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司马相如成名与文翁化蜀关系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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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司马相如成名与文翁化蜀关系的再认识
——以《三国志·秦宓传》所录秦宓致王商书信为重点房
锐


摘
要：司马相如与蜀郡太守文翁均为汉代著名人物，关于司马相如成名与文翁化蜀之间的关系，前人多有误解。此以《三国志·秦宓传》所录秦宓致王商书信为重点，对这一问题加以辨析，以期澄清历史事实。


关键词：司马相如；文翁；《三国志·秦宓传》；秦宓


在西汉，文翁以蜀郡的力量兴学，成效显著，受到汉武帝的高度重视；蜀中才子司马相如驰骋文坛，名扬天下，与汉武帝君臣遇合。更令人惊奇的是，文翁化蜀与司马相如成名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段，又均与“辟陋有蛮夷风”〔1〕（卷八九《循吏传》）的蜀地有关，而两人的所作所为又对后世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就不能不引起后人极大的关注。


在不少文人看来，司马相如成名与文翁化蜀有着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司马相如成名是文翁化蜀最大的成果之一。如王安石《送文学士倅卭州》云：“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马唱成都，嗣音得王扬。”〔2〕（卷九）宋庠《成都府新建汉文翁祠堂碑铭》云：“翁之治蜀，开学校以诗书教人，澡熨故俗，长长少少，亲亲尊尊，百姓顺赖。其后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以文章倡，张宽以博闻显，严遵、李仲元以有道称，何武入为三公。”〔3〕（卷三六）郭沫若先生认为：“文翁治蜀文教敷，爰产扬雄与相如。诗人从此蜀中多，唐有李白宋有苏。”〔4〕（P319）崔荣昌先生认为：“汉景帝时，蜀郡守文翁立学，‘蜀学比于齐鲁’。民物阜康，人才辈出，于是产生了司马相如、扬雄等一代著名的文宗学者。”〔5〕（P107）


王褒、严遵、扬雄等人出生在文翁化蜀之后，这点并无疑义。据《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卷五八《梁孝王世家》记载，司马相如早在景帝时便已离蜀，并为梁孝王所知。相如擅长辞赋，与文翁化蜀显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为什么这一说法广为流传，并成为不少文人的共识呢？笔者以为，这一说法不仅与部分文人对文翁化蜀前巴蜀文化的面貌认识不清有关，更与《三国志》卷三八《秦宓传》所录秦宓致蜀郡太守王商的书信有关。为澄清历史事实，本文以秦宓书信为重点，对司马相如成名与文翁化蜀之间的关系加以辨析。


《三国志·秦宓传》载：
后商为严君平、李弘立祠，宓与书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为严、李立祠，可谓厚党勤类者也。观严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岳不移，使杨子不叹，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沦，其无虎豹之文故也，可谓攀龙附凤者矣。如杨子云潜心著述，有补于世，泥蟠不滓，行参圣师，于今海内，谈咏厥辞。邦有斯人，以耀四远，怪子替兹，不立祠堂。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家得士，盛于其世；仲舒之徒，不达封禅，相如制其礼。夫能制礼造乐，移风易俗，非礼所秩有益于世者乎！虽有王孙之累，犹孔子大齐桓之霸，公羊贤叔术之让。仆亦善长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铭。”

秦宓致书蜀郡太守王商的目的，是希望他能为司马相如、扬雄建立祠堂。《秦宓传》载，秦宓“专对有余，文藻壮美，可谓一时之才士矣”。他对“无虎豹之文”的李弘颇有微辞(1)，对文才惊人的司马相如则异常倾慕。为达到替相如立祠的目的，秦宓竭力突出相如的教化之功与经学水平。


秦宓的说法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司马贞为《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学”句所作《索隐》称：“按：秦密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经。”齐召南为《汉书》卷八九《循吏传》“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句作《考证》云：“按《蜀志》：秦宓曰：‘文翁遣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然则相如即文翁所拔以为蜀人师者。其语与《地理志》所云‘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者’正合。但此《传》及《相如传》并无明文。”王钦若等《册府元龟》、董逌《广川书跋》、王应麟《玉海》、董斯张《广博物志》等均征引了秦宓的说法。郑樵《通志》、萧常《续后汉书》等抄录了《三国志·秦宓传》。扈仲荣等《成都文类》、周复俊《全蜀艺文志》、《三国志文类》等均收录有秦宓《与王商书》，这进一步扩大了此说的影响。


