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最大的赢家——司马懿

汉武大帝

《三国演义》作为我国古典文学史上历史题材长篇章回小说的压卷之作，成功的塑造了三国时代众多的人物形象。在这部巨著中，有一个人物在前期几乎默默无闻，在后期却异军突起----他就是司马懿。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司马懿是狡诈多疑和老谋深算的代名词，而他又在与诸葛亮的斗智中屡战屡败，几乎总是处于被动、防守的一方。但是，正如一场球赛看的不是你的场面，而是结果一样，最终司马懿大获全胜，成为最大的赢家。

司马懿出身官宦世家，“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从小就表现出非凡的才干。而在前期，尤其是曹操当权时期，司马懿出现的次数屈指可数，这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从司马懿最初的性格取向来说，他并不十分赞成曹操那种挟天子而纵横天下的行径，“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以至于在曹操慕其名想把他收罗帐下的时候，他假扮患“风痹”之症作为推辞的理由，并且还以“坚卧不动”的高超演技骗过了曹操派去深夜刺探虚实的人。然而同智谋与势力同样显赫的曹操相抗衡毕竟是很困难的----曹操做了丞相之后，再次敦请司马懿出仕，而且还以“若复盘桓，便收之”相威胁，迫使他“惧而就职”。显而易见，在这种完全被动的情况下，司马懿虽已加入到曹操阵营之中，却很难马上就发挥出其过人的抱负与谋略。


因此，在曹操当权时期，司马懿选择了蓄华敛芳的策略，在明哲全身的基础上进一步历练自己、完善自己，同时等侯时机，蓄势待发。

然而，司马懿虽在前期出场不多，但每次出现，都被设置在一定的关键时刻，发挥与众不同的独特作用。


第一次是建安二十年，曹操亲统大军，收降张鲁，占据汉中、东川，时逢刘备刚刚从刘璋手中夺取西川，自领益州牧，立足未稳。司马懿立即向曹操建议“刘备以诈力取刘璋，蜀人尚未归心。今主公已得汉中，益州震动。可速进兵攻之，势必瓦解。智者贵于乘时，时不可失也。”然而司马懿的意见并未被仍然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曹操所采纳，他感叹说“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放弃了乘胜南下，挥师入蜀的良机。不久，刘备集团的势力在西川得到巩固之后，乘机兴兵夺取了汉中和东川，操追悔不已。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于沔阳登坛受贺，进位汉中王。曹操闻讯大怒，准备起倾国之兵，再亲往两川征讨，欲灭刘备而后快。而此时，司马懿在深入分析了蜀、吴之间外密内疏，因争夺荆州“彼此俱有切齿之恨”的矛盾关系之后，建议曹操不必急于出兵，而是利用孙刘矛盾，联吴击蜀：首先说服孙权攻荆州，刘备必发两川之兵回救，待其首尾不能相顾之时，再出兵取汉川。司马懿的这一策略是有很深见地的：联合孙权共同攻打刘备，既能使刘备遭受重大打击，又可以节省自己在兵力、财力和物资方面的投入，更为重要的是还将使孙刘反目，免去了以倾国之兵入蜀作战时孙权与刘备联合，乘虚而入，使曹操首尾难顾，陷入两线作战危险境地的后顾之忧，可谓事半功倍，一举三得。这一次，曹操采纳了司马懿的建议，马上派满宠出使东吴，果然得到孙权的积极响应。但是，刘备集团的荆州守将关羽高傲自大，轻视江东诸将，缺乏对东吴与曹操联合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的重视，也没有执行诸葛亮“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战略意图，与孙权的关系搞的极为紧张，最终使荆州陷于南北夹击的境地。


同年秋，关羽攻占襄阳，擒于禁、斩庞德、水淹七军，又将曹军大将曹仁围困于樊城，“威名大震，华夏皆惊”，曹操甚至考虑迁都以避其锋芒。就在这关键时刻，司马懿又发表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于禁等被水所淹，非战之故；于国家大计，本无所损。今孙、刘失好，云长得志，孙权必不喜；大王可差使去东吴陈说利害，令孙权暗暗起兵蹑云长之后，许事平之日，割江南之地以封孙权，则樊城之围自解矣。”司马懿的建议再一次得到采纳：按照与曹操的约定，孙权乘关羽率大军南征之机，暗中集结兵力，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得手；而此时，关羽已经陷于曹仁、徐晃两支部队的夹击之下，首尾难顾，荆襄九郡全部失陷；关羽兵竭势穷，败走麦城，最终被孙权擒杀。


