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司马光传》译文

我的大中华

【译文】司马光，字君实，是陕州夏县人。他的父亲司马池，曾任天章阁待制。司马光七岁的时候，严肃如同成年人，听别人讲《左氏春秋》，他特别喜爱，回家后将所听到的讲给家人，竟能说出其中的大意。此后，他整天手不释卷，非常爱读书，往往不知道饥饿、口渴和寒暑季节。有一次，一群小孩在院中游戏，其中有一个孩子爬到一口大缸上，不慎落入缸中，小孩们很害怕，都逃跑了，只有司马光非常冷静，他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把缸砸破，缸里的水一下子全流了出来，小孩得救了。后来京师、洛阳一带把这件事绘成图画，广为传诵。宋仁宗宝元初年，司马光考中进士，这年他刚二十岁。他不喜欢华丽，朝廷规定，凡是中进士的人，都要参加一次“闻喜宴”，在参加宴会时，皇帝要赐给每位新中进土一朵大红花，大家都佩戴上大红花，以示荣耀。唯独司马光不戴花，一位同中进士的人告诉他说：“君王赏赐的花，不戴不恭敬。”于是司马光才戴上一枝。

　　朝廷授予他奉礼郎，因司马池在杭州，司马光便请求任苏州判官以便能侍奉父亲，朝廷答应了。父母亲去逝后，他守丧多年。以至容貌憔悴。他谨守礼节，守丧期满，负责武成军判官的事务，后改为大理评事，增补为国子监直讲。枢密副使庞籍推荐他为馆阁校勘，负责礼院事务。

　　中官麦允言死后，被给予帝王驾出时扈从的仪仗队。司马光说：“戴很多缨子的帽子上朝，孔子尚且认为不可。麦允言只是皇上亲近的大臣，并没有多少功劳，而被赠以三公的官位，给予一品官的仪仗队，看他帽上的缨子，这不也太多了吗？”夏竦死了之后被赐谥文正，司马光说：“这个谥号是最美的了，夏竦是什么人，可受得起吗？”因为他的话，夏竦被改谥文庄。司马光被任命为集贤校理。

　　司马光接受庞籍的邀请，担任并州判官。麟州屈野河西良田颇多，西夏人蚕食这一带土地，已成为河东的祸患。庞籍命令司马光去巡视，司马光建议说：“修筑两个城堡来抵御西夏人，招募老百姓去耕种土地。耕种的人多，粮食买卖价格就低，也就可以慢慢缓和河东粮食价格昂贵而依赖远处供给的忧虑。”庞籍听从了他的计策。麟州将领郭恩勇敢却有点狂妄，率兵在夜间渡河，不设防备，被敌方消灭，庞籍因此获罪，离开了麟州。司马光三次上书陈述郭恩覆灭是自己的过失，但没有得到答复。庞籍死后，司马光上堂拜见他的妻子，待她像母亲一样，抚养他的儿子就像自己的兄弟一样，当时的人都很称赞他。

　　后来，司马光改任直秘阁、开封府推官。这时，交趾贡纳一种奇怪的野兽，说是麟，司马光说：“真假不得而知，即使是真的，不是自己来的也不能说明是祥瑞之兆，希望送还他们的所献之物。”他又写了一篇赋进行讽谏。他又修撰起居注，供职礼部。有关部门说有日食，按惯例，日食不满度数，或许京师看不见，就应当上表祝贺。司马光说：“四方都看得见，京师看不见，这说明君王被阴险邪恶的小人所蒙蔽；天下的人都知道，唯独朝廷不知道，它所带来的灾害会更厉害，不应当庆贺。”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

　　他与别人一同负责谏院的时候，苏辙在回答科举考试的对策中，言辞切中要害而且很直率，考官胡宿打算不录取他，司马光说：“苏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应该落榜。”因为司马光的这一建议，皇上下诏将苏辙定为最后一等。

