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宁用愚人不用小人
——司马光论智伯之亡（臣光曰之二）
春秋末，晋国有六卿，智氏、赵氏、魏氏、韩氏、中行氏和范氏。六家以智伯为首，大权在握，晋王室基本上靠边站。晋出公l7年(前454），智伯与赵、魏联手灭了范氏、中行氏，平分其地。晋出公大怒，邀来国际同盟军——齐、鲁，准备与四卿火拼。结果被四卿趋逐出境，晋出公死在奔齐的路上。智伯立姬骄为晋君,即哀公。
这下智伯更有骄恣的本钱了，上至晋哀公，下至朝中大臣，没一个在他眼里，只要他看中的东西，胆敢不给，一个字：灭。智伯先后从魏桓子、韩康子手中得到了土地，又看中了赵襄子的一块地皮，吃了豹子胆的赵襄子竟然不同意。智伯怒，胁迫韩、魏围晋阳(今山西太原),引水灌城,城中“沈灶产蛙”，悬釜而炊，然“民无叛意”。智伯在魏桓子、韩康子的陪同下，视察前线战事，说了一句让魏桓子、韩康子皆感寒心，进而引火烧身的话。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了肘康子，康子踢了踢桓子，“以汾水可以灌安邑（今山西夏县，魏国首都），绛水可以灌平阳（今山西临汾，韩国祖居地）也。”赵襄子夜使张孟谈出城,以唇亡齿寒的道理策反魏、韩。公元前453，三家灭智氏,遂而有三家分晋。
司马光认为，智伯有才，但智伯之亡，恰恰是太有才的缘故，因为“才胜德”，高才低品，就有能力兴更大的浪，作更大的恶，“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当初智宣子要立智伯，族人智果坚决反对，提议立宵(智宣子庶子)，宵狠在面,瑶(智伯)狠在心，心狠败国，“若果立瑶也,智宗族必灭”。智宣子不听，智果赶紧与智氏划清界线，“别族于太史为辅氏”。后来智氏全族被诛，辅氏独存。
司马光将人分为四种：“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司马光告诫领导者，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愚人顶多办事不力，小人则力足以亡家灭国。慈禧太后曾当着袁世凯的面，说过同样的话，可是清末那个乱局，也只有袁大头能够收拾得了，或者说他羽翼已成，最终是连江山都收拾到了他的屁股底下。所以唐朝的李勣临终前交代後事，告诉弟弟，如果发现子弟中有品行不良之辈，先拉出去杖毙再说，免得遗祸全族。
司马光和王安石，交谊非浅，也曾对王安石有过同样的告诫。关于他们两人，史有新旧党之争的说法，这个问题很繁杂，此不多言，我只是认为司马光未必就是守成不变的旧党。王安石用了一个吕惠卿，凡事都与他商量，对他言听计从。可是司马光认为吕惠卿“憸巧，非佳士”，且心术不正，致书劝王安石慎用。司马光说：“夫忠信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或龃龉可憎，及失势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士，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有卖介甫以自售者，介甫将何择焉？”王介甫没听进去。王安石再度复相的时候，对王安石打击最力的，恰恰就是之前引为谋主的吕惠卿。后来王安石退居金陵，始有悔悟。
因为有此一节，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及张须《通鉴学》，均认为司马光此论是针对新法诸人而发。其实不是这样。司马光此论载《通鉴》卷一,英宗治平三年（1066）正月，司马光就向英宗进呈了《通志》八卷，相当于《通鉴》前八卷。而新法诸人是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参政变法时，才开始崭露头角的。比如吕惠卿，是王安石于熙宁二年九月才向神宗荐任“崇政殿说书”一职，前后有三年时间差。
2008、11、23
附：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通鉴》卷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