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训俭示康》

路桥乡青阳城

司马光（1019～1086年），山西夏县人，字君实，号遇夫，晚号遇叟，世称涑水先生，历任天章阁待制并侍讲、永兴军安抚使、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和尚书左仆射（宰相）。

　　多年来，人们对司马光印象最深的是，七岁时他机智勇敢，“砸缸救人”；再是含辛茹苦19年，编写了皇皇巨著《资治通鉴》。其实，司马光还有许多忧国爱民、情操高尚、为政清廉的故事，鲜为人知。

　　宋仁宗宝元元年，司马光考中进士，朝廷要他在礼部任职。对于这个很有前途的晋升之阶，司马光并不感趣，他请求出任苏州通判。在宋代，通判是朝廷派遣的一种临时职务，并非地方正式官员，更无什么实权，一般人都不愿意去做。司马光却认为，能不能当一个好官，关键并不在于职位的高低。即使当朝一品，要是昏庸无道，素餐尸位，倒还不如做个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七品县令。司马光到了苏州，在黄场桥头附近，找了一座极普通的宅第住了下来。在那里，他看到周围的农民，住破屋，吃秕糠，穿烂衣，十分同情。

第二年，司马光同礼部尚书张存三女结婚。婚后，司马光常常不进卧室休息，独身在书房里过夜，且头枕木枕。一日，司马光的好友范镇来访，夫人便将自己独守空房之事讲了出来。司马光当着好友的面只好讲出实情。他说：“食君之禄，为君之臣，理应为国效忠，为民尽力。我怕自己只图享受，忘了国家的忧患；只图当官，忘了百姓的疾苦。便让木匠用圆木给我做了枕头，每当它一滚动，我就会从梦中惊醒。然后静坐书案前，想想当天哪些事情没有办好，以便第二天补救。我觉得，只有时时刻刻挂民在心，战战兢兢当官，才能不负朝廷。”

　　夫人张儒秀听了十分感动，说：“既然君实为此忧国忧民，就是守一辈子空房，我也心甘情愿！”

这就是宋史上有名的司马光“头悬警枕，忧国忧民”的故事。

　　司马光为官十分俭廉，“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儿时他就“不喜华靡”，“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20岁中进士宫中搞庆祝宴会，每个当朝进士都要头戴三枝宫花，只有他“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他只好在头上簪了一枝花。

　　司马光自己生活简朴，也要求儿子“以俭为美德。”儿子司马康长到十六七岁时，就显出了超常的才能，作文吟诗，谈古论今，见解颇有独到之处。灵秀之气外露，纨绔子弟远不可比。再加上人也长得英俊，母亲十分喜爱，在穿戴上就给儿子着意打扮。平日，总让儿子穿一领葱绿长袍，在司马门庭进进出出，显得格外潇洒。司马光看到这些，心里很不安，便写了一首诗送给儿子，诗曰：　　　　清晨着绿袍，罗拜北堂高。

　　　　积善因先烈，余光及尔曹。
　　　　勿矜从事早，当念起家劳。
　　　　修立皆由己，何月可佩刀？　　司马康读了父亲的诗文，心情沉重得好几夜没睡好觉。下决心潜心读书，修身养性。

　　就这样，司马光对儿子还不放心，又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写了一篇题为《训俭示康》的文章，一是“训汝（司马康）”，二是“当以训汝子孙，使知前辈之风俗”。

　　文章一开篇，司马光就说：“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他感叹当朝“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认为“风俗颓弊如是，居位者虽不能禁”，但本人应该自身洁好，不要随波逐流。

　　为了向儿子说明“俭为美德，侈为丑行”的道理，司马光在文中一连举了李文靖、张文节等几个名人的事迹，说明“俭能立身，侈必自败”。司马光说，李文靖为真宗时的宰相，住在封邱，门内厅前狭窄得仅能容一马转身。有人笑他住宅太小。他却笑着说：“眼下作为宰相的我，住在这里显得是小些，但让做小官的人居住，也就够宽敞了。”启发儿子向李文靖学习。

　　张文节为仁宗初年时的宰相，但他的生活水平仍同当年在河阳当节度判官时一样，节衣缩食，不讲排场。有些朋友对他说：你现在收入多了，享受还像以前那样。你自己认为这是美德，外面却有些讥笑你矫情作伪，以博虚名。张文节深深叹了一口气说：当然，就我现在的收入来说，一家人穿绸缎衣服，吃珍贵食物，也是供应得起的，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吾身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

　　司马光告诉儿子：“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司马光还教育儿子：“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富贵，柱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侈恶之大也。”

因为《训俭示康》这篇文章，写得有理有据，真切动人。司马康读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此后，他一生始终把父亲的这篇家训，当作做人的镜子，用来鞭策自己。

　　由于司马光教子有方，其子司马康不但在为人、治学方面酷似其父，而且在不少学问上还有新的见解。当时，京洛一带流传着这样一句佳话：“可为人师表者，司马父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