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司马懿形象简析（下）

爱华

三．中期（下）：祁山斗智，不败而胜

与曹丕在位时期主要镇居后方，调理内政不同，因为客观形势的变化，在曹睿当政时期，司马懿开始走上战场，为主实施与蜀、吴之间一系列大规模的战役。从而使司马懿的军事指挥才能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由此也留下了一个个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精彩故事。


刘备死后，诸葛亮受其白帝托孤之恩，尽心竭力，辅佐后主：先是结好孙权，免除外患；既而亲率大军，直入南中，七擒孟获，平定蜀国后方。他所做的这一切，无非都是为实现刘备“克复中原，重扶汉世“的遗愿所做的准备。内外俱平之后，诸葛亮就要开始着手准备出师北伐了。而在曹魏方面，曹睿即位后，封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舞阳侯。又因司马懿上表乞守雍、凉二州，故令其提督雍、凉等处兵马。二州临近汉中，这一明显针对蜀国的举措自然引起诸葛亮的不安，他采用参军马谡的反间计，传言司马懿据重兵意欲谋反。曹睿登基不久，“疑虑未决”，终于中计，将司马懿削职回乡。


蜀汉建兴五年春，诸葛亮上《出师表》，率兵三十余万，出屯汉中，令赵云、邓芝为先锋，第一次北伐开始。战争初期，蜀军进展颇为顺利：先是智取南安、安定、天水三郡，活捉魏国驸马、大都督夏侯楙，既而诸葛亮收降姜维、骂死王朗、大败曹真；同时，又有昔日降魏蜀将孟达，愿起金城、新城、上庸三处兵马为内应，径取洛阳；约请诸葛亮进兵长安，使曹睿首尾难顾，前后夹击。就在这关键时刻，曹睿听取太傅钟繇的建议，遣使持节，赴宛城恢复司马懿官职，并加为平西都督，令起南阳诸路军马，前往长安汇合。


听到司马懿复出的消息，诸葛亮大为吃惊，立即修书孟达，令其小心提防“不可轻易托人。慎之！戒之！近闻曹睿复诏司马懿起宛、洛之兵，若闻公举事，必先至矣。须万全提备，勿视为等闲也。”然而，诸葛亮的提醒并未引起孟达的重视，他笑诸葛亮“心多”，以为“司马懿之事，不必惧也：宛城离洛阳约八百里，至新城一千二百里。若司马懿闻达举事，须表奏魏主：往复一月间事，达城池已固，诸将与三军皆在深险之地。司马懿即来，达何惧哉？”


孟达的判断建立在一个完全错误的基础上，那就是他断定司马懿既然已经接到去长安汇合的命令，纵使现在已经知道自己起事，也应立即上表曹睿，得到批准后再从宛城出发来攻新城。难怪诸葛亮知道孟达的回信后“掷书于地而顿足曰：‘孟达必死于司马懿之手矣。’”在这里，诸葛亮所表现出的对司马懿的理解和认识是颇为深刻的：“兵法云：‘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岂容料在一月之期？曹睿既委任司马懿，逢寇即除，何待奏闻？若知孟达反，不须十日，兵必到矣，安能措手耶？”


事情的发展果然一如诸葛亮所料，司马懿在得到孟达谋反的密报之后，率大军日夜兼程，直趋新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城斩将，平定了内乱。由于他的随机应变、果敢机敏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大将气概，诸葛亮连接孟达内外夹攻的计划失败了。这是司马懿统兵作战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由此，魏主曹睿对他越发信任和倚重，还授予他遇机密重事，不必奏闻，便宜行事的特殊权利。

