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谈王安石、司马光与史书.

路桥乡青阳城

在bbs上闲逛，看到一篇论述三元里英军只有4人死亡的帖子，中间也穿插了不少清代与外国交流的掌故，不由的手痒，回复了一下。写着写着，就写到了中国史书的常见问题，那就是古代君子们为了自己的面子，经常把不好听的称谓改成好听的，也因为主观因素，经常带人过滤史实。正好最近一直在看宋代诸多笔记史书，有很多话想说，于是编缀成文如下：

　　
中国史书上的颠倒黑白由来已久，中国官场上的瞒上欺下也是如此。清末外夷入寇，船坚炮利，中国举国上下却是颟轩昏聩，日落西山。虽然国力早已衰落，但面对洋人却还是一幅天朝上国的嘴脸，咸丰皇帝屡次调兵和洋人对战，结果却都是大败。所以现在历史书上经常说满清投降卖国，其实也不完全确实，没有谁愿意主动投降的，更何况我们天朝上国的皇帝，只不过技不如人，不得不如此而已。虽然说战场上大将们都是连连溃败，可没有人敢和咸丰这样说，否则皇帝要怪你办事不力的，于是乎，战场上连连大败，奏折上却是一胜再胜，直到把咸丰皇帝给胜利到巡狩热河了。这就是中国的怪事，外国人可能觉得奇怪，可我们中国人很容易理解。讲清末的这些事情，主要就是想说明一点，有时候，官方的文书也并不可靠，如果你现在要研究清史，去调阅这些档案，乖乖，伟大的胜利啊，其实呢，一败涂地，论其原因，并不完全是官员为了保住乌纱，也是因为皇帝的面子需要，我们天朝是不可能输给夷狄的。

　　
讲到中国的面子观念，那是和儒家学派相伴终生了，论语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直到清末还有人在讲。儒家重视名分，讲究道德，这些东西就深深的融入史书之中。就事论事而讲，我觉得这也不能怪古人，人的世界观不同，看待问题的角度就不同，人都有主观爱好，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他按照自己的标准评价臧否人物，我们无权干涉，况且，虽然史书标榜公正公平，但不可避免的都有个人感情在其中，即使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是有个人好恶的，我想就算是我们，也还是会有主观看法参杂其中的，如果没有倒反而奇怪了。

　　
中国作为天朝上国，面子自然大了，但面子大不一定能服人，有时候你自己觉得面子大，可别人不给你这个面子，反而把你打的是满地找牙，虽然已经是鼻青脸肿，但面子不能丢，于是一系列新鲜名词被文人创造出来了。靖康之难可以叫做“先皇北狩”，拿女人换取和平可以叫做“和亲”，缴纳岁贡可以叫做“赏赐夷狄”，求和可以叫做“顾全大局，委曲求全”，割让澳门可以叫做“方便夷人泊船”，儒家的众多君子总可以找到合适的词语来挽救自己的面子，却来葬送国家和人民。举个例子来说，宋代掌故中经常看到岁币，说穿了就是宋朝交给西夏和辽金的保护费，不交可是要被打的，可是史书上用的词都是“赏赐”，讽刺么？在我们眼里，这都是屁大的事情，可在儒家君子的眼中，这是毫无疑义的大事，因为子曾经曰过，名不正则言不顺。于是，这样的新鲜词在史书中不绝如缕，这样做当然是保住了大家的面子，可里子呢？国家就如同红楼梦里所谓的外面花团锦簇，里面已是油尽灯枯了。

