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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心自然者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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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北宋陕州（今山西夏县）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家。他经过19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元丰7年（1084年）完成了《资治通鉴》的通史巨著，内容以总结历史统治者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为主。在政治上，司马光竭力反对神宗支持的王安石变法，长期辞官退居。宋神宗死后，他被召入京，主持国政，废除了王安石变法的新政。司马光死后被追封为温国公，葬于家乡夏县。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据史书记载，司马光幼年聪颖好学，尤喜《左氏春秋》，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他不仅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而且可以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他好读书，求甚解，又有选择，他不喜佛、老，对历史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
司马光年约五、六岁时，有一次要吃青胡桃，他的姊姊帮他去壳，但剥不掉，一婢女用热水将胡桃泡过后去壳，后来姊姊问他是谁把壳去掉的，司马光说是自己去的。这话正好被他的父亲司马池听见，就喝斥他：“小子怎么可以说谎！”司马光从此以后就没说过谎。日后司马光教导他的学生刘安世什么是“诚”，他说：“就要从不说谎做起。”
司马光七岁时就像成人一样有威严，非常喜爱听人家讲左氏春秋，回家即能把大意讲给家人听，而且从此以后手不释书乃至不知饥渴寒暑。有一天，他跟一群小孩在院子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上，并掉到缸里就要没顶，别的孩子见出了事，都赶快逃跑，司马光从地上拾起一石块，将水缸打破，缸里的水流了出来，小孩因此得救。后来，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小儿击瓮图》。
宋仁宗宝元初年（1038年），司马光二十岁的时候，中进士甲科，初任奉礼郎、大理评事一类小官，后经枢密副使庞籍的推荐，入京为馆阁校勘，知同礼院，改并州通判。嘉佑六年（1061年）升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神宗即位后拜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开始变法，司马光极力反对新法，认为王安石变法乃是“侵官、生事、征事、拒谏”，致使“天下怨谤”，同时司马光用人以德的观点和王安石变法也有很大的出入。当时朝廷对于实施新法有很多争议，司马光与吕惠卿针对“制置三司条例司”在皇帝面前辩论，司马光认为“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矣。”对于司马光的说法吕惠卿无言以对，只好用其它话诋毁司马光，神宗即说：“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
后来,由于司马光坚决反对新法，因此当宋神宗任命他为枢密副使时，他六次上奏章辞官，他说：“陛下所以用臣，是觉得我是狂狷率直的人，希望能对国家有所帮助，若只是用俸禄官位尊荣我，却不采纳我的建言，这是把天官私自赏给不适当的人。如果我只是以禄位荣显自己，却不能解救天下百姓的痛苦，那就是盗窃名誉地位以谋私利。”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自请离京，出知永兴军，第二年至洛阳，任两京御史台。
有人曾经在神宗面前诋毁司马光时说：“别的事不说，光就辞枢密一事，自我即位以来，只有他一人。”又说：“有像司马光这样的人经常在左右的话，就可以不犯过错。”充分肯定了司马光的人品。
《宋史》记载司马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司马光很爱他的哥哥司马旦，司马旦将近八十岁之时，司马光仍然伺奉司马旦有如严父，并且保护照顾司马旦如同爱护婴儿。对于朋友王安石的变法,司马光经常以故交旧友的面目三番五次给王安石写信，谓其变法是错误的,遭到了王安石的严厉批驳。司马光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无可讳言；但他襟怀坦白，居官清廉，恭谦正直，不喜华靡的品格却也是公认的,一直被世人所传颂。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以他为邻。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一直传为美谈。
司马光敢于直谏，不阿谀奉承；他举忠斥奸，不为身谋。在一篇《谏院题名记》上，他要求做谏官的“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吁名者，犹汲吁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他曾经说自己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对人讲的。仁宗皇帝临终前曾留下遗诏，要赏赐司马光等大臣一批金银财宝，司马光领衔上书，陈述国家穷困，不愿受赏。但几次都未被批准，最后他将赏赐自己的一份交给谏院，充作公费。他在洛阳任职时，曾买地修筑了一所居住、读书、游览的“独乐园”，幽雅简朴，他非常满意。但当皇上的使臣到这所宅院来向他问政时，却为这低矮的瓦房、间隔的陈设暗暗发笑，他不能相信名扬天下的“司马相公”会这样寒碜！司马光的妻子死后，没有钱办理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们主张借些钱，也该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
司马光在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贡献，是他主持编写了不朽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他呕心沥血所著的《资治通鉴》和他的名字一起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
由于司马光从小勤奋好学，博通经史，出仕后也一直坚持读书，尤其留心研讨历代史书。他在馆阁校书以及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满架满架的都是史书，几间屋子都放不下，如此浩翰的朝野史籍，一个人穷毕生之精力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间明扼要的通史，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他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在嘉佑年间，司马光便在公事之余开始了《通志》的编写和工作。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他写好的《通志》进献给英宗皇帝。《通志》共八卷，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主要写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的盛衰兴亡，供皇帝参考。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奉费用，增补人员，专事编写工作。司马光深受感动，很快便在右掖门处的秘阁内设立了书局，并请来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班，刘恕、范祖禹等人，共同讨论了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其成，由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担任文字的校对工作。