新城平叛之后，曹睿令司马懿引大军二十万，以右将军张郃为前部先锋，出关迎战蜀军。而此时，魏蜀双方最高军事统帅的目光已经不约而同的投向秦岭之西的一条小路----街亭。双方深知，街亭作为汉中咽喉，是蜀军北伐的重要粮道，一旦街亭要路被切断，蜀军必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故司马懿不敢怠慢，亲统大军来取。不想诸葛亮已抢先一步，派参军马谡驻守街亭。遗憾的是，惯于纸上谈兵的马谡没有执行诸葛亮依山下寨，当道扎营的命令，而是自以为是的屯兵山上，最终招致大败。诸葛亮连失街亭、列柳城等战略要地，知大势已去，不得不准备全军撤退。他自己带领两千余人在西城搬运粮草，而此时司马懿亲率大军来夺西城。于是，诸葛亮大开城门，焚香操琴，吓退司马懿十五万大军，演出了一幕精彩绝伦、流传至今的“空城计”。随后，诸葛亮退回汉中，第一次北伐宣告结束。


“空城计”在历史上确有其事，但却并非诸葛亮所为。作者不愿让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以纯粹的失败而告终，故而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将“空城计”算在诸葛亮的帐上，似乎为一出祁山的收场增添了不小的光彩。其实，“空城计”是三十六计中“败战计”的一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诸葛亮使用“空城计”这本身就说明他当时已经陷入除此之外无计可施的地步。


多少年来，“空城计”中司马懿的多疑、胆小一直被人们传为笑谈，其实，这是很不公正的。司马懿行兵作战多年，并不是一个遇事犹豫不决、前怕狼后怕虎的人，新城擒孟达就是很好的例证。至于他在与诸葛亮交锋时所表现出的特殊的谨慎则是完全处于他对诸葛亮智慧和才能的了解，“强中犹惧强中手”，这一点，和诸葛亮每逢知道即将和司马懿作战都感到有些吃惊是出于同一原因。后来，魏延曾屡次向诸葛亮建议出子午谷而投西，奇袭长安，一直没有得到诸葛亮的采纳。每次北伐，必出祁山。正如司马懿所说“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①，这正是诸葛亮用兵极度谨慎的突出体现。为将者不区分对手的具体情况，一味果敢，就是卤莽、愚蠢。司马懿没有把握好事物普遍性中可能体现出的特殊性，拘泥于诸葛亮生平谨慎的特点，错过了生擒敌酋的良机；然而司马懿毕竟是战役最终的胜利者，诸葛亮侥幸行险，兵退汉中，为虎头蛇尾的第一次北伐划上一个并不完美的句号。


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街亭争夺战中，当司马懿得知诸葛亮派马谡把守街亭后“笑曰：‘徒有虚名，乃庸才耳！孔明用如此人物，如何不误事！’”。显而易见，当时司马懿对蜀汉将领的了解和认识程度之深刻甚至已经超过了诸葛亮，成为料敌制胜的关键。


此后，诸葛亮又先后五次出师北伐，与司马懿在祁山地区斗智斗勇，大小战役几十次，双方互有胜败----这就是后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祁山斗智”。


在与诸葛亮长期的军事斗争中，尤其是战争后期，司马懿大都选择守势，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司马懿处处比诸葛亮略逊一筹的缘故。其实防守并不一定意味着处于被动和劣势，虽然在与诸葛亮几次大规模的较量中司马懿败略多于胜，但这并不应该是他取守势的根本原因。《孙子兵法-军形篇》中指出：“…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其大意是说：所谓善战者应该首先创造条件，使自己不被敌人战胜，然后再寻找机会去战胜敌人；想不被敌人战胜，就应该防守，想战胜敌人，就应该进攻；所谓全胜是在首先妥善保存自己的前提下取得的。从这种角度上看，司马懿在与诸葛亮斗争的后期采取守势应该是基于对当时敌我各方面形势的深入分析而作出的正确决定：
其一，在物资供应方面，蜀汉作为攻击的一方，从成都经汉中出祁山，拔山涉水，粮草物资周转艰难，且粮道太长，极易被敌军切断；而司马懿坐守渭水，临近长安，物资供给方面的困难较之蜀军要小的多。司马懿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自然胜券在握，不必急于采取主动行动。


