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

汉武大帝

（5）免役法、方田均税法

免役法和方田均税法由于在与西方经济学对应的意义上不大，所以本书不详细介绍。王安石在执行这些办法的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执行标准和监督措施，导致为民所累。

同时王安石允许官府用免役钱充作青苗法、市易法之本钱，获得的收益作为官吏的补贴。这事实上鼓励了官员的非法聚敛行为。
（6）王安石变法的财政收入

熙宁九年，诸路上司农寺岁收免役钱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石、匹、两，支金银钱斛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贯、石、匹、两，差额就成为北宋财政收入中一个重要项目。

常平、坊场、免役剩钱逐年积累，有五千余万贯，“散在天下州县，贯朽不用”物价下降，年丰物贱，“民卖田常苦不售”，兼并之风渐衰。

那么，这个现象是好是坏呢？随后3.4.2节“司马光”中谈由于国库充斥大量钱币，而导致的民间钱荒问题，将给一个明确的回答。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国计理论中关于货币循环理论的直接应用。
3.4.2 司马光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达15年。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
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他执政一年半，与世长辞。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ii]
（1）对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看法

对王安石行均输、市易等法，坚决反对，他说：“置市易司强市榷取，坐列贩卖，增商税色件及菜果，而商贾始贫困矣。”[iii]
司马光认为，市易务垄断了货源，“凡商旅所有必卖于市易”[iv]，并认为吕嘉问提举市易务，“乃差官于四方买物货，集客旅，须侯官中买足，方得交易。以息钱多寡为官吏殿最，故官吏牙人惟恐衰之不尽而取息不多。则是官中自为兼并，殊非置市易之本意也”[v]
（2）司马光的货币思想

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纳青苗钱、免役钱等坚决反对，认为是“取其所无有”，造成农民被迫半价粜谷，和货重物轻，加剧了钱荒。

熙宁元封变法所得，并非直接用于政府财政开支，而是积蓄起来“贯朽不用，利不及物。”[vi]

因此司马光说：“又钱者，流通之物，姑谓之泉布。比年以来物价愈贱而闾阎益困，所以然者，钱皆聚于官中，民间乏钱，货重物轻。”[vii]

对此，苏辙也指出：“熙宁以来，诸路苗、役、坊场宽剩钱，旧止在本路封桩，非上供数。元佑初，苗、役即罢，宽剩钱所在山积，诸公擘画计纲，般入京师，特置元丰库收管。议者以为作藏之外，特置此库与唐琼林、大盈何异？后世启人主侈心，非良策也。”[viii]

司马光说：“先朝初散青苗钱，本为利民，后因提举官速要见功，务求多散。”

司马光建议：“又得官中所积之钱，稍稍散在民间，可使物货流通。”并且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着重描写唐玄宗时宋王景等人，请出太府钱以广流通的事。
苏轼也提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四，元佑元年八月丁亥记事


[ii]
本节部分史料转引自叶坦：《传统经济观大论争——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iii]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49《草弊札子》


[iv]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壬戌


[v] 《东轩笔录》卷4


[vi]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4熙宁十年八月辛丑、卷384元佑元年八月丁亥


[vii]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47《乞罢免役状》


[viii]
《龙川略志》卷8《陕西粮草般运告竭可拨内藏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