　　
如果大家仅仅只是在书上注意这些也还好，可中国的君子们，追求的是更高尚更伟大的目标，那就是立德。于是，众多的文人就把道德当作评价人物的重要标准。公平的讲，一个人的道德水平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清廉正派的人肯定比一个贪婪猥琐的人要可爱的多，我自己也希望周围的人都是道德高尚的人士。可评价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最重要的应该是看待他的政治主张和效果，把道德甚至于个人生活作风作为评价政治人物的重要标准，实在是有失偏颇。谈到这里，不能不说苏洵的《辨奸论》，苏洵的矛头是指向王安石的，可是这样的文章却不能不让我对他产生抵触情绪，王安石的个人生活习惯是很糟糕的，很多宋代笔记中都有详细记载，例如他不注意衣服的干净，经常蓬头垢面；他吃饭不讲究，只吃离自己最近的一盘菜；他很少洗澡，以至于同事要拉他一起去；他曾经把宋仁宗给他钓鱼的鱼饵给吃了个精光。这些确实都是一个人的缺点，当然如果有人欣赏这种魏晋风度另当别论，可作为卫生和生活习惯，这些都不能算是好，可是要把这个上升到大奸臣，似乎有些离谱，套句现在容易理解的话，苏洵就是上纲上线。我们看史书，要特别注意这个，某些所谓的君子，特别喜欢上纲上线，一个大帽子就把你给扣死了，因为说别人“通敌卖国、祸国殃民、包藏祸心”，既可以把别人的嘴堵上，也可以凸现自己的高尚伟大。所以我看史书的时候，只要一看到这种名臣伟人给别人戴帽子，就要特别注意，其中不乏一些滥竽充数者。


　　
如果一个人道德完美，又是政治高手，那这个人就真是一代名臣了，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呢，我不知道，反正我至今没看到，如果有人知道，可以告诉我。绝大部分的时候，这两者不可兼存，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素质低，而是因为在我们中国，有些特殊的原因。儒家的孔子自己就是个返古派，尊崇周礼，讲究忠孝节义，这就造成了中国政治中一个很大的问题，祖宗家法乃至于一般成法很难改动，于是形成了一个怪圈，一个朝代进入中年后，开国初期的政治制度弊病越来越多，可改动起来，却有一堆的阻力。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在这个时候应该能够看到制度的弊病，也要有决心毅力来推动政治的改革，可这样的人如果这样做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个人完了，即使当时不完，死后也玩完，死后不完，史书上也要留下一笔臭帐，更彻底的玩完。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商鞅、王安石、张居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大家看出来了没有，这里有个诀窍。实际上我是个很传统的中国人，当然能发现其中的奥妙，那就是面对这样的政治烂摊子，如果我装作没看到的话，只要继续注意自己的品德，注意搞好和士林的关系，注意继续加深文章造诣，最起码比上面那样的结果好，对于注意名节的读书人来说，我的名声最起码不会臭掉。这就是风险成本，也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然，这是所谓的生活智慧，依我现在来看，这绝对是文化的垃圾，这也是中国政治为什么缺少自我完善机制的很大原因，中国人都习惯了自我保护，习惯了因循守旧。

　　
读史书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人品德的好坏与政治是否低能完全无关，这是研读中国历史必须特别注意的一点，品德完人有时候却是政治刽子手。例如司马光这个人，他的治学精神是没话说的，我超级非常很喜欢《资治通鉴》，但司马光的顽固保守，政治方法我却彻底反感，因为这是两码事。但在封建社会，毫无疑问大部分文人会倾向支持他，因为他私人品格完美，完成伟大史书，符合孔子所谓的“立德立言立功”，可以称得上“完人”了，但是这样的人，我不认为是个合格的政治家，这正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在宋代后的弊病，考试达人不一定就是政治达人，不一定就是治国干才，目的手段的正确并不能保证所作所为的正确，这正是政治的悲哀，也是古代中国的悲哀。坦白来讲，我甚至有些怀疑司马光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难道不明白宋朝中期的众多积弊吗，那么他的保守是不是一种权谋呢，如果不是权谋，那他就是昏聩不堪了，他为政期间，乏善可陈，不过因循而已，但就是这样的人，却能得到士林的好评；而王安石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争论激烈了。所以我一直就很纳闷，难道在我们中国，出头鸟就真的要这么惨吗？