　　仁宗身体不好，可国家的继承人还没有确定，天下的人都很忧虑却不敢说话。谏官范镇首先发表自己的看法，司马光在并州听说后，也发表意见，并且赠送书信给范镇，劝他以死抗争。到这时，司马光又对皇上当面说：“我过去在并州作通判，所上的文书三章，希望陛下果断笃行。”皇帝深思了好久，然后说：“莫非想要挑选宗室后代作为继承人吗？这的确是忠臣说的话，只是别人不敢说罢了。”司马光说：“我说这个，自己认为一定会招来死罪，没想到皇上如此开明，竟然接受了。”皇上说：“这有什么不好，古今都有这类事。”司马光退朝后没有听说有诏令，就又上书说：“我前面所说，心想立即就会施行，现在却没听到什么，这中间一定有小人说陛下身强力壮，怎么立即做不吉祥的事？

　　那些小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只是想在仓猝之间，拉拢他们所看重的和友善的。‘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能说得完吗？”皇帝大为感动，说：“将司马光的上书送到中书省。”司马光见到韩琦等说：“诸公没来得及商定，他日宫中半夜传出寸纸，把某人作为继承人，而且全国的人不敢违背。”韩琦等双手作揖说：“不敢不尽力。”不久，下诏让英宗负责宗正事务，英宗一再推辞，不肯答应，于是被立为皇子。英宗又说自己有病，不肯入宫。司马光说：“皇子推辞富贵，已经快一个月了，可见他比一般人贤惠得多。然而，对父亲的召唤不答应，君王征召，却不肯应征，希望以臣下的道义来责备皇子，想必他一定会入宫。”皇上照他说的办，英宗果然接受了征召。

　　兖国公主嫁给李玮，李玮不能胜任宰相的职务，皇上下诏调李玮到卫州，李玮的母亲就去归附其兄李璋，公主回到宫中居住。司马光说：“皇帝陛下想念章懿太后，所以让李玮娶了公主。现在是母子分离，家事零落，唯独皇上未感觉到没有恩泽吗？李玮已经被罢黜，公主怎么会没有罪呢？”皇帝明白了，下诏让公主到沂国，对待李氏的恩惠也不变。朝廷要晋升他为负责起草皇帝诏书的官，他一再推辞，于是改授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并负责谏院的工作。当时朝廷对许多违法的事多姑息迁就，小官吏们起哄就可以驱逐执法官；负责皇帝坐车的官吏违令、傲慢，竟能撤换宰相；卫士们行凶造反，可监狱不去穷追他们的责任；兵士辱骂三司使而不被认为是冒犯长官。司马光说这些都是犯死罪的发端，不能不将他们正法。

　　充媛董氏死后，被赠淑妃称号，大臣停止上朝，为她服丧。官员们都前去抚慰，为其议定谥号，实行册封的礼节，送葬时为其配备仪仗队。司马光说：“董氏的位次本来低微，病危将死时才拜为充媛。古时候妇人没有谥号，近代的制度也只有皇后才有。仪仗队本来是用于奖赏有军功的人的，从来没有用于妇人。唐朝平阳公主有率兵辅佐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才享此殊荣。到了韦庶人才开始下令妃子下葬的日子都给予鼓吹，但这不是要让它成为制度，不值得效法。”当时有关部门议定后宫的封赠办法，皇后和妃子全部要封赠三代，司马光说：“妃子不应当与皇后一样，西汉时的袁盎引导慎夫人离开与皇后同坐的席位，也正是这个缘故。仁宗天圣年间行郊祀祭礼，太妃只赠给二代，何况是妃子呢？”英宗即皇帝位，患病，慈圣光献皇后和他一同处理政务，司马光上疏说：“过去章献明肃皇后有保佑先帝的功劳，只是因为亲近、任用外戚小人，遭到国内人士的非议。现在处理政务，大臣中忠诚厚道的像王曾，清廉纯正的像张知白，刚正不阿的如鲁宗道，正直无私的像薛奎，等等，应该相信重用他们；猥琐、卑鄙的像马季良，谗害忠良的像罗崇勋，等等，应当疏远他们。这样天下的人就会心悦诚服。”

