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读三国之一：司马懿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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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司隶河内郡温县人，《晋书·宣帝本纪》记载：懿“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曹操为汉丞相时辟懿为文学掾(丞相府属官，掌教授太子诸王文史经书)，历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朝，官至太傅。

曹丕为太子时，司马懿为中庶子(太子的属官)，与陈群、吴质、朱铄号称“太子四友”。《晋书·宣帝本纪》称懿“每与大谋，辄有奇策”。所谓“奇策”，无非是给曹丕出主意，使其保住世子的宝座而已。因此曹丕称帝后，对懿极为“信重”，先后任丞相长史、尚书、御史中丞、侍中并尚书右仆射；曹丕征吴时，更以懿为抚军大将军假节并加给事中录尚书事，留守洛阳处理朝中政务。曹丕在位7年，平均每年就给司马懿升一次官，可见对司马懿的信任与器重。

曹丕临死前，令曹真、曹休、陈群与司马懿“并受顾命”辅魏明帝曹叡。曹叡在位12年半，此间曹真、曹休先后亡故，司马懿开始掌握领兵大权。先后督军讨孟达，据诸葛亮，平辽东，战功卓著，历任大将军、太尉等显职，位极人臣。

曹叡临死，诏大将军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佐魏少帝曹芳。此后曹爽与司马懿争权，司马懿发动兵变，诱杀了曹爽及其党羽，独掌曹魏大权。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先后执政，不遗余力地篡窃曹魏政权，并最终由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代魏成晋。司马懿被晋视为开国元勋，追谥为“晋宣帝”。

纵观司马懿的一生，从曹丕时代开始，平步青云，位极人臣；诛杀曹爽后更是大权独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督军征伐四方，杀伐决断，残酷无情(如司马懿平辽东，破城之后“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那他还有什么可恐惧的？近读《三国志·王凌传》，其注引《干宝晋纪》载：其年(公元251年)八月，太傅(指司马懿)有疾，梦凌、逵为疠，甚恶之，遂薨。才知司马懿是有恐惧的，他恐惧的不是别人的谋反和刺杀——在他诛杀曹爽后，没有人能推翻他，他所恐惧的是死后后人的评说。

司马懿出身世族，受过很深的儒家思想熏陶(即是前面所说的“博学洽闻，伏膺儒教”)。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礼”的具体表现是“三纲五常”，其中第一条就是“君为臣纲”。司马懿深知，自己死后，其子孙势必要代魏自立，这是篡窃，哪里还有什么“君臣之纲”呢？他作为此事的始作俑者，必然会受到世人的唾骂，更会被儒家的士人所不齿，煌煌青史，他将留下千古骂名。这就是他死前梦到“凌、逵为疠”的原因。他一生杀人如麻，为什么死前不梦到别人，而偏偏梦到王凌和贾逵呢？因为王凌和贾逵都是大魏国的忠臣。

贾逵，曹操时任丞相主簿，直言敢谏，忠于职守。曹操死后，曹丕即位，贾逵典丧事。时曹操的另一个儿子曹彰从长安来奔丧，问贾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其不屈权贵，忠心如此。曹丕执政期间，贾逵任豫州刺史，外修军旅，中清吏治，内治民事，井然有法。又开辟新田，修造灌渠，库盈民丰。百姓感恩，把灌渠称为“贾侯渠”。贾逵死后，“豫州吏民追思之，为刻石立祠”。因为贾逵的功绩，曹丕曾想授给他“假节”的权力，时大司马曹休与贾逵不和，就谗言诋毁，使曹丕放弃了该项任命。曹叡在位时，公元228年，派兵伐吴，曹休深入重地，被东吴陆逊大破于石亭。吴军同时派兵阻夹石，断曹休归路。时贾逵督军在近，众将都不知所措，想等待后面的军队到了再前进，贾逵说曹休兵败，归路又被截断，非常危急，便力排众议率军兼程救援，曹休才得以退回。曹休回来之后，不仅不感谢贾逵，反埋怨他救兵来迟，大加呵责，贾逵很生气，但以国事为重，又以兵粮给曹休，曹休的军队才又重新振作。贾逵很有才干，因受曹休压制，终其一生只做到豫州刺史，但他忠心为国，不计个人得失，临死时还说，我受国家厚恩，恨不能砍了孙权来报答先帝，我死之后丧事要从简。而司马懿因为曹爽跟他争权，就毫不留情地诛杀，夷灭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想到贾逵，司马懿怎么能不惭愧恐慌呢？

