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览、张叔从司马相如受学说辨析

达奚熙华

盛览、张叔从司马相如受学说辨析
房 锐

在明代，关于叶榆（今云南大理北）人盛览从司马相如受学的说法在大理地区广为流传。据目前所知，万历《云南通志》最早记载了这一说法。该书卷一《地理志第一》云：元封二年，“以中郎将司马相如持节开越嶲，按道侯韩说开益州，授经教学，今云南有古汉学基。”注云：“见《南中志》。”同卷又云：“元封二年，使司马相如入西夷，冉駹、叶榆之君皆请为内臣，士人盛览从相如学，归授乡人，文教之开始此。”同书卷一一《人物志第七》“盛览”注引《古今书尺》云：“字长通，叶榆人。学于司马相如，所著有《赋心》四卷。有司马相如答书云：‘词赋者，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万历《云南通志》的纂修者为大理进士李元阳。自从他把盛览从司马相如受学的说法采入书中后，此说便成为不少学者的共识[1]。如田雯《古欢堂集》卷二四《万行草诗序》称：“汉司马相如曾西至滇，授经于盛览。”天启《滇志》卷一四《人物志之一》“盛览”注云：“字长通，叶榆人。从学于司马相如，所著有《赋心》四卷。”谢肇淛《滇略》卷七《事略》云：元封二年，“以中郎将司马相如持节开越嶲，按道侯韩说开益州，授经教学。”同书卷六《献略》云：“汉盛览，字长通，叶榆人也。学于司马相如，所著有《赋心》四卷。尝问相如以作赋。相如答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言赋。”民国《大理县志》卷三一《艺文部六》“邑人著述之书”条云：“《赋心》四卷，汉盛览撰。”


按：万历《云南通志》等书的说法存在着明显的漏洞，试辨析如下：

其一，关于司马相如出使西夷的时间。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载：“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卭、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同书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牱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传中录有相如“故乃关沫、若，徼牂牱，镂零山，梁孙原。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之语。从相如“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之语，可知他出使西夷的时间约为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


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当是万历《云南通志》“授经教学”说的重要依据之一。但该书称“相如持节开越嶲，按道侯韩说开益州”，并未提及“授经教学”一事。司马相如卒于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而越嶲郡于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方才设置。因此，相如根本不可能“持节开越嶲”，更不可能在此“授经教学”。益州于元封二年（前109年）置郡，此郡是否为韩说所开，韩说是否“授经教学”，《史记》、《汉书》并无记载。据《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东汉章帝时，蜀郡人王阜担任益州太守，才在滇池一带“始兴文学，渐迁其俗”。所谓“古汉学基”，或许为东汉时官学的遗址。


应该指出，司马相如于元光六年出使西夷时，叶榆地区尚是“徼外”。元封二年，叶榆置县，此时司马相如辞世已达八年之久。因此，“士人盛览从相如学，归授乡人，文教之开始此”等说法的可靠性亦值得怀疑。


其二，关于盛览的来历。

盛览之名，最早见于《西京杂记》。旧题刘歆撰、葛洪辑《西京杂记》卷二《百日成赋》最早记载了盛览从司马相如学赋的逸事：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

王文才先生《两汉蜀学考》据此认为：“相如遗教南中，确有其事。”[2]

据《资治通鉴》卷二O《汉纪十二》“武帝元鼎六年”记载，牂牁郡于武帝元鼎六年设置，治所在故且兰（今贵州省贵阳市附近，一说今贵州省凯里市西北），辖境约当今贵州省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和云南省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