　　英宗皇帝病愈，司马光料想一定会追尊继皇子的事，于是上书说：“汉宣帝是孝昭帝的后代，但终究不去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帝继承西汉元帝，也不追尊钜鹿、南顿君，这是永久的法则。”后来皇上下诏让两制集体商议濮王的典章礼节，学士王珪等互相观望不敢首先表态，司马光独自挥笔写道：“作为一个人的后嗣，就是为人之子，不能顾及自己的亲属。大王应该准许封赠他的父亲，称为皇伯，给他高官和大的封国，以表示对他的尊敬和荣宠。”商议定了，王珪即命令属吏将司马光的手稿作为商议的结果。呈上去后，与大臣们的意见不一样，六位御史力争，都因此而遭到贬斥。司马光请求将他们留下，没被准许，于是请求与他们一同受贬。

　　起初，西夏派使者来参加祭祀，延州指挥使高宜负责护送作伴，他对西夏使者很傲慢，并出言侮辱西夏国王。使者回去之后，报告了朝廷。司马光与吕诲请皇上对高宜治罪，皇上没有听从。第二年，西夏人犯边，杀掠官吏和平民。赵滋在雄州为官，只是凭他的勇猛和强悍治理边境，司马光先前就认为这样很危险。此时，契丹人在界河捕鱼，在白沟的南面砍伐柳树，朝廷认为雄州知州李中祐没有才能，准备派人取代他。司马光说：“我们的国家在少数民族归附我们的时候，我们和他们计较细枝末节；等到他们桀驁不驯的时候，又听其所为，姑息他们。近来西边的祸害起于高宜，北边的祸害因为赵滋，可是时下却认为这两个人是贤人，所以边境的官吏都以惹是生非为本事，渐渐发展到不可阻挡。应该给边境的官吏下令，在边疆处理小事动辄用武的人，按犯罪论处。”

　　宋仁宗用于赠送、赏赐的东西，价值竟达百余万。司马光率领同僚三次上书，劝谏说：“国家还有大的忧患，内外贫乏，不可专门效仿乾兴的旧事。如果必须赠送、赏赐，应准许大臣向上进献所得赏赐金钱来帮助营建山陵。”皇上没有答应。司马光便把皇上赏赐的珠宝作为谏院的办公费，黄金送给舅家，坚决不肯自己留在家里。皇后归政后，有关部门制订法律，规定皇后想要的东西，要上奏两次才供给。司马光说：“应该转交给有关的部门来负责供给，并要如数告诉皇后，防止有人从中作弊。”

　　曹佾没有什么功劳被任命为使相，两府都升官。司马光说：“皇帝陛下想要慰藉母亲的心，而提拔无名之辈，这样守卫的老将、侍奉的小臣，一定会有所希冀。”不久，又晋升都知任守忠等官员，司马光又争辩，他议论说：“任守忠是个大奸臣，陛下被立为皇子，也不是任守忠的意思，他阻止和破坏重大决策，破坏各种事情，幸好先帝没有听从；等到陛下继承皇位后，他又多次干坏事，是国家的大贼。请将斩首于都市，以答谢天下。”由于他的这一议论，任守忠被贬为节度副使，让他到蕲州，天下人对此都感到高兴。

　　皇上下诏征发陕西义勇二十万人，百姓为此惊扰，而且这些人纪律混乱，根本就不能任用。司马光慷慨激昂地加以评论，把情况告诉韩琦，韩琦说：“用兵贵在先声夺人，谅祚现在正桀驁不训，如果他听说一下增兵二十万，难道不会感到震惊害怕吗？”司马光说：“用兵之所以贵在先声夺人，是因为这毕竟不真实，仅可以欺骗一时罢了。现在我们虽然增兵，实际上这些兵不堪用，不超过十天，他们就会知道我们的实情，人家还会有什么可怕的呢？”韩琦说：“你只看到庆历年间乡兵打了胜仗，担心现在又会像那样，现在已下圣旨与百姓约定，永远不再充军防守边防。”司马光说：“朝廷曾经失信于民，老百姓不会相信，即使我司马光也不能不怀疑。”韩琦说：“我在这个位置上，你不要有忧虑。”司马光说：“您在这里，可以这样，他日别人处在这个位置，因为公事征兵，招兵运粮、守边，这些都是易如反掌的事。”韩琦不再作声，可事情也就这样了，也并没有停止老百姓的兵役。还不到十年，就都像司马光所忧虑的情形了。

