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迁与司马光著述的目的看中国文人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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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明确提出自己编写《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后世的读者承认，事实也证明，司马迁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一千年后的司马光是抱着“鉴于往事，有资治道”的目的编纂《资治通鉴》的，他的读者宋神宗作出了与司马光的目的一样的评价。

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得出，这两代相隔一千年的历史专业的同姓知识分子，他们治史的目的及个性人格有多大的不同。

一个是要探究天道人事自然社会的关系，弄通古今社会变革的原因规律，形成我司马迁对于宇宙自然及人类世界独此一家的思想学说。这是何等的眼界气魄，这是何等自信响彻于天地古今的大声，这是何等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操守。

难道造化竟如此弄人，一千年就使人的基因如此突变，变得如此不肖，如此侏儒。知识分子专家学者的那种探究宇宙与人类发展规律的纯净的学术精神和雄心气魄没有了，那种客观公正地看待历史发展变革的从容气度没有了，那种独立自由决不看别人眼色行事的人格操守没有了，多的是下作萎缩自甘堕落，堕落成或残酷或腐败或流氓的统治者欺压百姓的幕僚和帮凶。司马光的“有资治道”，不就是要帮着赵家的坐稳了皇帝，世世代代统治老百姓吗？司马光不是也捞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禄位，讨些封妻荫子的好处吗？

难道人性就这样软弱脆弱，为了一点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从汉到宋一千年的时光就把司马家族的一只翱翔于天地的雄鹰变成了一只摇尾乞怜的家猫、一条看家护院的走狗。

从司马迁到司马光的一千年，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代代堕落的一千年，是中国知识分之子一步步奴性化的一千年；从司马光到现在，又近一千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品质人格是继续堕落还是在提升呢？中国知识分子的老大难问题——依附性人格、奴性化人格是在改善还是在加剧？

司马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一口警钟，我们要常用它来照照自己的嘴脸，警醒自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