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走笔--三晋学人.司马光

暨慧宜

三晋史家第一人——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北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及长，学识更为渊博。仁宗宝元元年进士，后任谏议大夫，英宗朝进龙图阁直学士，立志编写《通志》。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本上进，诏命设局续修。神宗时赐名《资治通鉴》。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专事《通鉴》的编撰。凡十五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哲宗即位，司马光入朝为相，尽改新法，罢黜新党，恢复旧制。数月后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著作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


司马光的主要学术成就，就在于他主笔编写《资治通鉴》一书。一部《通鉴》费尽了他一生大部分精力，耗时十九年，他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操刀。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自述：“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前403），下迄五代末赵匡胤灭后周以前（959），凡1362年。作者把这1362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在重要段落后有“臣光曰”的史学评论，反映他对重大史事的观点和评价。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史学名家做为助手，他们均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草稿成于众手，但最终使之成为一部浑然一体的史学巨著，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定稿。该书博大精深，前无古人。在史学著作的编著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选材的广泛和严格。该书先期编有丛目、长编，取材尽量广泛，遵循“宁失于繁，毋失于略”的原则，史料选取内容侧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论治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采用之书除十七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杂史资料总数不下330多种。

二、精审考异、务得其真。历史著作的真实为第一要务，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取舍、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印行。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历来为历史学家所推崇。《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条理分明。《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有《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史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体，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于“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宗旨相一致。

五、集思广益、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脍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之作。

六、撰写附论、史识明达。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辅政的诚意和公忠体国的苦心，寓褒贬臧否于其中。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卓见，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总之，《通鉴》一书，史事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是一部集大成的巨著，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史学家将司马光与司马迁并称为史界“两司马”，是完全有理由的。


司马光一生忠孝节义、恭俭正直，他安居有法、行事有礼。司马光秉性刚直，在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而在举荐贤人、斥责奸人的斗争中，他也敢触犯龙颜，宁直不弯，当廷与皇上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司马光一生清廉简朴，不喜华靡。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言行，传为美谈。就连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与他为邻。司马光的品格德行、修学治史，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对他的政绩，人们虽有不同评价，但对他的爱国爱民的高尚品德一致赞扬和肯定。


司马光一生著述很多，除《资治通鉴》外，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潜虚》、《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话》、《医问》、《涑水纪闻》、《类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