　　王广渊被安置到集贤院，司马光认为他奸邪不可亲近，说：“过去汉景帝重用卫绾，周世宗不看重张美。王广渊在仁宗在世时，私自结交陛下，难道可以说是忠臣吗？应该贬黜他，以严肃天下。”不久司马光被提升为龙图阁直学士。

　　宋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又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司马光极力推辞。皇帝说：“古时候的君子，有的有学问而不写文章，有的写文章而无学问，只有董仲舒、扬雄二者兼之。你有文章、学问，为什么要推辞呢？”司马光回答说：“我不能作四六骈体文。”皇帝说：“就像两汉的诏书就可以了；何况你能在进士考试中获得很高名次，却说不能作四六骈文，这是为什么？”终究推辞不掉。

　　御史中丞王陶因为议论宰相不值日而被罢官，让司马光代替他。司马光说：“王陶由于议论宰相被罢免了官职，那么御史中丞我现在不能担任。我希望等到宰相值日后，再来就职。”他的话被答应了。他又上书谈论修心的三个要领：仁、明、武；治国的三个主要问题：任人、信赏、必罚。他的议论十分周详。他还说：“我事奉三朝皇帝，都以这六句话为中心进献忠言，我一生努力学习所获得的，都在这里。”他任音乐院内臣，宋朝常常任用供奉官以下的官吏，调到内殿做一段时间的领班就调出去了；但近年有的官吏暗中领取国家财物，这不是祖宗的本意。因此，司马光议论说高居简是奸邪之人，请求疏远和流放他。他接连上了五次奏章，皇帝终于罢黜了高居简，并全部罢免了那些转寄资财为自己牟取私利的人，后来留下二人，司马光又极力抗争。张方平担任参知政事，司马光说他与众望不符，皇帝没有听从。但继续让他担任翰林兼侍读学士。

　　司马光常常忧虑历代史书繁浩，君主无法全部浏览，于是他撰写《通志》八卷，呈献给皇上。英宗看了十分高兴，下令置局秘阁，让他继续写这部书。宋神宗并赐名为《资治通鉴》，还为这部书亲自撰写《序》，让人每天为他进读。

　　朝廷下诏录用颍邸直省官四人为閤门祗侯，司马光说：“朝廷在刚建立的时候，大政施展困难，所以必须使用左右旧人作为心腹耳目，把他们叫做随龙，但这并不是平时的常法。閤门祗侯在文臣是馆职，怎么可以让服役的仆人担任呢？”

　　西部少数民族部落将领嵬名山想凭借横山的兵众，挟谅祚来投降，诏令边境的臣子招纳他的人众。司马光上疏尖锐地指出说：“嵬名山所凭借的民众，不一定能制服谅祚。即便侥幸战胜，消灭了谅祚，又生出一个谅祚，这有什么利益？如果不获胜，嵬名山一定带领民众来归顺我们，到那时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我恐怕朝廷不仅失信于谅祚，而且又会失信于嵬名山了。如果嵬名山余众还多，返回北边又不可能，进入南边又不被接受，他到了穷困无所归附的时候，一定会突然占据边境城堡来以求自救。陛下难道没有听说过侯景的事吗？”皇上没有听从他的话，派遣将领种谔带兵迎接，夺取绥州，花费了六十万。对西方用兵，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百官上尊号，司马光掌管诏书，他说：“先帝举行祭祀大礼，不接受尊号。到先帝末年时，有人建议，说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他们有尊号而我们没有，因此没有到册封的时候又进行了册封。过去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但没有听说汉文帝又取名来加封给自己。希望揣知先帝的本意，不要接受这个名号。”皇帝很高兴接受司马光的建议，亲手下诏嘉奖司马光，并让他写好答谢辞，以昭示内外人士。

