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司马光 王安石 资治通鉴

碧天清雨

苏轼的生平: “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次年改元元□，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他不同意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苏轼认为差役免役"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 ...”





苏白注：元丰八年：即公元1084年，也是司马光编完《资治通鉴》的那年，次年苏轼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编写年代（1066年—1084年）





有关王安石的一些史料：1066年，当时的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开始走上政治前台。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是在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变法年代（1069—1086）.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85年第一次罢相，此时正是司马光编完《资治通鉴》的年头。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发议论的例子：


《资治通鉴》卷第二 【周纪二】起昭阳赤奋若，尽上章困敦，凡四十八年。


节选：“臣光曰：君子之养士，以为民也。《易》曰：“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是以君子丰禄以富之，隆爵以尊之。养一人而及万人者，养贤之道也。今孟尝君之养士也，不恤智愚，不择臧否，


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书》曰：“受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此之谓也。”


（邹剑川注：从这句话，司马光的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光对于皇帝的规劝，暗中诋毁政敌。以及巧妙表达自己政治立场的高明手法）

通鉴卷第一百一十五

【晋纪三十七】


安皇帝庚义熙六年（庚戌，公元四一零年）


臣光曰：晋自济江以来，威灵不竞，戎狄横骛，虎噬中原。刘裕始劝王师剪平东夏，不于此际旌礼贤俊，慰抚疲民，宣恺悌之风，涤残秽之政，使群士向风，遗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设，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荡壹四海，成美大之业，岂非虽有智勇而无仁义使之然哉！斋

邹剑川注：司马光在这里说的大意是：晋朝渡江后，应该抚慰生民，修养生息，废除那些腐败和秽乱的朝政和制度，让大臣和读书人们，地主阶层们，领会新的政策和精神，让渡江的百姓们跟着皇帝好好干。这里其实是在影射和讽刺王安石变法很糟糕，他下面又讲如果不这样，那就是皇帝虽然英明神武但是一点不仁义，有什么意思呢？

司马光在书里面讲故事，摆道理，其实他的议论和故事都是在和王安石的变法派作对。


关于苏轼这个倒霉鬼的一些资料:


历史上那些人：尽览文明与历史的精髓


作 者： 何跃青
出 版：地震出版社




　　公元1084年，苏轼已经49岁了。途经金陵时，他还与早已退居在家的王安石见了面，相互敬佩对方，苏轼甚至有诗句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苏白：注
1084年，司马光编完《资治通鉴》）
　　第二年，神宗去世，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当宰相，苏轼也起用为起居舍人。司马光废除全部新法，苏轼却认为新法也有可取之处，于是，司马光对苏轼不满。此时苏轼升为翰林学士，在他周围有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和张耒，号称苏门四学士，苏轼成了实际上的文坛领袖。


　　此时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成洛党(以程颐为首)、朔党(以刘挚为首)和蜀党(以苏轼、吕陶为首)。苏轼不愿再次卷入政治纷争，请求外任。公元1094年，宣仁太后去世，哲宗亲政，章惇为相，元祐时期执政的人都被加上“元祐党人”的帽子，一律贬黜，苏轼被流放到广东惠州和海南岛。


　　公元1101年，苏轼死于北迁途中的常州。



关于司马光的一些：


司马光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为祖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增添了一部闪烁着光辉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此书是一部294卷、三百多万字的巨著。他平生笃好史学，自青年时代就开始研究历史，写出了许多有见地的史学评论，并立志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网络众家之说，成一家之书。通过长期对历史的研究，他深刻地认识到，治国平天下者必须熟读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他说：“治乱之原，古今同体，载在方册。”（《传家集》卷17，《进通志表》）又说：“治国安邦，不可不读史。”在编写《资治通鉴》之前，他就写成了战国至秦二世，名为《通志》的历史八卷进呈英宗，恰遇英宗皇帝也是一个爱学习历史的人，他“欲遍观前世行事得失以为龟鉴”（《传家集》卷68，《刘道原十国纪年序》），这就使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得到坚强有力的支持。他决心编好这部著作，为帝王治国安邦提供一部切实可用的“龟鉴”。他对英宗说：“光承乏侍臣，尝从容奏旧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鲜能该通，况天子一日历万机，诚无暇周览，乞自战国以还，迄于显德，凡关国家之兴衰，系众庶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戒者，佳次为编年一书，删其浮长之辞”（同上）。这是他对《资治通鉴》的编写目标的合理的设想。就是说，他计划以编年体的方式来编写这部书。对于卷帙的长短，是为适应人君日理万机，读书时间很少，确定用简明扼要的方法，将浩繁的历史缩写出来，为皇帝提供一部切实可以借鉴，作为治国经验的历史教材，其取材范围仅限于“关国家之兴衰，系众庶之休戚”的两大主题。这些建议被皇帝高兴地采纳了，从此开始，司马光便竭力投身于此书的编写活动之中。（邹剑川注：编年体，为皇帝提供参考）