　　
相比王安石，司马光毫无疑问在政治上较为成熟，这里要弄清一个意思，我所谓“合格的政治家”是指能够发现制度弊病并有能力有魄力也能完成制度改革的政治人物，而司马光显然不符合这个标准，但不得不承认，司马光是个成熟的政客，他清楚的了解中国的人情世故，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的为人处事都获得了成功，以至于他在洛阳的低调博得了极大的同情，但我恰恰认为，这是他比较圆滑的地方。有人在研究宋史的时候说司马光在洛阳期间极少参与政治，专心于《资治通鉴》的编纂，但我想这并不是他自愿的，因为当时的政治氛围明显不利于守旧派，宋神宗和王安石对守旧派的打击是相当严厉的，司马光不敢也不愿意去直接面对这种打击。更确切的说，他在等待时机。等到宋神宗去世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当权是迅速的，这表明他并不是不在意政治地位，而他的报复也是相当强烈的，这也可以看出他在洛阳期间并不是不关心政治，他实际上是非常反对新法的并且积蓄了强烈的能量。

　　
我一直都认为王安石是一个悲情人物，是一个值得中国人深刻反省的人物。中国历代史书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似乎贬多于褒。原因也可以理解，他的变法是失败的，这点必须承认，他所启用的官员大多数最后都成了大奸臣。但是我首先要替他喊一声冤，那就是变法并不是他的创造，古代史书为尊者讳，都把脏水往他身上泼，刻意模糊宋神宗的地位，我想这种观点可以休矣。从诸多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变法的发起人无疑是宋神宗无疑。宋神宗活着的时候，变法是一天都没有停过的，其间王安石曾经两次罢相，这很明显的昭示了熙宁变法并不是王安石一个人的逆天之举，而是宋神宗主动发起的，王安石积极参与的一次集体活动。

　　
那么，宋神宗是不是闲得发疯了，很明显，他是不得已而为之，宋代各种笔记正史上对宋代“三冗”的记载是很多的，宋神宗登基之后，国库甚至没有钱给他发过节费，这能不让宋神宗忧心忡忡吗？国家没有钱，这个国家还怎么能运转下去？我们讨论变法，首先要讨论变法需不需要，这个基本上都有公论了，宋代的政治制度到了宋神宗时期已经是百弊丛生了。在王安石之前，范仲淹、富弼等都曾经提出过改革或者实行过一定程度的改革，这说明当时的很多士大夫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能够看到政治弊病并且提出改正的人，最起码是个政治家。但很显然，司马光好像对这个东西不敏感。以至于宋神宗拿国家财政的缺口来问保守派的时候，大家老是谈论君子小人，以仁义治天下之类的话来搪塞。这又是我们国家的儒家君子们经常使用的一招了，到了清末慈禧太后问大家怎么和洋人打仗的时候，还有人企图在用仁义道德感化洋鬼子。所以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有的话可能是真理，但在生活中它屁用不顶，更何况它可能不是真理。国家就要破产了，西夏和辽国咄咄逼人了，宋神宗都急得坐不住，可司马光还是说，祖宗之法和仁义治理天下，这有用吗？所以说，宋神宗能够看到这点，能够主动开始变法，我就认为很了不起了，这是中国皇帝中比较少见的能够自我进行制度完善的一个皇帝，用我们容易理解的话来讲，就是皇帝主动开始自上而下的改革，应该讲，这比从下而上的革命要破坏力小很多。但我们也要理解宋神宗的初衷，他的本意是要改善帝国的财政，提高帝国的效率，特别是军队的素质的，但我们后来可以看到，新法的很多结果都没有达到它的预期目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宋神宗先放一边，继续说王安石，有后人评价他执拗，但我想这个要替王安石考虑一下。王安石这个人虽然很邋遢，但应该不难相处，这从他的同事敢拉他去洗澡，也有很多关于他的笑话可以看出，例如，刘攽和他互相取笑，还有他的梁山泊的笑话，没听说他挟私报复，这点很多他的政敌也不否认，后来苏轼还曾经和王安石在南京彻谈了10多天，尽管他们政见不和，但王安石还是非常欣赏苏轼的文章水平的，当时普遍认为王安石个人在品德方面是没有瑕疵的。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为什么一个在生活中很容易相处的人在政治上却那么顽固？其实大家仔细想想，很简单的。政治原则是不能退让的，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变法的情况下，后退一步就是崩盘，有第一步就有第二步。王安石在地方期间，就曾经做过变法的试验，当时效果很好，这也表明他并不是完全白痴，当然，后来全国大面积变法的时候，仍然是失败了，这里我们首先讨论一下他的动机，他是知道改革是必须的，只不过他的手段或者是他的政治手腕没有能够支撑起他的变法。而相对的，司马光是彻底的顽固派。有人说司马光也是支持变法的，只不过不同意王安石的变法，我想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司马光可能确实讲过部分支持变化的话，但他内心是绝对不赞成的。中华书局版《涑水记闻》后的附录里有《续资治长篇》中司马光回答神宗的一段话，慷慨激昂，但中心意思只有一条，圣贤以仁义治天下，祖宗之法不可变。后来司马光重新秉政后，尽废新法，连苏轼求情保留“差役法”都不行，可见其顽固的本质和反对新法的力度。实际上，“差役法”在当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部分人都认为是新法中较好的一条，但司马光还是废除了。王安石在病榻中，听说其他新法被废的时候都是默不作声的，但听到“差役法”被废的时候，他还是表达了吃惊，并说“这是我和先帝筹划了两年才实行的，应该没有问题的”然后才沉默不语的。这句话的辛酸有多少人能够听得出来呢？从这条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并不是胡乱变法的，最起码有些条文他是仔细斟酌过得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的，但司马光最后却一股脑全部废除了。以上我们是说他们的政治见解的区别，可以看出，王安石是比较清醒的。