　　掌管政务的官吏，认为河朔一带天旱歉收，国家用度不充足，请求在南郊祭祀时不要赏赐黄金绢帛之类。皇上下诏让学士们议论这件事。

　　司马光和王珪、王安石同时被召见，司马光说：“救灾和节约用度，应该从贵戚和近臣开始，这件事可以这么办。”王安石说：“常衮推辞政事堂的公膳，当时的人认为常衮没有什么能力，应当辞去职务而不应当推辞俸禄。况且国家用度不足，不是当前一时的紧急事务。国用之所以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人头收谷，用箕收取罢了。”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的财用就能够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里会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财货和各种物资，不在老百姓那里，就在公家，他们设法掠夺百姓，其危害比增加赋税更历害。这大概像桑弘羊骗汉武帝一样，太史公写他，那是因为太史公也不明白。”对这个问题，群臣们争论不休。皇帝说：“我的意思与司马光一样，然而暂时不能允许。”正巧让王安石草拟诏书，他引用常衮的事责备两府，两府不敢再推辞。

　　王安石开始主持政务，施行新法，司马光坚决反对，上书陈述利害。

　　迩英将上书进献诵读，当读到曹参代替萧何的事时，皇帝说：“汉朝一直遵守萧何之法不变，行得通吗？”回答说：“不仅是汉朝，三代的君主也常常固守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法则，这个法则即使保存到今日也没问题。汉武帝采取高祖纷纷改变成规的办法，结果盗贼布满了半壁天下，元帝更改孝宣帝时候的政策，汉朝的王业从此衰落。这样说来，祖宗之法是不能变改的。”

　　吕惠卿说：“先王的成法，有一年改变一次的，‘正月始和，布法象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也有五年变更一次的，巡行境内的考绩制度就是这样；还有三十年变更一次的，‘刑法时轻时重’就是这个道理。

　　司马光说的不对，他的用意在于讽刺朝廷罢了。”皇帝问司马光，司马光说：“布法象魏，是颁布原来的法规。诸侯国改变礼节和乐器的，国君在巡行时遇到就要诛杀诸侯王，这就是说这些不是可以随便改变的。

　　关于刑法，刚建立的国家用轻法，混乱的国家用重法，这就是所谓时重时轻，但并不是变化。况且治理天下好比住房子，房子坏了就修补一下；没有倒塌就不要另造新房。公卿侍从们都在这里，希望陛下询问他们。

　　三司使掌管天下的财富，没有才能的人罢黜他们是可以的，但不能让掌管政事的人干预三司使的事务。现在设立三司条例司，不知为了什么？

　　宰相用德行辅佐君王，怎么用规程、条例呢？如果用规程、条例，那是低级官吏的所为。现在看到的详见于中书条例司，为什么呢？”吕惠卿不能回答，就用别的话来诋毁司马光。皇帝说：“互相讨论事情的错对，何必这样！”司马光说：“百姓放债收取利息，还能够蚕食剥削下等的人家，何况政府放债呢？危害可想而知。”吕惠卿说：“青苗法，是愿意借就借，不愿借的也不强迫。”司马光说：“无知识的老百姓知道借债的利益，但不知道还债的害处。不只是政府不强迫，那些富裕而放贷的百姓也不强迫。过去太宗平定河东，制定和籴法，当时一斗米十钱，百姓乐意和官府做交易。后来物价暴涨而和籴之法没有取消，终于成为河东的世代祸害。我恐怕它日的青苗法，也会像这样。”皇帝说：“官仓籴米怎么样？”在坐的人都站了起来，司马光说：“也不好。”吕惠卿说：“籴米一百万斛，就可以省去东南的漕运，然后我们用这些省下的钱供给京师。”司马光说：“东南很穷，一粒米而能使人变得贪暴凶残，现在不籴米而收取漕运的费用，是放弃那些有余的，而去与那些穷的人收，对农业和商业都有害处！”侍讲吴申站起来说：“司马光所说的，切中了要害。”