　　原来，在宋仁宗嘉祐年间他就开始了编写《历年谱》一书，采录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稽古录》卷16，《历年图谱》），用《春秋》一书的编写形式，分别编排略记了每个朝代及分裂时代各国之历史大事。全书共记录了1362年历史，共分为5卷，这部书已经形成了编修《资治通鉴》的提纲的雏型。接着，他又花了两年时间，在取材上以《史记》为主，兼采他书，基本上按照《左氏春秋传》之体例，编成了《周纪》5卷，《秦纪》3卷，取名为《通志》，于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进呈英宗，这部书的内容起自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3年）至秦二世三年（前207年）秦亡为止，对“战国七雄”的“兴亡之迹，大略可见”（《传家集》卷17，《进通志表》）。（邹剑川注：其实他的通鉴许多内容和历史记，左传、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雷同）英宗看了，非常赞赏，接着便正式命他负责编写《资治通鉴》，由于此项工作的工程浩大，“私家力薄，无由可成”，请求找两个助手进行协助。不久，英宗病死，继位的神宗也爱历史，重视历史经验，他认为这样的史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乃命名曰《资治通鉴》。并亲自预作了书序，叫司马光在书成之日，将此序文编进去。这样他便在最高统治者的有力支持之下，更加充满信心地从事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修史工作。

　　　　《资治通鉴》从治平三年（1066年）奉命成立书局正式进行编写，至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完成，

　司马光讲战争故事的一个例子：
　《资治通鉴》中关于三国赤壁之战的记载：


进，与操遇于赤壁。时操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备走舸，系于其尾。先以书遗操，诈云欲降。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震，北军大坏。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将军曹仁、模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



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备欲呼鲁肃等共会语，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备深愧喜。


进，与操遇于赤壁。时操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预备走舸，系于其尾。先以书遗操，诈云欲降。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馀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馀，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进，北军大坏。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


周瑜、程普将数万众，与曹仁隔江未战。甘宁请先径进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将袭肃举军降，周瑜表以肃兵益横野中郎将吕蒙。蒙盛称：“肃有胆用，且慕化远来，于义宜益，不宜夺也。”权善其言，还肃兵。曹仁遣兵围甘宁，宁困急，求救于周瑜，诸将以为兵少不足分，吕蒙谓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绩于江陵，蒙与君行，解围释急，势亦不久。蒙保公绩能十日守也。”瑜从之，大破仁兵于夷陵，获马三百匹而还。于是将士形势自倍。瑜乃渡江，顿北岸，与仁相距。十二月，孙权自将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不克。


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庐江营帅雷绪率部曲数万口归备。备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以偏将军赵云领桂阳太守。


益州牧刘璋闻曹操克荆州，遣别驾张松致敬于操。松为人短小放荡，然识达精果。操时已定荆州，走刘备，不复存录松。主簿杨修白操辟松，操不纳；松以此怨，归，劝刘璋绝操，与刘备相结，璋从之。


习凿齿论曰：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

三国志卷一　魏书一　武帝纪第一

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一]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二]

　刘二牧传

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诸葛亮传

刘表长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不？”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字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黄祖死，得出，遂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

　　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驽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周瑜鲁肃吕蒙传




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因进住夏口，遣诸葛亮诣权。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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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为什么会被夸大

　　赤壁之战之所以被描绘成今日模样，正是由于很多史学家的错误理解，加上人们长期因袭司马光观点对赤壁之战的问题墨守成见。迄今为正的赤壁之战观，几乎无一不受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中有关章节的影响。明代历史小说家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一书中，也是循着司马光的思路，大力渲染赤壁之战。

　　打开《资治通鉴》，阅读有关赤壁之战的章节就会发现：司马光在撰写时有意识地把不利于曹操的史籍记载，汇集起来，加以精心组织和巧妙编排。例如，《资治通鉴》上写道：“刘备在樊口，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吏望见瑜船，驰往白备，备遣人慰劳之。瑜曰：‘有军伍，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诚副其所望。’备乃乘单船往见瑜，曰：‘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备欲呼鲁肃等共会语，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备深愧喜。”这段话出自《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原文是这样：“……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又孔明已具来，不过三两日到也。’备虽深愧异瑜，而心未许之能必破北军也，故差池在后，将二千人与羽、飞具，未肯系瑜，盖为进退之计也。”刘备真不愧为“天下枭雄”，临到生死存亡的关头，还对相助的盟友半心半意，还在耍小动作。可是，司马光为了维护和不损害刘皇叔的“仁义”形象，断然删去了后面的文字。

　　对于刘备犯错误的地方，司马光多加以掩饰。例如：在夷陵之战期间，蜀国究竟动用了多少兵力，对这件事，《三国志》上有两条记载，出入很大。其一，《魏书·文帝纪》曰：“癸亥，孙权上书曰：‘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请往扫扑，以克捷为效。’”
其二，《魏书·刘晔传》曰：“权将陆议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一书里，对蜀国出兵的多少，采用了“四万”之说，对蜀军被歼人数则采用了
“万人”之说。显然，这样的取合是袒护刘备的。

　　曹操写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一文，是研究曹操生平、经历和思想的重要文献。但是，司马光在收入《资治通鉴》一书时，竟删去了原文的三分之二，许多精华被抛弃，严重地损害了曹操思想的原貌。例如，曹操在此文中讲过袁术建天子之制，后来披曹操率军全部击杀之事。这说明，曹操当时是力图维护统治秩序和道德观念的。但是，如果把这段文字照录进《资治通鉴》，那曹操岂不是成了汉家功臣，而不是“汉贼”了吗?这与司马光的主张相悖，所以这些文字的命运只能是被删掉。如果说，“春秋笔法”是以择字来显示其褒贬的话，那么，司马光则是通过有意识地选择和裁剪史料，以此来表达爱憎喜恶和政治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