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歪曲的十大历史人物之2--司马懿(下)

肆冇新人

新城平叛之后，曹睿令司马懿引大军二十万，以右将军张郃为前部先锋，出关迎战蜀军。而此时，魏蜀双方最高军事统帅的目光已经不约而同的投向秦岭之西的一条小路----街亭。双方深知，街亭作为汉中咽喉，是蜀军北伐的重要粮道，一旦街亭要路被切断，蜀军必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故司马懿不敢怠慢，亲统大军来取。不想诸葛亮已抢先一步，派参军马谡驻守街亭。遗憾的是，惯于纸上谈兵的马谡没有执行诸葛亮依山下寨，当道扎营的命令，而是自以为是的屯兵山上，最终招致大败。诸葛亮连失街亭、列柳城等战略要地，知大势已去，不得不准备全军撤退。他自己带领两千余人在西城搬运粮草，而此时司马懿亲率大军来夺西城。于是，诸葛亮大开城门，焚香操琴，吓退司马懿十五万大军，演出了一幕精彩绝伦、流传至今的“空城计”。随后，诸葛亮退回汉中，第一次北伐宣告结束。;“空城计”在历史上确有其事，但却并非诸葛亮所为。作者不愿让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以纯粹的失败而告终，故而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将“空城计”算在诸葛亮的帐上，似乎为一出祁山的收场增添了不小的光彩。其实，“空城计”是三十六计中“败战计”的一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诸葛亮使用“空城计”这本身就说明他当时已经陷入除此之外无计可施的地步。多少年来，“空城计”中司马懿的多疑、胆小一直被人们传为笑谈，其实，这是很不公正的。司马懿行兵作战多年，并不是一个遇事犹豫不决、前怕狼后怕虎的人，新城擒孟达就是很好的例证。至于他在与诸葛亮交锋时所表现出的特殊的谨慎则是完全处于他对诸葛亮智慧和才能的了解，“强中犹惧强中手”，这一点，和诸葛亮每逢知道即将和司马懿作战都感到有些吃惊是出于同一原因。后来，魏延曾屡次向诸葛亮建议出子午谷而投西，奇袭长安，一直没有得到诸葛亮的采纳。每次北伐，必出祁山。正如司马懿所说“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①，这正是诸葛亮用兵极度谨慎的突出体现。为将者不区分对手的具体情况，一味果敢，就是卤莽、愚蠢。司马懿没有把握好事物普遍性中可能体现出的特殊性，拘泥于诸葛亮生平谨慎的特点，错过了生擒敌酋的良机；然而司马懿毕竟是战役最终的胜利者，诸葛亮侥幸行险，兵退汉中，为虎头蛇尾的第一次北伐划上一个并不完美的句号。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街亭争夺战中，当司马懿得知诸葛亮派马谡把守街亭后“笑曰：‘徒有虚名，乃庸才耳！孔明用如此人物，如何不误事！’”。显而易见，当时司马懿对蜀汉将领的了解和认识程度之深刻甚至已经超过了诸葛亮，成为料敌制胜的关键。此后，诸葛亮又先后五次出师北伐，与司马懿在祁山地区斗智斗勇，大小战役几十次，双方互有胜败----这就是后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祁山斗智”。在与诸葛亮长期的军事斗争中，尤其是战争后期，司马懿大都选择守势，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司马懿处处比诸葛亮略逊一筹的缘故。其实防守并不一定意味着处于被动和劣势，虽然在与诸葛亮几次大规模的较量中司马懿败略多于胜，但这并不应该是他取守势的根本原因。《孙子兵法-军形篇》中指出：“…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其大意是说：所谓善战者应该首先创造条件，使自己不被敌人战胜，然后再寻找机会去战胜敌人；想不被敌人战胜，就应该防守，想战胜敌人，就应该进攻；所谓全胜是在首先妥善保存自己的前提下取得的。从这种角度上看，司马懿在与诸葛亮斗争的后期采取守势应该是基于对当时敌我各方面形势的深入分析而作出的正确决定：其一，在物资供应方面，蜀汉作为攻击的一方，从成都经汉中出祁山，拔山涉水，粮草物资周转艰难，且粮道太长，极易被敌军切断；而司马懿坐守渭水，临近长安，物资供给方面的困难较之蜀军要小的多。司马懿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自然胜券在握，不必急于采取主动行动。其二，在最高领导层方面，后主刘禅昏庸无能、宠信宦官、沉湎酒色，非保业之主，诸葛亮长时间统领大军在外，必然引起刘禅与其他宠臣的疑忌而产生内耗；与之相比，魏主曹睿则比较开明，对司马懿极为信任，并授予他极高的权利和荣誉。其三，在国家经济、军事实力方面，蜀汉因彝陵之战大伤元气后，又经历南征和数次北伐，连年战乱不止，国家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百废待兴，民意思安，兵心厌战。此外，随着赵云、张苞、关兴等人的先后亡故，蜀国人才匮乏，诸葛亮手下已乏良将可用，从而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局面。随着长时间陷于战争的泥潭中而不能取胜，诸葛亮使战争继续下去的困难也就越来越大；与之相比，曹魏统治的北方地区遭受战乱破坏的影响较小，加之从曹操时期就开始施行的“屯田制”等保护生产的措施，社会生产力较为发达，物质供应较为丰富和充足，人口相对集中，经济和军事实力增长较快，具备进行持久作战的能力。其四，综合以上原因，诸葛亮面对诸多不利因素，只能选择速战速决。而司马懿针对其急于求战的心情采取避战坚守的策略，以焦躁其心，再寻找战机，与之决战。待其天长日久，粮草不济亦或发生内变，仓皇撤军之时，再率大军从后掩杀，自然可获全胜。作为独当一面、身系国家安危的大将，司马懿除了机智深远、果敢冷静之外，还有宽广的胸怀和顾全大局的器量。曹真身为大将军，位在司马懿之上，但其统兵作战的才能远不及司马懿，还对其屡建大功心怀妒忌；而司马懿对这一切却毫不介意：二出祁山时，曹真不是诸葛亮对手，连战连败；司马懿在关键时刻献上“待其粮尽，于后追击”的制胜之策，当曹睿问及他既然有先见之明，为何不自己引一军去战时，司马懿借口防吴，其实是将大功让给曹真，并嘱咐使者“吾以此功让于子丹；公见子丹，休言是吾所陈之意…”。四出祁山时，司马懿料定诸葛亮必分兵箕谷、斜谷而取祁山，曹真不信，两人便各守一谷口，以十日为期打赌。后来曹真不做准备，被蜀军偷袭斜谷，失了营寨，紧追不舍，还是司马懿在大败进攻箕谷的魏延、陈式之后前来接应，救了曹真一命。曹真羞愧不堪，要将天子所赐玉带一条、御马一匹奉上时，司马懿却说“…切莫言赌赛之事，只同心报国”。司马懿这种不计个人名利得失，以大局为重，注意内部团结，一致对外的坦荡胸襟，是极为可贵的。也正是由于他这种不凡的政治家的气度，司马懿在曹魏集团内部享有很高的威望。上至魏主曹睿，下至文武百官都对他倍加钦敬，甚至连资历深厚的大将张郃、徐晃都甘心在他帐下效命，因而无论是用计还是用兵都很少受到来自内部的干扰和阻力。再加上司马懿刚柔相济、治军有方，他的部队一直具有较高的战斗力。所有以上这些原因，都为司马懿取得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