王凌，曹操时为丞相掾属，曹丕曹叡时历任兖州、青州、扬州、豫州刺史，和贾逵是好朋友。在豫州的时候，任用贤能，教化百姓，很受人拥戴。曹叡死后，王凌为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击退东吴全琮的入侵，迁车骑将军。司马懿诛杀曹爽后，封他为太尉，仍督江淮。王凌看到皇帝曹芳幼小，司马懿专权，曹魏江山朝不保夕，就想立已经成年而且有智勇的楚王曹彪为皇帝。密谋期间，有人告密，司马懿率中央军征讨。这时司马懿玩儿了一个诡计，一面率向江淮急进，一面发布赦书，赦免王凌的罪名，又以朋友的名义给王凌写了一封信(司马懿和王凌的私交很好)，让王凌来见他。王凌不知是计，未带兵往迎，被司马懿轻而易举地擒住。王凌对司马懿说，你这样骗我对不起我。司马懿假惺惺地说，我宁肯对不起你，也不能对不起国家，就派人押送王凌回洛阳。王凌在中途自杀。去洛阳的路上，经过贾逵祠，王凌动情地大呼：“贾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贾梁道，即贾逵，字梁道。王凌的话太感人了，值得用白话再说一遍：“贾逵兄的神灵在上，我王凌可是大魏国的忠臣啊！普天之下只有你知道！”王凌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贾逵忠心为国，性情耿直，如果他在世的话，一定会站出来替自己说话的。可当时司马懿权势熏天，普天之下无人敢言，王凌的悲愤之情可想而知。

在司马懿篡魏之前有曹操篡汉，而曹操篡汉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骂名，那司马懿为什么恐惧自己身后要留下骂名呢？因为曹操虽为汉臣，但起兵之时，汉室已经衰微，群雄并起，没有人尊重汉帝，魏国的江山是曹操一手打下来的，实际上并不算篡位。而司马懿呢，完全是曹家一手提拔起来的，受曹家厚恩，对江山社稷没有鼎定之勋，而行篡窃之实，一朝掌权，欺负曹家孤儿寡母，怎能不受到世人的唾骂呢？

还有一个情节更让后人无法宽恕司马懿。《资治通鉴》卷74记载，曹叡临死前，向司马懿托孤，说：“吾以后事嘱君，君与曹爽辅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见，无所复恨矣！”乃召齐、秦二王以示懿，别指齐王芳谓懿曰：“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又教齐王，令前抱懿颈。懿顿首流涕。这是一个多么感人的场面！曹叡不放心，非要等司马懿回来(当时司马懿刚平定辽东，在回洛阳的路上)把自己的孩子当面托付给他才肯瞑目，又让自己年仅8岁儿子抱着司马懿的脖子，意思是把自己孩子的身家性命都托付给他了。君对臣如此深情厚谊，古之少有，读来令人唏嘘长叹，更令人痛恨司马懿之背情忘义，篡权窃国。

司马懿死后不久，他儿子司马师就把曹芳废掉了。废曹芳时，有一段对话刺人心痛。司马师让郭太后的从父郭芝进去威胁，这时太后和皇帝曹芳坐在一块儿。郭芝不顾君臣之礼，拉下脸对曹芳说，司马师想废掉你，立彭城王为皇帝。曹芳听了起来走了。太后很不高兴，说我要见司马师，有话跟他说。郭芝说，还有什么可说的，赶快把玉玺和印绶交出来！孤儿寡母被逼到这个份儿上，着实可怜。


因此，可以想见司马懿会经常回想起来那个8岁的小孩抱着自己脖子的场面，耳边也会响起王凌死前说的那句话“我是大魏国的忠臣啊！”他深知自己的作为必将为历朝忠臣所不齿，死后必难逃过世人的谴责，因此一直心怀恐惧。他掌权后的行为更印证了他的恐惧心理，《晋书·宣帝本纪》记载“二月，天子以帝(指司马懿)为丞相……奏事不名。固让丞相”，又有“冬十二月，加九锡之礼，朝会不拜。固让九锡”，再有“策命帝(指司马懿)为相国，封安平郡公……固让相国、郡公不受”。他之所以“固让”这些名分，是因为他内心对曹叡有愧，是不想身后被世人视作篡权窃国的奸臣。和曹操一比就很清楚了，曹操当权时，先是自封丞相，加九锡，后来又进爵魏公、魏王。曹操心里没有负担，因为天下是他打下来的，他觉得当之无愧。

司马懿是儒家弟子，儒家奉行仁德忠义，司马懿皆反之，以忘恩负义，诡诈权谋，杀人如麻而终，想到以后世人的汹汹之言，千夫所指，怎不心生恐惧？天理昭昭，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岂是几次“固让”可以遮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