　　一天司马光留下来与皇帝说话，皇帝说：“现在天下一片混乱，这大概就是孙叔敖所说的‘国家现在执行的政策，是民众所厌恶的’。”

　　司马光说：“是的，陛下应当论证其是非。现在条例司所制订的那些条例，唯独王安石、韩绛和吕惠卿认为是对的，陛下怎么能够就与这三个人共同治理天下呢？”皇帝想要重用司马光，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说：“司马光外表直言劝谏皇上，内心却在讨好下臣。所说全部是危害国家政务的，和他在一起的人，也都是对国政有危害的人，如果想将司马光安置在身边，让他参预讨论国家大事，这关系到国家走向繁荣还是走向削弱。司马光的才能本来不足以对国政形成危害，但是他处在高位，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会倚附他，以他为依托。韩信树起汉的红色旗，赵地士兵的勇气就全没有了。现在任用司马光，就等于是给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树红色旗。”

　　王安石因为韩琦上疏，就呆在家里请求辞职。皇帝于是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推辞说：“陛下所以任用我，大概是因为我狂妄直率，也许对国家有点好处。如果仅仅是用俸禄和职位使我荣耀，而不听我的意见，是将官位当作私恩，而不是真正任用人。我只是拿俸禄和职位作为自己的荣耀，而不能拯救百姓于灾难之中，这等于是盗窃国家的名位和车服仪制来为自己谋利。陛下如果真能够罢掉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施行青苗、助役等法令，虽然不任用我，我得到的恩赐也很多了。现在说青苗法害处的，不过是说使者骚动州县，这仅仅是现在的祸患而已。可是我所忧虑的，乃是十年之后，而不是今天的事。一般说来，老百姓的贫富，与他们的勤劳和懒惰有关，懒惰的人常常贫乏，所以必定求助于别人。现在拿出钱借给百姓而指望收取他们的利息，富裕的人不愿意借，而使者又以多借出去为功劳，这一切都是强行分配。国家担心他们拖欠债务，一定要让穷人和富人互相担保，以后贫穷的人不能偿还债务，就会向四方逃走；富裕的人不能离开，一定倒被责令偿还其他人家所欠的债。春天开始到秋天结算，数额一天天增大，贫困的人跑光了，富裕的人也变成穷人了。十年以后，百姓没有能生存的了。现在又全部散发常平仓的钱谷，来实行青苗法，日后如果想要恢复常平仓，有那么容易吗？富裕人家也没有了，常平仓也废了，再加上军队开销，因而很快就会造成饥荒，这样老百姓中那些赢弱的一定会死于沟壑，强壮的一定会聚集起来造反为盗，这是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上书陈述达七、八次，皇帝派人对他说：“枢密，是负责军事的，为官各有职责，不应该拿其他事情来推辞自己的本职工作。”司马光回答说：“我没有接受任命，就还是侍从，对于任何事情没有不能说的。”王安石出来主持政事，司马光于是获得请求辞职的机会，于是离开了京城。

　　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出知永兴军。宣抚使下命令分拨义勇戍守边疆，挑选军队中的骁勇武士，招募市井中那些不怕死的少年为奇兵，并征调百姓制作干粮，全部修筑城池望楼，关辅一带因此而被骚扰，不得安宁。司马光极力呼吁：“国家和人民都困弊疲乏，不可以再生事，京兆一路全部是内郡，修缮并不是当务之急。宣抚的命令，不敢听从，如果说在军事方面缺乏什么，我担负责任。”于是一路独免骚扰。后来，又调他到许州任知州，他急忙朝见皇帝，不想赴任；请求回洛阳西京御史台任职，从此绝口不谈政事。皇上请求进谏的诏令下达以后，司马光读后感动得流了泪，想默不作声又不能自禁，于是他又陈述了六件事，还写信谴责宰相吴充，这些事情见于《吴充传》。