一些学者在“发现”秦宓的说法后，如获至宝。如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六三《说部·宛委余编八》云：“今人知司马长卿为赋客，而不知为经术士，又不知为文翁弟子也。按《秦宓传》：宓云：‘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由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邓伯羔《艺彀》卷上《正史遗事》云：“蜀本无学士，文翁遣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此见《三国志·秦宓传》，而《汉书》本传无之。……以是知博物洽闻，纂记家所难也。”严可均《铁樵漫稿》卷六《全汉文司马长卿集叙》云：“然而长卿不徒以辞赋见后世，鲜有知之者。《蜀志》秦宓与王商书云。……如宓此言，蜀地经师，长卿为首。而《史》、《汉》叙儒林授受，不一及之，以辞赋揜其名耳。古之振奇人，文章必从经出，故援《蜀志》以发其端。”


当今不少学者对秦宓的说法亦予以认同。如佚名《司马相如》认为：司马相如“是文翁教蜀第一批高材生中最优秀的一个。”〔6〕王以宪先生认为：“相如受蜀守文翁所派遣：‘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三国志·秦宓传》），是开蜀学风气之先者。”〔7〕（P48）祁和晖先生认为：“蜀士特点大约是文翁办学，派首批‘留学’长安的学生如司马相如等时即已开始。”〔8〕（P214）李山先生认为：“司马相如的确是受过儒家教育的。‘文翁遣相如受七经’，即是一个重要的证据。”〔9〕（P132）


有些学者部分采用了秦宓的说法。如费振刚先生在《司马相如》一文中指出：文翁“派遣蜀中青年十余人去长安学习儒家经典，司马相如亦在其中。”他在“附注”中说：“我认为司马相如受文翁派遣去长安，确有其事，但可能他学完没有立即回去，而是做了景帝的武骑常侍。一直到梁孝王死，他才返回蜀中。”〔10〕（P87，P96）谭兴国先生认为：相如“年轻时曾被文翁派遣去京师研读‘五经’。后捐资入仕，官拜武骑常侍。”他在“注释”中指出：“《史记》、《汉书》都未提此事，但《史记》索隐提到秦宓的话。‘文翁遣相如受七经’。从史书‘以赀为郎，侍孝景帝’的记载看，秦宓的话，是可能的。”〔11〕（P22）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请看《汉书》卷八九《循吏传》：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传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蜀郡太守文翁化蜀的经过及其成效。把此传与秦宓之说加以对照，可发现其中的一些“奥秘”：文翁化蜀，派遣的是“郡县小吏”张叔等人，而非秦宓所说的司马相如；张叔等人“受业博士，或学律令”，非仅学儒家经典，更非秦宓所说的“七经”（2）；“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不等同于秦宓所说的“蜀学比于齐鲁”，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3）。《循吏传》较为客观、真实地展现了西汉前期发生在蜀郡的文化变革，表彰了太守文翁的历史功绩。而秦宓为了突出司马相如的教化之功，不惜曲解《循吏传》，把文翁化蜀的功劳，多归之于相如，这显然违背了历史的真实。


秦宓在信中提到的《地理志》，即《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文云：
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

此段从两个方面说明文翁与司马相如在改造蜀地固有文化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文翁利用郡守的职权，大力兴办教育，首开蜀地教化之风。他把学习儒术与功名利禄挂钩，激发了蜀人求学出仕的热情，并使蜀人走上了“好文刺讥”、“贵慕权势”的道路。而司马相如“以文辞显于世”的遭际，令蜀人羡慕不已（4），极大地刺激了他们向学好文的积极性。


应该指出，文中“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之“及”字，容易使人产生误会，以为文翁化蜀与相如游宦存在着先后之别。如钱大昕《惠先生士奇传》云：文翁化蜀，“其后司马相如、王褒、严遵、扬雄相继而起，文章冠天下。”〔12〕（卷三八）董平均先生认为：“西汉景、武年间，文翁担任蜀郡太守，‘教民读书法令’，推广中原文化，此后，司马相如宦游京师，结交王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争相效尤，世风为之一变，‘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13〕（P92）曾大兴先生认为：“至‘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这里才出现了一些文化气象。洎至‘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这里的读书人受到很大的震动和激励，于是‘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14〕（P93）


笔者以为，司马相如因其辉煌的创作成就及其与汉武帝的君臣遇合，为世人所瞩目，并因此成为蜀人仰慕与争相效仿的对象。可以说，在巴蜀文化发生转型的关键时刻，相如发挥了巨大的表率、引导作用，他对蜀人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人难以替代的。正是基于对相如实际地位及其贡献的深刻体认，班固称之为“师”。刘咸炘先生指出：“《汉书》云相如为之师者，谓相如以文学宦达，蜀人慕之耳。景帝时似无入京受经之事。”〔15〕（《史学述林五·史病论》，P1527）刘开扬先生指出：“相如为师者，言其文学、政治影响，非谓受经教民也。”〔16〕（P15）这些说法是正确的。秦宓所谓相如“还教吏民”的说法显然与班固的本意不相符合。