蜀、吴之间的矛盾因关羽被杀而趋向深化和尖锐，两年之后，刘备为报杀弟之仇，一意孤行，兴兵伐吴，被东吴陆逊火烧联营七百余里，蜀国元气大伤，精锐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东吴的实力也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从此，蜀、吴与曹魏的实力水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显而易见，在次这关乎全局的事件中，司马懿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他洞察和分析不同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的能力，以及基于这种关系而产生的政治联合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战略思想，都使他明显的区别于曹操身边的其他谋士。他从中表现出的智慧、干练、冷静和统领全局的魄力无疑是其自身非凡将才的一次预演。实际上，他联吴击蜀的战略观点，已经把他与主张联孙抗曹的诸葛亮相抗衡，为以后诸葛、司马之间的正面交锋埋下了伏笔。对于司马懿而言，经过几十年“隐介藏形”和“潜伏”的历练，纵横四海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曹操因头风病反复发作于洛阳病逝.操病危时托孤司马懿与曹洪、陈群、贾诩等人。

司马懿真正飞黄腾达、建功立业是在曹操死后、曹丕和曹睿当权时期。曹操进封魏王之后，司马懿曾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和当时身为王太子的曹丕关系非常密切，“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因而曹丕称帝后，司马懿迅速得到重用，历任丞相长史、督军、御史中丞、侍中等要职，封向乡侯。


蜀汉章武三年夏，刘备伐吴，被陆逊火烧联营，大败而归，病逝于白帝城。曹丕欲乘蜀汉新败、国中无主之机兴兵讨伐。司马懿献计，召集羌王轲比能取西平关；蛮王孟获攻益州、永昌等四郡，以击西川之南；东吴孙权攻两川峡口，径取浦城；降将孟达攻汉中；魏将曹真出阳平关取西川，五路大军，共五十万，五路并进，四面夹攻，“令诸葛亮首尾不能救应，然后可图”。不料诸葛亮技高一筹，洞察到联军虽然势大，却彼此不相统属，并不同心协力；于是根据其不同弱点，各个击破，最终五路大军无功而返，蜀国转危为安。这就是小说中所描写的“安居平五路”。


“安居平五路“是司马懿与诸葛亮之间在运筹帷幄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司马懿的计策虽然没有成功，但足以显现出他纵观全局、运筹帷幄的战略设计能力。曹丕深知：此时曹魏阵营内能与诸葛亮较量的，恐怕无人能出司马懿之右。这就更增加了他对司马懿的倚重。此外，通过这次失败，也使司马懿对诸葛亮的战略战术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为以后必然出现在自己与诸葛亮之间、更高层次的较量积累了经验。


魏黄初五年秋，文帝曹丕亲统水陆大军三十余万伐吴，临行前“封司马懿为尚书仆射，留在许昌，凡国政大事，并皆听懿决断。”曹丕在位时的几次亲征，都命司马懿留守后方，“内镇百姓，外供军资”，曹丕还曾下诏说“吾东（征东），抚军（司马懿）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足见其对司马懿的特殊信任和重用。


黄初七年夏，魏文帝曹丕病逝，十五岁的明帝曹睿即位。曹丕临终前召见曹真、陈群和司马懿，托付后事，命其辅政。显而易见，此时的司马懿已经进入曹魏政权最高决策者的行列。


与曹丕在位时期主要镇居后方，调理内政不同，因为客观形势的变化，在曹睿当政时期，司马懿开始走上战场，为主实施与蜀、吴之间一系列大规模的战役。从而使司马懿的军事指挥才能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由此也留下了一个个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精彩故事。


刘备死后，诸葛亮受其白帝托孤之恩，尽心竭力，辅佐后主：先是结好孙权，免除外患；既而亲率大军，直入南中，七擒孟获，平定蜀国后方。他所做的这一切，无非都是为实现刘备“克复中原，重扶汉世“的遗愿所做的准备。内外俱平之后，诸葛亮就要开始着手准备出师北伐了。而在曹魏方面，曹睿即位后，封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舞阳侯。又因司马懿上表乞守雍、凉二州，故令其提督雍、凉等处兵马。二州临近汉中，这一明显针对蜀国的举措自然引起诸葛亮的不安，他采用参军马谡的反间计，传言司马懿据重兵意欲谋反。曹睿登基不久，“疑虑未决”，终于中计，将司马懿削职回乡。


