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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何时砸缸？
---论愚民政策降低集体行为的阈值
当代社会学的一位泰斗，斯坦福大学教授格兰诺维特早年发表过一篇论文（Mark
Granovetter，1978，“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83，no.
6，pp.
1420-1443）。论文标题可直译做“集体行为的阈值”，这一理论的适用情形，作者列出了八类：创新扩散过程，谣言与疾病传播，罢工与骚乱，政治选举，教育投资，社交，移民，社会心理。
格兰诺维特这一理论试图解释的上列八类现象，其微观机制是社会心理学家熟知的“个体从众倾向”。贝克尔和墨菲在新作《社会经济学》中试图解释的也是这类现象，只不过他们引入的核心概念是“社会资本”而不是“阈值”。根据贝克尔的定义，凡影响个体行为并且不显著受个体行为影响的集体行为因素，都可归入“社会资本”概念。由此，贝克尔推演出一项基本原理：群体行为可以非常敏感地依赖于个体行为，以致在该群体内没有哪一个体感受到自己的行为发生显著改变时却可以感受到群体行为发生了显著改变。这一原理十分类似于格兰诺维特在这篇论文里论证的集体行为基本原理，该原理被通俗地称为“多米诺效应”——即社会骚乱往往只需要第一个人参与，然后，由于集体行为可能非常敏感地依赖于个体行为，“集体意识”被这第一个人的行动激活，迅速卷入骚乱，后者于是升级为“社会动乱”。
让我们试着运用格兰诺维特的模型来解释某一类动乱。假设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对当前社会状况不满意，但每一个人只在看到“足够多的人”参与骚乱时才参与骚乱。假设不同的个人对什么是“足够多的人”有不同的标准，从人口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百，均匀分布在某一实数区间上。假设社会由100位成员组成，第1位成员的心理阈值将使他在参与骚乱的人数达到人口的99％时参与骚乱，第2位成员的心理阈值将使他在骚乱人数达到98％时参与骚乱，……依此类推，第99位成员将在骚乱人数达到1％时参与骚乱。现在，假设第100位成员将是第一个行动者，他的行动可以仅仅是打碎一块橱窗，只要这一打碎橱窗的行为被第99位成员看作是“骚乱”就够了，就足以触发“多米诺效应”，最终使全社会陷入动荡之中。
为缓解潜在骚乱的多米诺效应，我们应当研究上述那些首先发动骚乱的社会成员的心理阈值——是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一显然太低的阈值？通过何种途径可以提高这一阈值？在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下可以把骚乱的心理阈值提高到永远不发生骚乱？
首先，任何一位社会成员，为了要在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已经多元化了的社会里正常生活，就必须适应多元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所谓“见怪不怪”。换句话说，他必须学会“宽容”——对异端的宽容。对主流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反叛行为，每一社会成员都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这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最本质的特点，洛克在他的名篇“论宗教宽容”里有所论证，但更雄辩的论证来自社会实践的历史。宽容的态度导致了政治温和的中产阶级立场，后者构成了社会顶层和底层之间尖锐冲突的缓解区域，有效地防止了社会动乱。
在一切能够降低骚乱的心理阈值的愚蠢政策当中最愚蠢的，是所谓“愚民政策”。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趋同，并由这一趋同而形成防止价值多元化的社会资本。这样一种政策将把最大多数社会成员改造为“愤怒青年”，让他们具有最低的骚乱阈值，他们将以微不足道的借口参与骚乱，因为他们的头脑不能想象任何更温和的批判手段。
透过**事件，引用石宗源的反思：“从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上，干部作风上，工作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
。在这种封闭体制之下，重庆彭水、山西稷山、海南儋州、山东高唐、陕西绥德、辽宁西丰等案，不胜枚举。
民间积怨犹如积薪，正所谓：处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觉醒的民众对**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总有一天会上演司马光砸缸！
“对历史的解剖将会发现，所有伟大的国家都是自杀死亡的。”──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
注释
阈：（阈）yù
◎
门坎：“立不中门，行不履～”。
◎
界限：视～。听～
阈值
字典解释：1
在自动控制系统中能产生一个校正动作的最小输入值
刺激引起应激组织反应的最低值
2
阈值（threshold）为临界值的意思,也就是刺激生体系等时，虽然对小刺激不反应，但当超过某限度时就会激烈反应的这种界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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