李详先生在《愧生丛录》卷一中指出：“孟坚此言蜀承文翁之教，王、扬文章师法相如而已，非亲为之师也。《蜀志·秦宓传》：‘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案：宓言虽有所自，然误读班志，以相如为教授之师。……璩书多从承祚《国志》，而此独不取《宓传》归之相如，盖以相如游梁已久，必不及诣博士受业也。”徐仁甫先生在《司马相如与文翁》一文中进一步分析了秦宓弄错史实的原因：“因为地理志把文翁叙述在前面，把相如叙述在后面，秦宓机械地执着先后次序，就误会成文翁教相如为师。又因为文翁传说的‘遣张叔等十余人’，宓想当然地把相如算在这‘等人’中间，便说‘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了。”〔17〕两位先生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需要指出的是，秦宓距司马相如生活的时代较近，他本人又博学机敏，富有辩才，是蜀地著名的学者，以他的学识，不可能领会不到班固的意图。他之所以“曲解”班固的本意，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秦宓在信中还特意提到司马相如为汉武帝封禅制礼一事，以显示他的经学水平远在大儒董仲舒之上。此说尤为可疑。据笔者所知，相如制礼一事不见于之前其他典籍，估计在秦宓生活的时代，它仅作为一种传说在蜀地流传。秦宓为了替相如争得立祠的资格，没有考察此事的真伪，便在信中径直录入了此事。


应该指出，秦宓之信写于特重经学的东汉末年，又作于特定的场合，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自豪感，主观色彩十分强烈。在信中，秦宓充分发挥“英辩博通”〔18〕（卷三《蜀志》）的特长，对司马相如的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经过重塑后的相如，除拥有“汉代辞宗”的桂冠外，还兼任“经学大师”，形象得到了全面的“提升”（5）。由于秦宓在蜀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其信件必定广为流传，为人津津乐道。《三国志》作者陈寿是蜀人，其师谯周年轻时曾师从秦宓。陈寿把秦宓之信采入《三国志》，是很自然的事情（6）。而秦宓之信被正史收录后，便对后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不少学者不明真相，把秦宓之信视作信史。


值得一提的是，也有一些学者对秦宓之说持怀疑的态度。如何焯在《义门读书记》卷二七《三国志·蜀志》中，对司马相如制礼之说进行了驳斥：“相如虽为封禅书，临殁乃成，未与诸儒共定其礼，蜀士多夸，往往过实。”这一指责虽然尖刻了一些，但对于我们认识秦宓之信的可信度不无好处。常璩对司马相如受经、传经的说法并不认同。他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中称：“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儁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同书卷一0《先贤士女总赞（上）》云：“张宽，字叔文，成都人也。蜀承秦后，质文刻野，太守文翁遣宽诣博士东受七经，还以教授。”常璩虽然采用了秦宓“东受七经，还教吏民”等字眼，但却明确指出受经、教学的是张叔，而非司马相如。他在书中从未提到文翁派相如“东受七经”，相如“还教吏民”的经历。当代著名辞赋专家龚克昌先生在《司马相如传》中，亦对秦宓的说法提出了质疑〔19〕（P109）。


针对秦宓之说存在的漏洞，当今一些学者曾试图做出新的解释，以圆其说。如束景南先生在《司马相如游梁年代与生平的再考辨——答刘开扬先生》一文中，替秦宓之说进行了辩解，现节引如下：

秦宓之说自必有据，当时材料今人已无从得见，未可遽断为无。如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有《文翁石室学生题名跋》云……秦宓在蜀自必可见，他说文翁遣相如受经的根据之一，可能就是这石室题名。……如文翁通《春秋》，《庐江七贤传》即称他是‘之长安授经’。则文翁在景帝时也私自送人（如相如）往长安受经于官立博士或民间经师，有何不可？……文翁弟子甚多，不是一时一地所遣，《蜀志·秦宓传》只说‘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据此，相如自可是文翁最早私自荐送至京师受经的弟子，而不必是在文翁任蜀守之时。〔20〕（P134）

束先生把欧阳修《文翁石室学生题名跋》作为秦宓之说的根据之一，似言之凿凿。但早在宋代，赵明诚《金石录》卷二0《学生题名》、洪适《隶释》卷一四《学师宋恩等题名》便已对欧阳修的说法进行了批驳，此不赘述。而束先生关于文翁私自送相如至京师受经的说法似流于狡辩，理由极不充分。


王文才先生在《两汉蜀学考》一文中指出：
相如传经，为汉时人所习知，且治三仓之学，“文字者经艺之本”，则固通经矣，故秦宓特举其教化之功，不因史迁不载而疑之。《史记志疑》尝云：“案《蜀志》秦宓云：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宓此语与《汉地理志》所谓，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者正合。史公但采词赋，而遗其明经化俗之大端。”唯《宓传》所云：“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语有省并，当是“文翁遣张叔等东受七经，相如亦还教吏民”，本为二事，秦宓、陈寿非为病语，乃取事遗文，并归相如，遂贻人口实。或竟信相如为蜀郡小吏，受翁之遗，斯又昧于文法矣。〔21〕（P35）