其二，在最高领导层方面，后主刘禅昏庸无能、宠信宦官、沉湎酒色，非保业之主，诸葛亮长时间统领大军在外，必然引起刘禅与其他宠臣的疑忌而产生内耗；与之相比，魏主曹睿则比较开明，对司马懿极为信任，并授予他极高的权利和荣誉。


其三，在国家经济、军事实力方面，蜀汉因彝陵之战大伤元气后，又经历南征和数次北伐，连年战乱不止，国家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百废待兴，民意思安，兵心厌战。此外，随着赵云、张苞、关兴等人的先后亡故，蜀国人才匮乏，诸葛亮手下已乏良将可用，从而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局面。随着长时间陷于战争的泥潭中而不能取胜，诸葛亮使战争继续下去的困难也就越来越大；与之相比，曹魏统治的北方地区遭受战乱破坏的影响较小，加之从曹操时期就开始施行的“屯田制”等保护生产的措施，社会生产力较为发达，物质供应较为丰富和充足，人口相对集中，经济和军事实力增长较快，具备进行持久作战的能力。


其四，综合以上原因，诸葛亮面对诸多不利因素，只能选择速战速决。而司马懿针对其急于求战的心情采取避战坚守的策略，以焦躁其心，再寻找战机，与之决战。待其天长日久，粮草不济亦或发生内变，仓皇撤军之时，再率大军从后掩杀，自然可获全胜。

作为独当一面、身系国家安危的大将，司马懿除了机智深远、果敢冷静之外，还有宽广的胸怀和顾全大局的器量。曹真身为大将军，位在司马懿之上，但其统兵作战的才能远不及司马懿，还对其屡建大功心怀妒忌；而司马懿对这一切却毫不介意：


二出祁山时，曹真不是诸葛亮对手，连战连败；司马懿在关键时刻献上“待其粮尽，于后追击”的制胜之策，当曹睿问及他既然有先见之明，为何不自己引一军去战时，司马懿借口防吴，其实是将大功让给曹真，并嘱咐使者“吾以此功让于子丹；公见子丹，休言是吾所陈之意…”。


四出祁山时，司马懿料定诸葛亮必分兵箕谷、斜谷而取祁山，曹真不信，两人便各守一谷口，以十日为期打赌。后来曹真不做准备，被蜀军偷袭斜谷，失了营寨，紧追不舍，还是司马懿在大败进攻箕谷的魏延、陈式之后前来接应，救了曹真一命。曹真羞愧不堪，要将天子所赐玉带一条、御马一匹奉上时，司马懿却说“…切莫言赌赛之事，只同心报国”。


司马懿这种不计个人名利得失，以大局为重，注意内部团结，一致对外的坦荡胸襟，是极为可贵的。也正是由于他这种不凡的政治家的气度，司马懿在曹魏集团内部享有很高的威望。上至魏主曹睿，下至文武百官都对他倍加钦敬，甚至连资历深厚的大将张郃、徐晃都甘心在他帐下效命，因而无论是用计还是用兵都很少受到来自内部的干扰和阻力。再加上司马懿刚柔相济、治军有方，他的部队一直具有较高的战斗力。所有以上这些原因，都为司马懿取得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蜀汉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上《后出师表》，统大军三十四万，以姜维、魏延为先锋，兵分五路，再出祁山，开始了他一生中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北伐。然而出师不利，首战北原渭桥即遭大败，折兵万余，部将吴班也被打死。诸葛亮又修书东吴，联结孙权起兵伐魏，企图东西对进，打乱司马懿的阵脚，乘乱得利。不料魏主曹睿为免除司马懿的东顾之忧，使其专心于祁山之战，亲率大军分三路迎击，诸葛瑾兵败沔口，东吴三十万大军无功而退。


诸葛亮联结孙权共伐中原的希望破灭之后，诱使司马懿与己决战，从而速战速决的心情越发急切，其间他曾有两次成功的诱出司马懿并大破之，其中上方谷一把大火还差点把司马懿父子三人烧成灰烬。类似火攻，诸葛亮在南中七擒孟获、大败藤甲军时也曾用过，当时他说“吾今此计，不得已而用之，大损阴德…我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此番诸葛亮不惜再度折阳寿、损阴德，急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足见其对司马懿的忌恨之深。