　　蔡天申担任察访官的时候，作威作福，河南尹、转运使对他恭敬得像对待上司一样；当朝拜谒应天院神御殿时，官府单独为他设了一班，以示不敢与他对抗。司马光回头对台吏说：“把蔡寺丞带回本班。”官吏于是带蔡天申站到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后，蔡天申很感窘迫和沮丧，当天就离开了。

　　元丰五年，司马光忽然患言语不流畅的疾病，自己怀疑将离开人世，便预备了遗书，将其放在屋内卧房里，打算一旦病情加重，就将它托好友送给皇上。官制施行，皇帝指着御史大夫说：“非司马光不可。”又打算让他担任东宫太子的师傅。蔡確建议说：“国家的太子刚刚定下来，希望能稍微推迟一下。”这时《资治通鉴》还没有全部完成，皇帝特别注重这本书，认为比荀悦的《汉纪》还要好，皇上多次催促他快些完稿，并把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赏赐给他。书写完后，加授他为资政殿学士。

　　他居住在洛阳的十五年，天下人将他当作真正的宰相，村夫野老都称他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都知道他是司马君实。

　　皇帝去逝后，司马光赶到宫殿，守卫的士兵望见他，都以手加额说：“这是司马相公呀！”他所到之处，老百姓都拦在路上，聚集在一起围观，以至于马都不能通过，大家要求说：“你不要回洛阳了，就留下来作宰相，快救活百姓。”继位的哲宗年幼，太皇太后临朝听政，派遣使者问司马光当前首要的任务，司马光说：“广开言路。”于是下诏在朝堂公开张帖文书、告示。朝廷针对大臣有意见的，定下了六条，说：“暗中有所怀疑的人；挑拨与自己无关的事的人；或者煽动动摇重要事情；或者迎合王安石的法令；对上想侥幸希望晋升；对下想迷惑流俗。像这些人，坚决惩罚不赦。”然后把它交给司马光，司马光看后说：“这不是请求进谏，而是在拒谏。作臣子的只有不说话，一说话就归入到六条里了。”于是朝廷详细讨论其中的情况，将诏书修改后颁布施行。在当时，上书言事的人数以千计。

　　朝廷准备起用司马光作陈州知州，但过阙的时候，又将他留下任为门下侍郎。苏轼从登州被召回朝廷，司马光所过的路上，人们聚集在一起大声呼喊说：“感谢司马相公，你不要去朝廷了，好好保重身体，来救活我们吧。”当时天下的老百姓，对新政都拭目以待，可是议论的人还有人说：“先皇刚去世，现在的皇帝三年不能改变父亲的制度。”只是粗略地举出一些细小事情，稍微搪塞人们的耳目。司马光说：“先帝的法规，好的部分即使百代也不应该改变，像王安石、吕惠卿所创制的法规，已成为天下的祸害，更改它们就像救民于水火一样。何况太皇太后是因母亲改变儿子，不是儿子改变父亲。”众议决定了，于是罢去保甲团教，不再设立保马法，废除市易法，将所储存的物资全部卖掉，不收利息，免除老百姓所欠的钱；有关京东铁钱及茶盐的管理办法，也都恢复原来的样子。有人对司马光说：“熙宁、咸丰时期的旧臣，大多是奸佞小人，他日有人拿父子情义离间皇上，那么大祸就会发生了。”司马光神色严厉地说：“上天如果要降福宗庙，必定不会有这类事。”于是天下的人都放心了，说：“这是先帝的本意。”

　　元祐元年，司马光又患病，皇帝下诏让他朝会后再去拜见，不要激动。当时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还存在，而对待西方少数民族的意见也没有统一。司马光叹息说：“这四种祸患没有消除，我死也不能瞑目呀！”他写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体交给了医生，把家事交给了儿子，但国家大事没有可寄托的人，现在把它交给您吧。”于是他评论免役法的五点害处，请求朝廷下令罢黜此法。建议各位将领下属的兵士都要隶属州县，军政事务应当委托郡守、县令一同决定。废除提举常平司，将其事务转交给转运使、提点刑狱。他还认为，关于边疆问题，以和少数民族讲和为好。认为监司现在多为新近选拔的少年，大都刻薄急躁，应当命令亲近的臣子从郡守中选拔举荐，而要在通判中选拔转运判官。又建议国家设立十科荐士法。皇上都听从了他的意见。