蜀汉建兴五年春，诸葛亮上《出师表》，率兵三十余万，出屯汉中，令赵云、邓芝为先锋，第一次北伐开始。战争初期，蜀军进展颇为顺利：先是智取南安、安定、天水三郡，活捉魏国驸马、大都督夏侯楙，既而诸葛亮收降姜维、骂死王朗、大败曹真；同时，又有昔日降魏蜀将孟达，愿起金城、新城、上庸三处兵马为内应，径取洛阳；约请诸葛亮进兵长安，使曹睿首尾难顾，前后夹击。就在这关键时刻，曹睿听取太傅钟繇的建议，遣使持节，赴宛城恢复司马懿官职，并加为平西都督，令起南阳诸路军马，前往长安汇合。


听到司马懿复出的消息，诸葛亮大为吃惊，立即修书孟达，令其小心提防“不可轻易托人。慎之！戒之！然而诸葛亮的提醒并未引起孟达的重视。事情的发展果然一如诸葛亮所料，司马懿在得到孟达谋反的密报之后，率大军日夜兼程，直趋新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城斩将，平定了内乱。由于他的随机应变、果敢机敏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大将气概，诸葛亮连接孟达内外夹攻的计划失败了。随后，诸葛亮退回汉中，第一次北伐宣告结束。


“空城计”在历史上确有其事，但却并非诸葛亮所为。
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街亭争夺战中，当司马懿得知诸葛亮派马谡把守街亭后“笑曰：‘徒有虚名，乃庸才耳！孔明用如此人物，如何不误事！’”。显而易见，当时司马懿对蜀汉将领的了解和认识程度之深刻甚至已经超过了诸葛亮，成为料敌制胜的关键。


此后，诸葛亮又先后五次出师北伐，与司马懿在祁山地区斗智斗勇，大小战役几十次，双方互有胜败----这就是后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祁山斗智”。


在与诸葛亮长期的军事斗争中，尤其是战争后期，司马懿大都选择守势，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司马懿处处比诸葛亮略逊一筹的缘故。其实防守并不一定意味着处于被动和劣势，虽然在与诸葛亮几次大规模的较量中司马懿败略多于胜，但这并不应该是他取守势的根本原因。《孙子兵法-军形篇》中指出：“…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故能自保而全胜也。”从这种角度上看，司马懿在与诸葛亮斗争的后期采取守势应该是基于对当时敌我各方面形势的深入分析而作出的正确决定：


其一，在物资供应方面，蜀汉作为攻击的一方，从成都经汉中出祁山，拔山涉水，粮草物资周转艰难，且粮道太长，极易被敌军切断；而司马懿坐守渭水，临近长安，物资供给方面的困难较之蜀军要小的多。司马懿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自然胜券在握，不必急于采取主动行动。


其二，在最高领导层方面，后主刘禅昏庸无能、宠信宦官、沉湎酒色，非保业之主，诸葛亮长时间统领大军在外，必然引起刘禅与其他宠臣的疑忌而产生内耗；与之相比，魏主曹睿则比较开明，对司马懿极为信任，并授予他极高的权利和荣誉。


其三，在国家经济、军事实力方面，蜀汉因彝陵之战大伤元气后，又经历南征和数次北伐，连年战乱不止，国家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百废待兴，民意思安，兵心厌战。此外，随着赵云、张苞、关兴等人的先后亡故，蜀国人才匮乏，诸葛亮手下已乏良将可用，从而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局面。随着长时间陷于战争的泥潭中而不能取胜，诸葛亮使战争继续下去的困难也就越来越大；与之相比，曹魏统治的北方地区遭受战乱破坏的影响较小，加之从曹操时期就开始施行的“屯田制”等保护生产的措施，社会生产力较为发达，物质供应较为丰富和充足，人口相对集中，经济和军事实力增长较快，具备进行持久作战的能力。


其四，综合以上原因，诸葛亮面对诸多不利因素，只能选择速战速决。而司马懿针对其急于求战的心情采取避战坚守的策略，以焦躁其心，再寻找战机，与之决战。待其天长日久，粮草不济亦或发生内变，仓皇撤军之时，再率大军从后掩杀，自然可获全胜。

作为独当一面、身系国家安危的大将，司马懿除了机智深远、果敢冷静之外，还有宽广的胸怀和顾全大局的器量。曹真身为大将军，位在司马懿之上，但其统兵作战的才能远不及司马懿，还对其屡建大功心怀妒忌；而司马懿对这一切却毫不介意。这种不计个人名利得失，以大局为重，注意内部团结，一致对外的坦荡胸襟，是极为可贵的。也正是由于他这种不凡的政治家的气度，司马懿在曹魏集团内部享有很高的威望。上至魏主曹睿，下至文武百官都对他倍加钦敬，甚至连资历深厚的大将张郃、徐晃都甘心在他帐下效命，因而无论是用计还是用兵都很少受到来自内部的干扰和阻力。再加上司马懿刚柔相济、治军有方，他的部队一直具有较高的战斗力。所有以上这些原因，都为司马懿取得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蜀汉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上《后出师表》，统大军三十四万，以姜维、魏延为先锋，兵分五路，再出祁山，开始了他一生中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北伐。然而出师不利，首战北原渭桥即遭大败，折兵万余，部将吴班也被打死。诸葛亮又修书东吴，联结孙权起兵伐魏，企图东西对进，打乱司马懿的阵脚，乘乱得利。不料魏主曹睿为免除司马懿的东顾之忧，使其专心于祁山之战，亲率大军分三路迎击，诸葛瑾兵败沔口，东吴三十万大军无功而退。

