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司马懿形象简析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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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期：老当益壮，继往开来

　　　诸葛亮死后，司马懿于魏景初二年又指挥了迎击辽东军阀公孙渊的战争。而这一次无论从战争规模还是敌军统帅能力都无法与祁山之战时相提并论，因而司马懿成竹在胸，只带本部兵马四万人迎战公孙渊十五万大军；出征前，曹睿问他这一去需要多少时间，他满有把握的说：“四千里之地，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休息六十日，大约一年足矣。”战事的结果一如司马懿所预料：同年秋，襄平城被攻破，公孙渊被斩。出于司马懿所处立场的限制，小说中对这次战争和司马懿在此之后所经历的诸多重大事件的描写大体没有离开具体的史实，而未作更为生动的艺术想象和虚构，这对于司马懿这样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艺术形象而言，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景初三年春，魏主曹睿病逝，临死前将幼子曹芳托孤于司马懿和大将军曹爽，令二人共同辅政。不久，在曹爽及其亲信的策划下，司马懿遭到排挤，被削去兵权，授以“太傅”的闲职；曹爽兄弟三人掌管禁军，结党营私、权倾朝野。


　　　
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司马懿先是装聋诈病，制造出自己已经老迈无用、命在旦夕的假象，麻痹曹爽，使其放松警惕；而暗中却加紧联络心腹，积极策划剪除曹爽势力。最终，他果断抓住曹爽兄弟伙同亲信随曹芳出城参拜高平陵、围猎的时机，发动政变：迅速占领兵营、武库等重要部门，控制了洛阳，并引大军出城，屯于洛河，守住浮桥，截断曹爽回城之路。同时上书太后、天子，指控曹爽犯上作乱，意图谋逆；并接连派人赴曹爽处陈说利害，极力劝诱其投降。而曹爽胸无大志，贪恋安逸，难舍洛阳城中的家产、美妾，拒绝了“智囊”桓范提出挟天子驾幸许都，凭借自己大司马的兵权调集外兵讨伐司马懿的建议，交出兵权，束手就擒，还天真的以为：“情愿弃官，但为富家翁足矣┅太傅必不失信于我”而此时司马懿却暗中加紧搜罗曹爽集团罪名，并对宦官张当等人施以严刑，使其屈打成招，供认曹爽即将谋反，最终将曹爽兄弟及其亲信明正典刑，一网打尽。


　　　“诈病赚曹爽”是司马懿政治斗争艺术的一次集中体现，整个事件从策划到实施再到善后，自始至终环环相扣，有条不紊；充分展示了司马懿静则使人无从觉察，动则令人措手不及的高超的运筹和统驭能力，他把握时机、乘时而动的技巧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剪除曹爽集团之后，司马懿被封为丞相、加九锡，父子三人同领国事。司马懿已经登上了统领魏国军政大权的最顶端。


　　　魏嘉平三年、公元二五一年秋，司马懿病逝于洛阳，终年七十三岁。

　　　司马懿临终前，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叫到榻前说：“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尝怀恐惧。吾死之后，汝二人善理国政，慎之！慎之！”


　　　
对于司马懿所言的“慎之”，也许有两层意思可以理解：其一是让二子善理国政，不可心生异志；其二是让二子善保国政，不可轻易托付他人。但是无论司马懿本人有没有异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通过他的不懈经营和艰苦努力，已经为后人的事业创造了最佳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条件。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和司马昭分别被封为大将军和骠骑上将军，总领尚书机密大事。从此对于曹魏而言，皇帝之势微而国家之势强，军政大权，尽归司马氏专断。


　　　“山海争水，水必归海，非海求之，其势顺也。”继司马懿之后，呈现在司马昭、司马炎面前的天下大势，可谓“居高视下，势如劈竹”。他们所要做的，只是顺流而下，去完成历史所赋予的某种必然。


　　　公元二六二年，魏将邓艾偷渡阴平、奇袭成都得手，次年，蜀后主刘禅降魏，至此，蜀汉政权历二帝，前后42年，终于宣告结束。

　　　公元二六五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魏主曹奂禅位，司马炎登基，改国号为晋；公元二八零年，司马炎进讨吴国，吴主孙皓降晋，吴国灭亡。从而结束了魏蜀吴之间长达七十二年的混战局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分归晋”。


　　　司马懿作为《三国演义》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已经伴随着“空城计”、“祁山斗智”等脍炙人口的故事流传至今，但他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所特有的种种优秀品质和在三国历史上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却总是容易被人们忽视。他一生大落大起的坎坷经历，以及他的智慧、冷静、宽容、沉着、机变、忍耐和审时度势，把握机会的不凡内涵，不仅使他成为一个生动、精美的文学形象，更为后人探询人生的哲理提供了无尽的思索和启迪。〈二〉" HREF="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98ed120100cb5x.html" TARGET="_bl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