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臣光曰”看司马光的思想之一

爱华

温公书法
——司马光评周天子命韩、赵、魏为诸侯

《通鉴》为何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开篇，而不是韩、赵、魏三家灭智伯的公元前468年（鲁哀公二十七年），或者是《史记·六国年表》的始于周元王元年(前476)？因为这一年，在司马光看来，发生了一件使周室益发衰逼的大事。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一承认不打紧，使原来不合法的三家分晋，从此拥有了合法身份。司马光由此写了一篇很长的评论，认为周天子此举是周室衰败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毛泽东说：“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毛泽东精读《通鉴》，他的这一番话可谓切中肌理。


余细读“臣光曰”，感觉他这一段评论应是围绕孔子的一段话来展开的，只是司马光才情了得，把评论发挥得汪洋恣肆。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什么意思呢？在古代，“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礼乐征伐当然应该天子说了算，这样才能号令统一，政在天子。而“自诸侯出”，也就意味着诸侯坐大，一国三公，政令不一，天下能不乱吗！司马光所说的“礼”，还有一层意思。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只答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深有感触地说：“对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即使粮食再多，我能吃到吗？”(《论语·颜渊》)


后人关注“礼”，我以为只看到了“繁文缛节”，并没有看到“礼”的大用。“繁文缛节”有时确实很讨厌，可是现在人连简礼都不通了，何况繁文缛节，有时批评起古人来还真没底气，甚或只是口号似的乱骂一通。但这只是“礼”的末节，其实“礼”之最大用就是纲纪，简言之就是秩序，礼记乐记说“礼者天地之序也”。打个比方，交通而无秩序，成不成？人生在世，从古至今，有些东西是可变的，有些东西是不可变的。可变的是形式，不可变的是内在的规律。儒家说守孝三年，现在已不合时宜，可变，然而孝道之心可变乎？道理至为简明。


当年，宋神宗看出了司马光的用意。他在为《资治通鉴》作《序》时说：“光之志，以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造端立意之所由也。”后来还多亏了宋神宗这个“序”，在宋徽宗年间的“元祐党人”案中，《通鉴》才避免被毁板的危险。而胡三省更直接，“此温公书法所由始也。”对司马光的这个开篇法，评价甚高，直有与“春秋笔法”比肩的意思，只是后人不大提“温公书法”而矣。


可是我认为，“温公书法”重要之极，它贯穿通篇，构成《通鉴》的整个基调。温公意在告诫天子，不可自坏规矩，否则上梁不正，下梁必歪。公元前377年，子思在卫国，看到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就开骂：“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