几次出战导致的惨败，更加坚定了司马懿以不变应万变，坚守不出的决心；诸葛亮再也找不到引诱司马懿出战的机会。他命兵士与当地农民相杂种田，摆出一幅久驻祁山的架势，但他内心很明白：无论是内忧还是外患，都不允许他带领三十多万大军在这个小小的祁山被毫无止境的拖下去。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到羞辱司马懿一番，激他出战的办法。

诸葛亮的聪明才智确非常人可比，居然能够想出用女人衣服激对手出战的计策，恐怕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众目睽睽之下，身为部队的最高统帅，受到如此羞辱，司马懿应该如何处之呢？“司马懿看毕，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即受之，令重待来使…”。如此忍量，除司马仲达不可为也！！


而此时的诸葛亮，已经陷入了难进难退难守的痛苦境地，再加上他自觉受刘备托孤之重，怕自己死后别人不似他那样尽心，更加急于迅速摆脱与司马懿之间的持久战局面，在有生之年“克复中原，重扶汉世”。因而“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亲理细事，汗流终日...食少事烦，岂能久乎？”

果不其然，建兴十二年、公元二三四年秋，蜀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军中，终年五十四岁。


“祁山斗智”是司马懿一生军事指挥才能得到最完整体现的时期。诸葛亮北伐曹魏的战争历时七年，前后六次，反复与司马懿在祁山地区斗智斗勇。而此间虽然诸葛亮似乎在谋略上更胜一筹，但司马懿凭借其对当时双方客观形势的精确分析所得到的正确结论和老成持重、沉着冷静的独特性格，划地而守，扼其喉而使其不能进，使自己不被对手打败而最终取得胜利。


诸葛亮死后，司马懿于魏景初二年又指挥了迎击辽东军阀公孙渊的战争。战事的结果一如司马懿所预料：同年秋，襄平城被攻破，公孙渊被斩。

景初三年春，魏主曹睿病逝，临死前将幼子曹芳托孤于司马懿和大将军曹爽，令二人共同辅政。不久，在曹爽及其亲信的策划下，司马懿遭到排挤，被削去兵权，授以“太傅”的闲职；曹爽兄弟三人掌管禁军，结党营私、权倾朝野。

“诈病赚曹爽”是司马懿政治斗争艺术的一次集中体现，整个事件从策划到实施再到善后，自始至终环环相扣，有条不紊；充分展示了司马懿静则使人无从觉察，动则令人措手不及的高超的运筹和统驭能力，他把握时机、乘时而动的技巧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剪除曹爽集团之后，司马懿被封为丞相、加九锡，父子三人同领国事。司马懿已经登上了统领魏国军政大权的最顶端。


魏嘉平三年、公元二五一年秋，司马懿病逝于洛阳，终年七十三岁。

司马懿临终前，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叫到榻前说：“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尝怀恐惧。吾死之后，汝二人善理国政，慎之！慎之！”

“山海争水，水必归海，非海求之，其势顺也。”继司马懿之后，呈现在司马昭、司马炎面前的天下大势，可谓“居高视下，势如劈竹”。他们所要做的，只是顺流而下，去完成历史所赋予的某种必然。


公元二六二年，魏将邓艾偷渡阴平、奇袭成都得手，次年，蜀后主刘禅降魏，至此，蜀汉政权历二帝，前后42年，终于宣告结束。


公元二六五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魏主曹奂禅位，司马炎登基，改国号为晋；公元二八零年，司马炎进讨吴国，吴主孙皓降晋，吴国灭亡。从而结束了魏蜀吴之间长达七十二年的混战局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分归晋”。

作为三国时最大的赢家，司马懿一生大落大起的坎坷经历，以及他的智慧、冷静、宽容、沉着、机变、忍耐和审时度势，把握机会的不凡内涵，不仅使他成为一个生动、精美的文学形象，更为我们探询人生的哲理提供了无尽的思索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