几次出战导致的惨败，更加坚定了司马懿以不变应万变，坚守不出的决心；诸葛亮再也找不到引诱司马懿出战的机会。他命兵士与当地农民相杂种田，摆出一幅久驻祁山的架势，但他内心很明白：无论是内忧还是外患，都不允许他带领三十多万大军在这个小小的祁山被毫无止境的拖下去。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到羞辱司马懿一番，激他出战的办法。


诸葛亮生平是很擅长打心理战的，他曾凭借自己的唇枪舌剑和奇妙构思，先后气死周瑜、骂死王朗、羞死曹真；这一次，诸葛亮故伎重演，而且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更为绝妙：“取巾帼并妇人缟素之服，乘于大盒之内”，另修书一封送给司马懿说“仲达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执锐，以决雌雄，乃甘窟守土巢，谨避刀剑，与妇人又何异哉！今遣人送巾帼素衣至，如不出战，可再拜而受之。倘耻心未泯，犹有男子胸襟，早与批回，依期赴敌。”


诸葛亮的聪明才智确非常人可比，居然能够想出用女人衣服激对手出战的计策，恐怕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众目睽睽之下，身为部队的最高统帅，受到如此羞辱，司马懿应该如何处之呢？小说中这一段写的极为传神：“司马懿看毕，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即受之，令重待来使…”③短短二十余字，将司马懿转瞬之间的心理变化描绘的活灵活现，入木三分。和诸葛亮信中所言恰恰相反，司马懿所为正是男子胸襟发展到至高至极的体现；为图自己一时的扬眉吐气而把国家存亡社稷安危抛诸脑后，只能算做匹夫之勇，怎么能称的上真“大将”，真“男子”呢？


而此时的诸葛亮，已经陷入了难进难退难守的痛苦境地，再加上他自觉受刘备托孤之重，怕自己死后别人不似他那样尽心，更加急于迅速摆脱与司马懿之间的持久战局面，在有生之年“克复中原，重扶汉世”。因而“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亲理细事，汗流终日。”①对诸葛亮深为了解的司马懿听说这些后，立即敏锐的感觉到“孔明食少事烦，岂能久乎？”于是假借天子诏令，压制众将不得出战，“坚守勿出，彼久必自变”。


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去实现刘备的遗愿和自己的抱负了，在刺骨的秋风中，他最后一次登上五丈原，长叹“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②只是不知此时他心中是否也有当年周瑜大呼“既生瑜，何生亮”时的感慨？


建兴十二年、公元二三四年秋，蜀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军中，终年五十四岁。


“祁山斗智”是司马懿一生军事指挥才能得到最完整体现的时期。诸葛亮北伐曹魏的战争历时七年，前后六次，反复与司马懿在祁山地区斗智斗勇。而此间虽然诸葛亮似乎在谋略上更胜一筹，还导演了诸如“空城计”、“火烧上方谷”、“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等等一幕幕活剧，但司马懿凭借其对当时双方客观形势的精确分析所得到的正确结论和老成持重、沉着冷静的独特性格，划地而守，扼其喉而使其不能进，使自己不被对手打败而最终取得胜利。
四．后期：老当益壮，继往开来


诸葛亮死后，司马懿于魏景初二年又指挥了迎击辽东军阀公孙渊的战争。而这一次无论从战争规模还是敌军统帅能力都无法与祁山之战时相提并论，因而司马懿成竹在胸，只带本部兵马四万人迎战公孙渊十五万大军；出征前，曹睿问他这一去需要多少时间，他满有把握的说：“四千里之地，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休息六十日，大约一年足矣。”战事的结果一如司马懿所预料：同年秋，襄平城被攻破，公孙渊被斩。出于司马懿所处立场的限制，小说中对这次战争和司马懿在此之后所经历的诸多重大事件的描写大体没有离开具体的史实，而未作更为生动的艺术想象和虚构，这对于司马懿这样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艺术形象而言，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景初三年春，魏主曹睿病逝，临死前将幼子曹芳托孤于司马懿和大将军曹爽，令二人共同辅政。不久，在曹爽及其亲信的策划下，司马懿遭到排挤，被削去兵权，授以“太傅”的闲职；曹爽兄弟三人掌管禁军，结党营私、权倾朝野。


