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荡而敬业的司马光——史话实说

凤凰社

　　　　　　　　　　　　　　坦荡而敬业的司马光
　　　　　　　　　　——史话实说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11月。当时，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官，于是便给他取名“光”。司马光幼年聪颖好学，尤喜《左传》，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司马光不仅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而且可以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司马光好读书，求甚解，又有选择。司马光不喜佛教，不信道教，可对历史却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

　　司马光二十岁时中进士甲科，初任奉礼郎、大理评事一类小官，后经枢密副使庞籍的推荐，入京城在图书馆里做文字的校对工作。嘉佑六年（1061年）升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宋神宗即位后升为翰林学士。

　　在政治上，司马光是保守派领袖，他顽固地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教条，竭力反对、阻挠王安石变法。当宋神宗准备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时，他坚持不受，他说不废除新法就不去上任。司马光还以老朋友的身份三番五次给比他小2岁的王安石写信，攻击其变法是“侵官、生事、征事、拒谏”，致使“天下怨谤”，但遭到时任宰相的王安石的严厉批驳。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看到新法已势在必行，便要求离京，出知永兴军，第二年至洛阳，任两京御史台。但他一真清廉简朴。

　　司马光政治保守，无可讳言；但他襟怀坦白，居官清廉，恭谦正直，不喜华靡的品格却也是公认的，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以他为邻。

　　司马光敢于直谏，不阿谀奉承；他举忠斥奸，不为身谋。在一篇《谏院题名记》上，司马光要求做谏官的“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司马光曾经说自己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公开对人讲的。可见其光明磊落的秉性。
　　司马光廉洁奉公、以节俭为乐的品德一直被众传颂。宋仁宗皇帝临终前曾留下遗诏，要赏赐司马光等大臣一批金银财宝。司马光领衔上书，说当今国家穷困，不愿受赏。但几次都未被批准，最后他将领起的将金自己的一份交给谏院，充作公费。
　　司马光在洛阳任职时，曾买地修筑了一所兼居住、读书、游览为一体的“独乐园”。其园幽雅简朴，他非常满意。但当皇上的使臣到这所宅院来向他问政时，却为这低矮的瓦房、陈旧的设备暗暗发笑。使臣不能相信这名扬天下的“司马相公”会这样寒碜！
　　司马光的妻子死后，没有钱办理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们主张借些钱，也该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
　　我想，即使当今，时光越过了一千年，曾经受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公务员，又有几个能达到他这样的思想境界呢？




　　司马光在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贡献，是他主持编写了不朽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从小勤奋好学，博通经史，出仕后也一直坚持读书，尤其留心研讨历代史书。他在书馆校对以及任天章阁对官员授课时，他满架满架的都是史书，几间屋子都放不下。如此浩翰的朝野史籍，一个人穷毕生之精力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他便产生了一个设想：如果能够编写一部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使人读了之后能够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是多么好呵。他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支持。于是，在嘉佑年间，司马光便在公事之余，把别人用来打麻将的时间用来做《通志》的编写工作。

　　治平三年（1066年），47岁的司马光将他写好的《通志》进献给宋英宗皇帝。《通志》共八卷，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主要是写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的盛衰兴亡，供皇帝参考。宋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提供经费，增补人员，专门从事编写工作。司马光深受感动，很快由他成立了一个书局，并请来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班，刘恕、范祖禹等人，共同讨论了编书的宗旨和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揽，由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担任文字的校对工作。

　　1067年，宋英宗病逝，宋神宗即位后，便请司马光讲读《通志》。宋神宗听讲后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于是便召见司马光，对他大加赞赏，并把《通志》赐名为《资治通鉴》，说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因而更加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到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最后脱稿修成，司马光前后共用时19年。
　　在当今，如果我们能够象司马光那样敬业且执著，难道不能实现自已的人生追求吗？

　　　　　　　　　　　　　　　　　　　　　　　　　　　　　　　　　　　　200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