　　又拜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除上朝朝拜，准许他坐肩舆，三天到一次朝廷。司马光不敢接受，他说：“不见君主，不能够处理事务。”于是皇上下诏让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搀扶着司马光入朝和皇帝商议事情，并且对他说：“你可以不下拜。”在司马光的再三反对之下，朝廷终于罢去了青苗钱，恢复了常平仓的粜籴法。太皇太后都虚心地听从他的意见。辽国和西夏的使者来了，一定询问司马光的起居和身体状况。

　　而且他们的君主命令他们的边境官吏说：“中国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了，不要轻率生事，发生边境纠纷。”这时，朝廷对司马光言听计从，司马光也想要以身报国，于是他亲自过问所有事务，不分昼夜地工作。宾客们见他身体羸弱，就用诸葛亮吃得少而事情多的例子，劝他引以为戒。

　　司马光说：“死和生，是命中注定的事，别去管它。”于是他工作更加努力。病危将死之时，他已不再有知觉，然而他对别人仍然恳切教导，好像是在梦中说话，但所说的还都是朝廷、国家的大事。

　　这年九月，司马光去逝，终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司马光去逝的消息，非常悲痛，和皇帝立即去吊丧，以至明堂建成的大礼也没有去参加祝贺。赠封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赠给死者的衣服是一品官的礼服，赠送的银绢多达七千。并下令让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监护丧事，归葬到陕州。谥号文正，赐碑《忠清粹德》。京城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的时候，哭的人非常真诚，仿佛是在哭自己的亲人。岭南封州的父老们，也都纷纷祭奠司马光，京城及全国各地都画他的像来祭祀他，吃饭前一定要先祭祀他。

　　司马光这个人可以称得上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于君王、取信于人，又恭敬、节俭、正直，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举动都符合礼节。在洛阳时，他每次到夏县去扫墓，一定要经过他的哥哥司马旦的家。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侍奉他仍像严父一样，保护他像抚育婴儿一样。从小到大到老，他说话从来没有随便说过一句，他自己说：“我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我一生的所作所为，从来没有不可告人的。”他的诚心是出自天性，天下的人都敬重他，相信他，陕西、洛阳一带的人们都以他为榜样，与他对照，学习他的好品德。如果人们做了不好的事，就说：“司马君实莫非不知道吗？”

　　司马光对财物和物质享受看得很淡薄，没有什么爱好，对学问却没有不精通的。他惟独不喜欢佛教、道教，说：“佛道的微言大义不能够超过我的书，其中的荒诞我却不相信。”他在洛阳有田地三顷，妻子死后，他卖掉土地作为丧葬的费用。他一辈子粗茶淡饭、普通衣服，一直到死。

　　到了绍圣初年的时候，御史周秩首先说司马光诬蔑、诽谤先帝，全部废除先帝新法。章惇、蔡卞请求掘其墓，砸碎他的棺材，皇帝没有允许，但下令剥夺他的赠谥，推倒为他立的碑。可是，章惇一直不停止地攻击司马光，于是追贬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追贬他为崖州司户参军。宋徽宗即皇帝位，恢复他为太子太保的名分。到蔡京专权的时候，又降司马光为正议大夫，在京城撰刻《奸党碑》，并命令郡国也都刻石立碑。长安石匠安民不得不刻字，他推辞说：“我是个愚蠢之人，不知道立碑的意义。但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海内外都称赞他为人正直，现在反说他是奸邪，我安民怎么忍心刻！”长安府的官吏感到恼怒，要治安民的罪，安民哭着说：“我被征发服劳役，不敢推辞，但在碑的最后请求不要刻‘安民’二字，害怕得罪后人。”听到此话的人都感到非常羞愧。

　　至靖康元年，重又赠他原先的谥号。到建炎年间，将他供奉在哲宗的庙里，与哲宗一起享受祭祀。

　




（宋）司马光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