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浪花（十七）我眼中的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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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宋朝丞相司马光，在我的眼中是一个即可敬又可恨的人物。我敬重司马光的人品，敬重他一生光明磊落，以清贫为荣，而不贪不奢；敬重他学习的刻苦，学识的渊博；敬重他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靠祖上的恩荫而纵横政坛；敬重他知恩图报，义气千秋，为报庞籍之恩宁可辞官不做；敬重他关心民众疾苦，“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的仁政思想；敬重他在文学上的辉煌成就；尤其敬重他著作了史学史上，首屈一指，无以伦比的《资治通鉴》。司马光无疑是中华民族最杰出的历史人物之一……。

　　然而我又十分憎恶司马光在王安石变化中的迂腐，短视和偏执；尤其不能容忍他不分青红皂白，全盘否定熙宁变法，使王安石十五年千辛万苦取得的改革成果付之东流；对司马光重用蔡京这样遗害无穷的大奸臣而愤恨不已。我真的难以理解，象司马光这样精研历史的史学家，怎么可以在熙宁变法中采取如此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怎么可以重用蔡京这样的奸臣？怎么可以成为王安石变法中反动派的领袖？

　　让我们看一下，司马光在熙宁变法中的立场和观点，看看司马光迂腐，固执到了什么程度：宏篇巨著《中国历代演义》的作者，蔡东藩先生是司马光的崇拜者，他毫不隐诲自己对王安石的卑视，对王安石变法的憎恶，对司马光的敬慕。蔡东藩先生对王安石极尽贬低之能事，却无法掩遮王安石变法思想的光芒。蔡东藩先生极尽对司马光的歌功颂德之能事，却无法掩饰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问题上的浅薄和偏执。为说明问题，我们就以蔡东藩先生所著的《中国历代演义》中列举的史事略举一、二为证：第三十五回《神宗误用王安石，种谔诱降嵬名山》如是写道：“熙宁政元，即令安石越次入对，神宗间治道何先？安石答称：顺先择术。神宗复道：唐太宗何如？安石道：陛下当上法尧舜，何必念及唐太宗。尧舜治天下，至简不烦、至要不迂，至易不难，尧亦人，舜亦人，有甚么奇异难学呢？在此处，蔡东藩加了四个字的注脚：”语大而夸“。平心而论，王安石”尧亦人，舜亦人“的观点，不正是要人们摆脱先人的桎梏，而有所创新吗。”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正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是当时最进步的理念，何大之有？何夸之有？

　　为解决大内帑银的问题，宋神宗求计于王安石和司马光。司马光认为“救灾节用，当自贵近为始”。王安石则认为：“国用不足，乃不善理财的缘故，若徒事节流，未识开源，终属无益”。司马光竟然如是说：“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官府多一钱，民间便少一钱，若没法夺民，比加赋还要历害。”司马光的迂腐到了什么地步？他竟然认为：“天地生财，止有此数”。难道生产力就不能提高？难道生产规模就不能扩大？难道就不能向管理要效益？“官府多一钱，民间便少一钱”，这又是什么道理？难道民不能再富？国不能再强？按司马光的逻辑，大宋只能回到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蔡东藩左一个注脚，又一个注脚，极力贬抑王安石。恰恰把司马光思想意识的保守，无所作为的迂腐，暴露的一览无余。

　　第三十六回《议新法创设条例司、献疑狱狡脱谋夫案》描写了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第二次冲突。这是一件公案：登州一女子，被包办婚姻，此女听说夫婿丑鄙，辞婚不成，遂谋杀未婚夫，其人被砍断一指。官府认为该女与该男实不相配，且杀人未遂，而且自首因此免了死罪。王安石认为办的合理，司马光大怒：“妇谋杀夫，尚可减罪吗？”王安石辩道：“若自首不得减罪，岂非自背律文。”神宗准安石议。

　　此案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一个是依据律法，一个是依据封建伦理的标准。司马光认为谋杀亲夫，违反了道德标准，自首也要杀掉。王安石依法办案，自首从宽。说到底是法治和人治之争，孰是孰非，一清二楚。司马光非治国之材，就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制观念。司马光的迂腐由此又见一斑。

　　元丰八年宋神宗驾崩，高太皇太后诏司马光入朝为相，与王安石已成冰炭不可相容的司马光将所有熙宁新法视为国家之害，他声言：“诸害未除，我死不瞑目。”六十七岁的司马光，已经由迂腐，演变到老年人特有的固执，他不顾苏东坡“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测民不变”慎重，稳妥地逐步废除新法的劝告，迫不及待地一举废除了残余的“青苗法”和“免役法”。为了废新法，他不惜起用了蔡京之流的奸逆小人，为随之而起的“三党构畔”埋下了祸根。

　　司马光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但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在政坛上，他几乎没有多少政绩可言，相反，他充当了扼杀熙宁变法的郐子手，急先锋和首脑人物，成了大宋王朝的千古罪人……。

　　其实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孰是孰非的争论，即使在大宋政坛中始终没有因为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去世而停止。从而引发了宋哲宗时期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以刘挚为首的朔党三党之间的廷臣构畔，以及三党与变法派之间激烈的朋党之争。宋徽宗执政之后，曾御书以司马光为首的一百二十人的“党人碑”立于端礼门。由此可见大宋王室，对以人划线，唯我独尊，造成大宋朋党之乱的司马光憎恶到什么程度。

　　换一个角度看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分歧和斗争。也可以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极典型的法家和儒家的一次斗争。王安石集中代表了法家以法治国的政治思想；而司马光尊孔称儒，主张以仁义礼信来治国治民，因此司马光极力反动新法中出现的苛民和伤农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司马光只是一个有良好愿望却没有治国韬略的好人，只是一个学者而不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日理万机的能力，因此，他没有，也不可能使积弱的大宋王朝走向富强……。


正如司马光在他的《西江月》一词中所说：“相见争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依我之见，大宋王朝中，司马光参政，真是“相见不如不见”，司马光对国家的“有情”，确实不如“无情”。如果司马光专心致志地编他的《资治通鉴》而不要以他美好的形象影响政坛，使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变法少一个强劲的对手，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熙宁变法又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




　　可敬，可恨的司马光，可爱、可气的司马光，您的千秋功罪，让我如何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