不可否认，王文才先生的用心是良好的，但其解释似与秦宓的本意不尽相符，且给人以回护的嫌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司马相如曾撰有《自叙》，而此叙又为《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所本。《隋书》卷七五《刘炫传》云：刘炫“乃自为赞曰：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刘知几《史通·序传》云：“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然自叙之为义也，苟能隐已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而相如《自序》，乃记其客游临卭，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载之于传，不其愧乎！”同书《杂说上》云：“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寻固于《马》、《扬》传末，皆云迁、雄之自叙如此。至于《相如》篇下，独无此言。盖止凭太史之书，未见文园之集，故使言无画一，其例不纯。”据此，司马相如在《自叙》中“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甚至连“客游临卭，窃妻卓氏”之举亦毫不隐晦。而文翁化蜀是发生在西汉前期的一件大事，如果相如被文翁派往京城受业，或“还教吏民”的话，《自叙》似不应阙载，以《自叙》为蓝本的《司马相如列传》亦不当遗漏。但《司马相如列传》却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记载。据目前所知，在秦宓之前，亦没有任何典籍提到司马相如成名与文翁化蜀之间的关系。因此，《三国志》所载秦宓的说法是不可靠的，不能视作信史。

[注释]
（1）扬雄《法言·渊骞篇》对李弘评价极高。常璩《华阳国志》卷一0上《先贤士女总赞（上）》称李弘“少读五经，不为章句。处陋巷，淬励金石之志，威仪容止，邦家师之”。

（2）“七经”之说始于东汉，秦宓称“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与历史事实不符。后世一些学者被秦宓之说所误。如杭世骏《经解》云：“汉兴，制氏善为乐，世世掌太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鼔舞，而不能言其义。故立博士，只于五经。至蜀文翁使相如东受七经（原注：见《蜀志·秦宓传》。《华阳国志》云：‘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盖斯时孔壁之《论语》、《孝经》已出故也。”齐召南《经解》云：“称《易》、《诗》、《书》、《礼》、《乐》、《春秋》为经，自《经解》始。而称五经，自汉武立五经博士始。然秦宓言：‘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是武帝以前称经，不止于五。”（张廷玉等《皇清文颖》卷一二、卷一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参见拙作《文翁化蜀对儒学传播的推动意义》，《孔子研究》，2007年第2期。
（4）据《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以中郎将之职出使西南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在蜀地，流传着一些与司马相如有关的传说。如《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云：“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

（5）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云南、贵州学者把司马相如奉为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创者，这与秦宓对司马相如的重新塑造不无关系。
（6）《三国志》卷三八《秦宓传》称：谯周“少时数往咨访，纪录其言于《春秋然否论》中。”《华阳国志》卷一0中《先贤士女总赞中》称：“宓甚有通理，弟子谯周具传其业。”卷一一《后贤志》称：陈寿“少受学于散骑常侍谯周。”刘咸炘先生指出：“盖承祚本谯周之徒，服膺其师，称为硕儒，《周传》亦载其谶言。周尝奉教于秦宓，故承祚多载宓之文章。”（《三国志知意》，《推十书》，第1384页）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宋庠．元宪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郭沫若．蜀道奇[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5〕崔荣昌．巴蜀语言的分化、融合与发展[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
〔6〕佚名．司马相如[J]．四川日报．1959，6，10．
〔7〕王以宪．试论扬雄在汉大赋上对司马相如的因革与发展[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
〔8〕祁和晖．解读完整的苏轼不能只重辞章[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1）．
〔9〕李山．经学观念与汉乐府、大赋的文学生成[J]．河北学刊，2003，（4）．
〔10〕吕慧鹃、刘波、卢达．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一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
〔11〕谭兴国．蜀中文章冠天下——巴蜀文学史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12〕钱大昕．潛研堂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3〕董平均．论秦汉社会风尚的地区差别及其原因[J]．天中学刊，2002，（1）．
〔14〕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J]．学术月刊，2003，（9）．
〔15〕刘咸炘．推十书[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96．
〔16〕刘开扬．再谈司马相如游梁年代与生年[J]．文学遗产，1985，（2）．
〔17〕徐仁甫．司马相如与文翁[J]．四川日报，1959，6，21．
〔18〕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
〔19〕龚克昌．汉赋研究[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
〔20〕束景南．司马相如游梁年代与生平的再考辨——答刘开扬先生[J]．文学遗产，1987，（1）
〔21〕王文才．两汉蜀学考[A]．四川师范大学五十年学术集粹[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原载《唐都学刊》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