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马相如故里问题的再探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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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司马相如的故里问题，我们有必要在此对前人的说法加以说明。

《隋书》卷七五《刘炫传》云：刘炫“乃自为赞曰：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刘知几《史通》卷九《序传》云：



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按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於此。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仿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叙之篇，实烦于代。虽属辞有异，而兹体无易寻。

同书卷一六《杂说上》云：



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更无改作。固于《马扬传》末皆云：迁、雄之《自叙》如此。至于相如篇下，独无此言。盖止凭太史之书，未见文园之集，故使言无画一，其例不纯。

据此，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有开创之功。其《自叙》“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也就是说，《自叙》并未涉及到相如家族来源、祖籍、出身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存在着先天的“不足”。而司马迁“因录斯篇，即为列传”，对此未作补充说明。班固沿袭《司马相如列传》，亦未作任何改动。

在刘知几生活的时代，司马相如《自叙》仍保存完好，因此刘知几能够把它与《司马相如列传》进行比较，他得出的结论应是比较可靠的。在刘知几之后，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司马相如曾自叙为传，司马迁以此为蓝本，撰成《司马相如列传》[13]。而了解司马相如《自叙》以及它与《司马相如列传》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探讨相如故里问题不无裨益[14]。

应该指出，司马氏来源于“司马”的官职。《周礼·夏官司马》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史记》卷一三Ｏ《太史公自序》云：



昔在颛顼，命南王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林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司马迁在序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司马氏的起源及其世系，道出了司马氏先世原居中原的历史事实，这为我们理解相如“祖先所出”，当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郑樵《通志》卷二八《氏族略第四》“司马氏”条云：“臣谨案：晋有司马邬、司马弥牟、司马寅，齐有司马灶，楚有司马子鱼、司马督，宋有司马疆，陈有司马桓子，是皆以司马为氏，不独程伯休父也。”王瑶先生《读〈史记·司马相如传〉》在引用此文后指出：

就郑氏所考得的也只限于齐晋楚宋诸地，这是因为战国时诸侯势力强大了，官制同于王室，遂也设有司马的官，且也有锡之以为姓氏的。但司马氏之来源于司马的官职，是无疑的。《周礼·夏官司马》云……可知司马之官原不是诸侯的制度，所以司马氏虽不独程伯休父一支，但究以这一支起源最早，分布得最广。蜀中于司马错平定的时候，仍为戎狄之长，自不会有司马氏。定后既将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当然也不会有司马的官制。可知司马氏之由外迁入，和扬雄的“雄无他扬于蜀”，是一样的情形。以司马氏的分布地域说，是在秦晋的最多；以迁入蜀中人士的原籍说，也是秦晋的多；所以相如的祖籍，大概也是秦晋一带的。[15]

马予静先生在《西汉文章两司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考论》中认为，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同宗共祖的可能性极大”，“司马相如祖先或许是由秦入蜀，则‘两司马’在世系上又近一层”[16]。这些说法是有一定依据的。可以肯定，司马氏非巴蜀本地姓氏，司马相如的祖先当自外迁入。

由于史载阙如，我们无法窥知司马相如先世入蜀的具体行程。幸运的是，《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扬雄祖先从中原迁徙入蜀的过程：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不知伯侨周何别也。扬在河、汾之间，周衰而扬氏或称侯，号曰扬侯。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知伯弊。当是时，逼扬侯，扬侯逃于楚巫山，因家焉。楚汉之兴也，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而扬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

据前引材料，《扬雄传》乃以扬雄《自叙》为蓝本，具有较高的信实度。而此条材料对于我们理解司马相如先世由中原迁居蜀中的历程不无好处。结合《太史公自序》，我们似乎可以做出如下推测：司马相如先世由中原迁移蜀中时，可能曾定居安汉县，成都乃相如最后落籍之地。李大明先生指出：“司马相如的先世曾居古相如县（西汉时属安汉县），相如少时亦居于此。后居成都，而《自叙》所记自此始，即刘知几所谓的‘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故自言‘蜀郡成都人’，而‘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了。”[17]这一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在探讨司马相如故里问题时，当认识到相如《自叙》是有所侧重、有所取舍的。我们似不能因为《史记》阙载，就断然否定司马相如与古安汉县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司马相如《自叙》并未提及他与安汉县的关系，但其传世之作却为我们探讨其故里问题提供了一些帮助。如四川师范大学王启涛先生在考察相如赋的用词情况后发现，相如作品中使用了不少四川方言词，其中一些为川东方言。这些语言迹象为探讨司马相如与古安汉县的关系提供了十分可贵的线索[18]。


我们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司马相如故里问题的提出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对相如故里问题的探讨与认识也与一般“利用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和地名的演变为本地增添名胜的事例”[19]有着本质的不同。相如故里问题是在钩稽史实的基础上提出的，是一种尊重历史、尊重古人的表现。同时，这一问题的提出与探讨，对于当今辞赋学研究，尤其是司马相如研究有着较高的价值。此问题决非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故里之争，它所涉及的领域是较为宽广的。研究这一问题，既有助于弥补司马相如生平事迹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还可推动相关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司马相如产生之巴蜀文化背景，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对巴蜀文化的影响，汉代巴蜀文人的成长历程等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