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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和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的评价有关的一些问题
现在的人只要一听见新政，一听见变法，一听见改革就忙不迭的叫好，既然是新政，是改革变法，那当然就是站在历史进步的一面，是动摇封建秩序，是使社会向跟接近于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应该热烈赞扬歌颂！而反对新政，反对改革变法的当然都是落后腐朽保守，应该猛烈批判。他们全然不动脑筋，不顾改革的实际内容究竟是什么，反对新政变法改革者的理由又是什么？他们根本不管自己的观点和评价是否前后矛盾！！以这样一种想当然的态度去评价历史，那当然是牛头不对马嘴，始终不得要领的。
进步先进，反动落后这些名词，在他们的嘴巴里完全失去了本身意义，成为他们给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乱贴标签，乱扣帽子的法宝！
当不涉及所谓改革（尤其是失败的改革）的时候，这些人所理解的进步与反动，开放与保守究竟是什么含义？他们无一例外的是把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干预，对私人商业的管制和征税作为反动保守落后的表现，而把国家放弃和削减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干预管制，采取放任无为的政策作为先进开放的表现。
然而一旦涉及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尤其是那些失败的改革的评价，他们的判断却与他们一贯持有的逻辑开始截然相反了，在他们那里，一切对中国历史的评判都仅仅从属于丑化中国历史，矮化中国历史的目的。既然赞成改革的力量失败了，反对改革的力量成功了，那么成功的力量当然就一定是落后保守反动的力量，否则就无法解释中国在近代的落后挨打，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社会停滞不前。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路，他们根本不去考察历史事件的具体内容，就抡起批判的大棒，对某一方的历史人物拼命抨击敲打，最后演出的不过是自相矛盾自打耳光的滑稽剧
正因为如此,一些人不问实际，不顾真实，把王安石改革说成是革新进步，把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概打成反动落后守旧。这是相当可笑的。实际上，如果按照他们一贯的逻辑，王安石是站在皇帝的立场，也就是国家的立场上，通过增加对商人市民的控制盘剥让国家从经济发展中获取利益，来增强国力，王安石才是反动落后保守，才是维护君主专制，用国家干预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分子，而司马光等人却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站在商人市民资产阶级私有者的立场上，反对国家对私人经济加强控制管理，反对国家对市场经济的人为干预，主张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市场自由主义，他们才是站在为资本主义发展扫除政治障碍，反对君主专制，反对个人独裁，反对国家侵犯私有财产的先进立场上。
而现在的某些论者却自相矛盾的完全颠倒了评价了，把王安石主张的国家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干预，说成是推动商品经济发展，似乎如果没有这些国家干预，商品经济反而倒不发展了一样，把司马光等人一概打成了保守派落后派，封建地主制的维护者，封建专制的维护者，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护自然经济的顽固派，把王安石改革失败说成是封建势力过于强大，封建专制力量过去强大的结果，真不知道是从何说起!还以此说明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落后性，停滞性，保守性。看来在僵化的思想，陈腐的概念束缚之下，一些人头脑的混乱，真是可以达到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自相矛盾的本领可以发挥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也确实不得不令人佩服。
其实我们看看历史当事人的对话，也就可以明白真实的情形究竟如何？“《宋史.司马光传》记载神宗时
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光与安石同见，光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议不已。”（转引自[240]p191）
这段话里，国家财政困难，于是神宗召集大臣讨论，司马光的意思是救灾需要节约开销用度，应该从权贵和皇帝左右亲近开始，而王安石的意见是，国用不足不是真的由于国家经济不发展，依靠节约皇帝或贵人的生活开支，用节省下来的那点可怜的费用来勉强支撑，根本不是长久之计，最根本的是没有得到善于管理国家财政的人。然后两人展开争论。
两人最关键的是两句对话
“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
赋的本质是农业税收，王安石说“不加赋而国用足”，显然是说通过农业税收以外的收入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显然就是通过对私人商业活动控制和管理来增加收入。而司马光的回答也是一针见血的“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确实在生产力一定的情况下，国家的财政收入多了，相应的民间私人工商业者利润就少了，这是必然的。即便在现代也是如此，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偷税漏税的行为!司马光看来，通过增加农业税以外的手段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危害比直接增加农业税还要大！
很清楚从两人立场看，司马光是站在平民工商业者的立场上，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而王安石则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站在皇帝的立场上。
所以在司马光看来，应付财政困难，应对自然灾害的办法就是“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而王安石的办法就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控制管理，所谓“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然而某些人为了强奸历史方便起见，可以任意歪曲历史人物言论的真实含义，司马光言论“公家之利，舍其细而取其大，散诸近而收诸远，则商贾流通”
被硬说成这是否定商品交换.
