定见义勇为本身，家长教育孩子见义勇为并没有错，而是要在见义勇为的同时注意保护自己，讲究方式方法。因此，曹杨的勇敢行为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表彰，而不是否定和怀疑。而法院的判决却向社会释放了一个寒冷的信号：见义勇为错了，不仅为此失去花季生命的勇敢少年错了，家长教育孩子见义勇为也错了。


社会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使用三个关键词，即：仁、勇、智。所谓“仁”就是仁义之心，就是要有一种人道的情怀，在他人面临危难的时候能出手相救。因为“仁”，所以“勇”，见义勇为常常会加大自身的危险“成本”，懦弱者也许会袖手旁观，而仁者却能够做到义无反顾。而“智”就是说一个人除了“仁”和“勇”，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技巧和手段，才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将“仁”落到实处。以“司马光砸缸”为例，如果他看见小朋友落入水缸便奋不顾身地跳进去施救，远不如搬起石头狠命的一击“经济”而“智慧”。没有“仁”就没有“勇”，“智”有余而“仁”不足，则有可能干尽坏事。因此，仁义之下的勇，才是大勇；仁义之下的智，才是大智。如果不把“仁”作为先导，那么所谓的“勇”和“智”也就无从谈起了。


见义勇为是“仁”的最高表现之一，作为一种崇高的社会道德风尚，它应该受到普遍的尊重，这一点勿庸置疑。曹杨的行为也许没有司马光那样“智”，但他和司马光一样具有大仁、大勇。如果司马光当时没有砸缸，而是跳进去救人淹死了，我们是不是会说他是“冒失鬼”，从而判决他活该？同样道理，如果曹杨的见义勇为后果主要由家长来承担的话，那么不仅他自己白白送死，而且无形中伤害了美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我国古代的军事家曹刿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打仗是这样，社会道德风尚也是这样，一鼓作气，人人可为仁者、勇者，而一挫再挫三挫，那么仁义不行，诈伪塞途，我们的社会必将是一个冷漠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