　　
目标是对的，但王安石最终还是失败的。这其中原因很多，但全部归咎于王安石的一意孤行显然不合理。不可否认，王安石的性格也有缺陷，这从一个小故事可以看出来。王安石和司马光曾经同时在包拯手下当小官，包拯请他二人喝酒，他二人都不喝酒，但最终司马光喝了几杯，王安石硬是没喝。这是司马光自己讲的，应该比较可信，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比王安石要圆滑的多，王安石确实有些执拗。另外，王安石对当时的名臣韩绛的评价奇低，可见他很自负。当然，要是没有这两点，我想一般人也不敢带头变法。但毫无疑问，这两点在我们中国都很显眼，也都很招人忌恨，最低他不符合孔圣人的看人标准，王安石不是一个中庸的人，他不符合我们中国人为人处事的规则，所以不被人喜欢。这点很重要，它和后来的改革触及大部分文人的利益一起，构成了口诛笔伐的群众力量。公平的讲，王安石低估了改革的复杂性，急于求成，也没有考虑到地方胥吏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硬摊派改革任务，所任非人，他对改革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改革失败，我们也要追究宋神宗的责任，他的摇摆、不彻底、他的改革不可避免的有局限性以及他的早亡，都决定了改革的不成功。同时，司马光等人就不应该承担责任吗？当时举国上下又有多少人是真心支持改革的呢，在改革的强大压力下，大部分既得利益者是坚决反对的，因为改革的首要问题是“三冗”，这其中影响最大的不就是各地官僚和文人吗？宋代优待士大夫，每年给文人官僚的俸禄优厚，是明代俸禄的十倍不止，改革能不触动他们的利益么？现在大家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史书上称赞王安石的少，骂他的多了吗，简单比喻，今年公务员工资改革，当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人少了工资，当然会臭骂那改革的人的老娘了。而毫无悬念的，能够留下文字记录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文人或者官僚，都是享受到了北宋政府津贴的人，也是受到改革冲击最大的人，他们能不加油的抹臭王安石么？所以说，看史书一定要小心，这其中不可避免的有各种主观因素参杂其中。举简单的一例，司马光做学问是很不错的，他记录的事情考证翔实，很有参考价值，但你看他的《涑水记闻》，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了对王安石的一点点不爽，其中梁山泊的笑话，简直有点小题大做，王安石的言行举止很少嘛，为什么单单选了这个？这就是人为的过滤，当然，司马光没有造假，他只不过是选择了他认为比较合适的材料留下来而已，大家只要想想，从北宋到现在有多久了，而支持变法的人又有几个，大部分文人都是反对变法的，他们就这样慢慢的选择过滤，留到现在的记载的倾向性还不明显吗？

　　
我一直都有一个观点，仿佛在中国，多做多错，不做不错，这件事上不也印证了这点吗？司马光等人难道不是食君之禄嘛，他们不是忧国忧民吗？难道王安石能够看到“三冗”，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