第二年，英宗病逝，神宗即位，开经筵，在迩英阁进读《通志》，他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名《资治通鉴》，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要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这就更加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最后脱稿修成，前后共成时十九年。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丰富的历史事实。全书计二百九十四卷，另附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这部书，取材甚广，网罗极富，除依据正史处，还采用了野史杂志三百二十余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极严，考辨异同，尽力求真，所以记述内容，比较翔实可信，为历代史学家所推崇。《通鉴》文字以荀悦的《汉纪》为宗，力求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朴质精炼，富有文学意味。不仅可以作为历史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当作文学作品欣赏。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的十九年中，长期伏案阅读与写作，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特别是在洛阳的十五年里，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的精力和心血。司马光刚过60岁，视力便已经衰退，牙齿便已经脱落，面容便已经樵惮。所以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写道：“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编书，常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上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至书局，还要几次催他才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而且书法家黄庭坚曾看过其中的几百卷，发现这些书稿全部是用工笔楷书写成的，没有一个草字。夜里，他怕因困乏睡过了头，便让人用圆木做了个枕头，木枕光滑，稍稍一动，头即落枕，人便惊醒。后人称此枕为“警枕”。司马光的房子低矮窄小，夏天闷热难堪，洒下的汗珠把书稿都浸湿了。后来，他请匠人在书房里挖了一个大深坑，砌上砖，修成一间“地下室”，他就在这个冬暖夏凉的地方，专心致志地埋头编书。而当时的大官僚王宣徽每到夏天便到他名园的高楼上避暑享受，此举与之对比,于是在京城便被人戏称为“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对史料考核极其认真，追根寻源，反复推敲，不断修改。《通鉴》编成后，洛阳存放的未用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他为这本书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啊！司马光十九年如一日，“秉烛至深夜，警枕破黎明。”《资治通鉴》开始编写时，司马光48岁，编完时，已是66岁的老人了。其巨著写成后，还没等出版，司马光因耗尽心血过多便与世长辞了。
司马光曾问他的好友邵雍:“你看我是怎样一个人?”邵回答说:“君实，脚踏实地人也”。意思是说司马光研究学问，勤奋刻苦，踏实认真。这就是“脚踏实地”成语的来源。
元丰八年，神宗病逝，不满十岁的哲宗即位，由宣仁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派遣使者去问司马光应该先做什么事，司马光回答要“开言路”。因此上疏者上千。
后太皇太后从新任命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相当于宰相），与吕公著（尚书右仆射）同执朝政。司马光执政后，便开始反对与排斥变法派人士，接连上表，彻底废止新法。当时宋朝的外患辽国和西夏的使者来到中国首都一定会向他问候，同时告诉他们守边疆的官吏说：现在宋朝的宰相是司马光，不要随便生事。司马光用心朝政，不舍昼夜，有宾客见他身体衰弱，以诸葛亮吃的少又事情繁重而鞠躬尽瘁的事来劝告他，他回答说：“死生，命也。”还是一样勤于政事。到病得不醒人事时口中都还在喃喃说着朝廷天下的事。
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病逝，终年六十八岁，朝廷赠以“太师”、“温国公”等称号，派专员扶灵柩返夏县安葬，谥“文正”。
司马光生前深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司马光在洛阳编书的十五年期间，老百姓依然将他视为真宰相，当时即便是田夫野老、妇人孺子都认得他。神宗驾崩时（1085年），司马光赶赴朝廷，卫士看见他都以手加额说：“这就是司马相公。”在京城所到之处，京都之人迭足聚观，都视他为宰相，道路堵塞连马都无法前進，百姓求司马光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皇帝，让百姓得以活命。司马光拜谒当朝宰相，有人爬到屋顶上窥瞰，宰相府的人上前阻止，对方说：“我不是来看你家主人，是想见识司马相公的风采啊！”呵叱不退，结果屋瓦都被踩碎，树枝被踩断。
司马光死后，百姓对他依然推崇。司马光病逝之时,京师的百姓放下生意去吊唁他，有人卖衣服把钱拿来做奠仪。到他安葬的时候，百姓哀悼他有如哀悼过世的亲人，岭南封州一带的父老都相偕来祭拜，到处都有人画他的画像祭拜，吃饭前都要祝祷。
他家乡山西夏县的人们为纪念他，特为他建了墓碑亭，树起一块巨碑，这块巨碑连同底座高达九米，比帝王神道碑和墓碑还要高大。碑额刻有宋哲宗的御篆“忠清粹德之碑”字样，大文学家苏东坡为其撰写了碑文。
公元1107～1110当时宋朝传至徽宗，宰相蔡京擅政，视司马光、苏东坡、程颐、王献可等贤人君子共一百二十人为奸党，并奏请皇帝批准，要把“奸党”的名字刻在端礼门的大石碑上面。当时被召去刻字的长安石工安民推辞说：“我是愚人，不知道立碑的用意，但是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海内外都说他正直，现在却说他奸邪，我不忍心刻字。”官府对他的说法很生气要治他罪，安民哭泣的说：“我是供差遣的人，不敢推辞，但请让我不要将我的名字安民二字刻在碑文后，怕得罪了后代。”听者都感到无比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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