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司马懿先是装聋诈病，制造出自己已经老迈无用、命在旦夕的假象，麻痹曹爽，使其放松警惕；而暗中却加紧联络心腹，积极策划剪除曹爽势力。最终，他果断抓住曹爽兄弟伙同亲信随曹芳出城参拜高平陵、围猎的时机，发动政变：迅速占领兵营、武库等重要部门，控制了洛阳，并引大军出城，屯于洛河，守住浮桥，截断曹爽回城之路。同时上书太后、天子，指控曹爽犯上作乱，意图谋逆；并接连派人赴曹爽处陈说利害，极力劝诱其投降。而曹爽胸无大志，贪恋安逸，难舍洛阳城中的家产、美妾，拒绝了“智囊”桓范提出挟天子驾幸许都，凭借自己大司马的兵权调集外兵讨伐司马懿的建议，交出兵权，束手就擒，还天真的以为：“情愿弃官，但为富家翁足矣…太傅必不失信于我”而此时司马懿却暗中加紧搜罗曹爽集团罪名，并对宦官张当等人施以严刑，使其屈打成招，供认曹爽即将谋反，最终将曹爽兄弟及其亲信明正典刑，一网打尽。


“诈病赚曹爽”是司马懿政治斗争艺术的一次集中体现，整个事件从策划到实施再到善后，自始至终环环相扣，有条不紊；充分展示了司马懿静则使人无从觉察，动则令人措手不及的高超的运筹和统驭能力，他把握时机、乘时而动的技巧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剪除曹爽集团之后，司马懿被封为丞相、加九锡，父子三人同领国事。司马懿已经登上了统领魏国军政大权的最顶端。


魏嘉平三年、公元二五一年秋，司马懿病逝于洛阳，终年七十三岁。


司马懿临终前，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叫到榻前说：“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尝怀恐惧。吾死之后，汝二人善理国政，慎之！慎之！”


对于司马懿所言的“慎之”，也许有两层意思可以理解：其一是让二子善理国政，不可心生异志；其二是让二子善保国政，不可轻易托付他人。但是无论司马懿本人有没有异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通过他的不懈经营和艰苦努力，已经为后人的事业创造了最佳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条件。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和司马昭分别被封为大将军和骠骑上将军，总领尚书机密大事。从此对于曹魏而言，皇帝之势微而国家之势强，军政大权，尽归司马氏专断。


“山海争水，水必归海，非海求之，其势顺也。”继司马懿之后，呈现在司马昭、司马炎面前的天下大势，可谓“居高视下，势如劈竹”。他们所要做的，只是顺流而下，去完成历史所赋予的某种必然。


公元二六二年，魏将邓艾偷渡阴平、奇袭成都得手，次年，蜀后主刘禅降魏，至此，蜀汉政权历二帝，前后42年，终于宣告结束。


公元二六五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魏主曹奂禅位，司马炎登基，改国号为晋；公元二八零年，司马炎进讨吴国，吴主孙皓降晋，吴国灭亡。从而结束了魏蜀吴之间长达七十二年的混战局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分归晋”。


司马懿作为《三国演义》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已经伴随着“空城计”、“祁山斗智”等脍炙人口的故事流传至今，但他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所特有的种种优秀品质和在三国历史上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却总是容易被人们忽视。他一生大落大起的坎坷经历，以及他的智慧、冷静、宽容、沉着、机变、忍耐和审时度势，把握机会的不凡内涵，不仅使他成为一个生动、精美的文学形象，更为后人探询人生的哲理提供了无尽的思索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