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缘何反目

中国山东

王安石（1021—1086），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字介甫，号半山，庆历二年进士。王安石二十一岁中进士，历任知县及知州等地方官，1068年，任翰林学士，两次被招入京，第二年被升为参政知事，不久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司马光（1019—1086）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字君实，二十岁中进士，历任地方及中央官职。司马光曾在京任天章阁侍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士等职，并与王安石同为翰林学士。从私人情谊上讲，司马光与王安石相当融洽，是当时号称“嘉佑四友”中的两位。当由于两人在推行新法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在熙宁，元丰的变法期间，成了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政治对手。
虽然两个人盛年相近，经历相仿，所受教育也比较类似，在对待当时的同志学说——瑞雪上的观点有相似之处，比瑞两个人都遵奉孔子，扬雄，却不信释、老之说，但是二人在对待孟子的观点上却是有不同意见的。王安石历来崇敬孟子，并以孟子为效法榜样，它对于孟子的学说除个别有异议外，一般都是坚决赞同的，并常常在论著中引为立论根据。不仅如此，王安石还在他担任宰相期间，规定《孟子》为诸生必修科目，尊《孟子》为经。司马光则对孟子不以为然，他甚至专门著书《疑孟》，。驳斥了孟子所谈的一系列问题。司马光说孟子宣称学空子，但所持论点却有背离孔子思想之处，又说孟子有些谈话与经传不服，有的看法和主张违反了君臣之义、人之大伦和实际情况，不仅无益于治，而且将使那些尸位素餐之人用此观点欺骗君主。王安石之所以特别崇尚孟子，是因为孟子的政治主张王安石极力赞成，孟子有一点卓而不群的的傲世风格，王安石也非常欣赏。司马光从维护君权，严守等级名分出发，对孟子的一些言论，特别是民贵君轻的言论，十分反对。显然这两者是难以相容的政治观点，司马光据君臣之义，守孔子之道，当然要责难孟子。此外，王安石把《孟子》和周礼作为变法活动的理论根据，也是司马光反对《孟子》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在对待荀子的观点上两人也有分歧。荀子是一谈礼著称的大儒，王安石却说他断然不知礼，驳斥荀子把礼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反而不能发挥礼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并且荀子思想与王安石主张变法的论点不相吻合。但是司马光的观点与荀子就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政治措施方面，司马光遵奉荀子的观点，主张节裕民，但司马光并不完全赞同荀子的观点。不过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思想上虽然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总的看来，仍然都是遵奉儒学，大同小异而已。
王安石与司马光发生冲突是在王安石主张变法之时。宋神宗即位不久，面对一系列政治危机，就提出理财是当务之急，他的观点在于府库，即国库的收入与积存。对于这一问题司马光的回答是节流，即裁省浮费，减少皇帝大臣的赏赐等费用，以期上行下效，普遍裁省冗费。王安石立刻站出来反对司马光的主张，他认为节省开支，无补于国，并且提出“不加赋而上用足”的想法。司马光针锋相对，说王安石的主张不过是空谈，“不加赋而上用足”的做法不过是设法侵夺民利。但是王安石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而是在后来的变法中迅速变成行动。这就使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意见分歧转化为激烈的矛盾斗争。王安石与司马光在论证“法不可变”的时候也发生了分歧，王安石坚决主张变法，而司马光却认为：第一，法可以变，但当时不必变，有弊病可以修补改正；第二，即使要变法，也要有良匠、美材，而现世不具备；第三，王安石变法弊多利少，如果长此以往，梁倾屋到，无地容身。在用人上，王安石把吕惠卿当成变法的支柱，而司马光则认为吕惠卿“奸巧”，坚决反对任用此人。但是，王安石善辞令，司马光却专著务实，拙于辩论，二十来岁的宋神宗听王不听司马。王安石与司马光先因变法意见不合，后来竟发展到私人意气，相以成仇的地步。1071年春，司马光离开永兴，到洛阳专致于编纂《资治通鉴》等历史巨著，从此十五年不问政事。
后来变法处于困境之时，王安石被罢相，新法名存实亡。之后宋神宗病死，不满十岁的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听政，新法危在旦夕。司马光被招入京，上台执政。如果说司马光在反对新法时，对于时政应该存善革弊，那么重新上台后的司马光也犯了和王安石同样的急躁病，他既不问新法是否尚有可用之处，也不问废除新法需要时间，而是将仅剩的新法全部废除了。
司马光任相时，已经罢相在家的王安石深为忧虑，当他听到新法被废除时，感到非常绝望伤心。王安石死后，司马光放弃个人偏见，还对王安石的文章加以称道。不久，任兴一年多的司马光也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