司马光主张商业自由发展，反对国家对私人商业的干预，到了这些人的嘴巴里又变味了
司马光说“彼商贾者志于利而已矣”，如果官府干预其事，“彼无利则弃业而从他，县官安能止之哉”。被说成是“跟豪强兼并之家一鼻孔出气”。（谷霁光）
最荒谬的是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很显然，任何一个理智正常的人都会明白司马光这里所说的民就是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百姓平民，然而在某些人那里，却又无耻对“民”做了满足他们心理需要的解释，
谷霁光说“他的基本论点，乃是‘财不在官则在民(实即豪强)’”[241]
于是司马光所谓的“民”就被这么轻飘飘一句“实即豪强”算是做了了结，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司马光打成一个下贱的毫无廉耻的权贵豪强走狗，但这样许其说是研究历史，不如说是强奸历史更为妥当一些。
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一篇网文中的说法
“司马光的幌子是“官不与民争利”，实质上这个官是指朝廷，民是指权贵，意思是朝廷不要和权贵争利。”[242]
其实这种逻辑我们并不陌生，看过一些文革出版的中国思想史书籍，里面提到孔子所谓的君子和小人，是怎么解释的，这些书告诉我们“君子”就是奴隶主，所谓“小人”就是奴隶，于是一切对君子的歌颂赞美自然成了对奴隶主的歌颂赞美了，对小人的抨击就是辱骂仇恨奴隶被压迫者的铁证，用这种手段来批判古人真是无往而不胜，比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高明出几分，任何古人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轻松而省力的被鞭尸，不过喜欢采用这种手法来解释历史，来批判历史人物的人，在畅快的同时也证明着自己的缺德而已
这种情况不是能力问题，思想水平问题，而是史德有问题，古人纵然已经安眠于坟墓中，不能为自己说话，但这样扭曲作者原意，硬把作者没有的观点强加到他自己头上，若不是昧了良心，也是做不出来的。
其实司马光究竟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说法，是否如某些人所说的为权贵效劳鼓吹？看看当时一般群众对他的反应就可以明了，在《宋史.司马光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帝崩，赴阙临，卫士望见，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起光知陈州，过阙，留为门下侍郎。苏轼自登州召还，缘道人相聚号呼曰：
“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
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及葬，哭者如哭其私亲。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
蔡京擅政，复降正议大夫，京撰《奸党碑》，令郡国皆刻石。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闻者愧之。
』
以上记载或许有溢美之辞，但恐怕也并非凭空虚构
莫非在某些人看来，这里“民遮道聚观”，“天下之民”，“京师人罢市往吊”，“岭南封州父老”，“长安石工安民”都是所谓的权贵，或者都是权贵走狗不成，难道蔡京等人反倒是打击权贵豪强的英雄豪杰不成？真当别人都是傻瓜了！难道他们真以为自己的对历史的肆意歪曲，任意篡改古人原意来迎合他们自己僵化猥劣的思想可以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
事实只能和他们的歪曲篡改相反，正因为司马光是站在平民工商业者立场，站在市民的立场，站在中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说法，是他们的利益代言人，所以才得到这些人的爱戴拥护，所谓“京师人罢市往吊”，从罢市二字可看出，这些京师人就是在城市里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市民，而“长安石工安民”显然也是一个平民手工业者。
我这里不是要为司马光平反，更不是要为司马光张目来贬低王安石（事实上就我本人而言，更倾向于王安石，更赞同王安石的做法），而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如果要保持某些人的逻辑一致性起见，司马光等人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的代表，开放的代表，是代表着新生的资产阶级利益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是反对皇权专制的积极实践者。而王安石则是完全站在皇帝的立场，国家的立场上，是站在阻碍私人工商业自由发展的立场上。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首先无论贬低王安石还是贬低司马光都是错误的，他们都是中国的文化培养出来的优秀杰出分子，都是民族脊梁式的人物。就具体当时情况而言，王安石的立场更有益。这并非是王安石代表进步，恰恰相反中国当时不是不够进步，而是进步的过头了，王安石变法就是把中国往回拉一点，倒退一点。而司马光等人不是落后保守的代表，恰恰相反，他们本身就是进步的体现，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样进步已经是过于超前了，有害而无益！打个比方，就如一个人在前进的路上，这时候大地上有一道长长的裂缝，无法绕行，这道裂缝阔两三米左右，如果就直接站在那里，立定跳远肯定跳不过去，要摔进裂缝，但如果倒推个五十米，然后来个助跑冲刺，就可以跳过去，王安石的变法实质上就是要社会先倒退这五十米，然后通过助跑冲刺跳过这个裂缝。而司马光等人就是不愿意放弃已经获得的进步，不愿意倒退这五十米，就这么直接往前走去。
评价这些历史人物已经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不歪曲他们的思想和言论，才能有一个公道，才是对古人应有的尊重，而不是对历史人物乱扣帽子乱打棍子
有些人已经习惯于用二元对立论来看待评价历史人物，在一个历史活动的对立的两面中，必然有一方是进步的革命的，另一方则是落后的反动的，却不知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去评价历史，往往错误的离谱。事实上对立的两面正是一个事物发展到某一个阶段的产物，削除掉对立两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说明这个事物的发展程度，对立的两面本身就是进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硬性把一方打成落后保守，另一方面戴上进步的高帽，本身就是极端愚蠢的思维方式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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