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士闲谈之一：司马相如种种（二）

chinacyan

“只典征裘不电琴”





《史记》七十列传，备述上古至武帝时不入世家的英雄豪杰之士的生平。有如一幢七十个单元房的塔楼，住进千百户，里面够拥挤的。因而，合传甚多。老子、韩非合传，屈原、贾谊合传，卫青与霍去病合传，等等，不一而足。可见房产有限（为何有限，将来有可能时会提出个人见解），单元不够分配，只可合住。偏偏给司马相如单独立传！这是为何？《汉书》基本上照抄《史记》，因为此传实在太长，竟然分成上下两卷，为什么也给司马相如如此“宽绰”的待遇？要知道，《汉书》不总是听《史记》的。《汉书》废去“世家”，“项藉”（《史记》称其字“项羽，以示尊重）跟在陈胜后面，合传了。张良、陈平、王陵、周勃外加周亚夫也挤到一起啦！有关此问题，笔者在有关司马相如的”闲谈“的末尾，要说说自己的想法。

《史记》、《汉书》中，司马相如的结构基本相同，都是叙述一段司马相如的行事，接着就抄上一大段相如的文章。有的还是全文照录不误。例如：

与文君恋爱事→《子虚赋》与《上林赋》→为郎→《告巴蜀太守》→建节，为中郎将→《告→蜀父老》→失官，疏谏→奏赋论二世行失→《大人赋》→归卧茂陵→《封禅书》


大体上可以说，《史记》创始的这种“大量征引法”，为后世史官所沿袭。只是因时代不同，引录的内容有异而已。今姑以《史记》所写的为据，逐步解析。


司马相如是成都人。“地理决定论”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准确的，特别到了当代旅游大发展的时代，更不能说明地理对人们的绝对性作用。可是，笔者始相信，特别在交通困难的古代，乡土地理对人们肯定起着相当大的影响。“锦江滑腻峨眉秀”，蜀中，包括三峡地区，是生产浪漫文人与女郎之地，从文君与相如，昭君，李白，薛涛，苏轼，直到郭沫若，此中山水，滋养培育了无数才人。杜甫入蜀，诗才大长。陆游入蜀，也要自问：“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其中，文君与相如堪称老前矣！“琴挑”故事，千古艳传，此后的才子佳人小说戏曲中，不断出现使用弦乐器如琴、筝等表达爱情的的情节，可以说都源自相如之“垂范”。


司马相如原名“犬子”似乎是小名。《史记》揭老底，多少有点调侃。司马相如慕蔺相如之名，因而自己更名相如，显见他少年时有立朝建功思想。他果真离开成都，到长安去，那是汉景帝时期。他可说出道甚早。入仕办法是“以訾（赀，资）为郎”。关于郎官在汉代官职中的重要性和“以訾为郎”的内涵，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参阅《秦汉官制史稿》所附王颗奇《论秦汉郎官制度》一文。简言之，“以訾为郎”就是，只要够得上“大款”，就有为郎的资格。计算家庭资产，景帝后元二年（前142）以前得在“十万”以上，后元二年下诏说，“四万”以上就行。可是，当选的人必须自备鞍马、服装（绛衣等）、兵器（玉具剑等）等，需要高价购置的设备不少。王克奇先生给算了一笔帐，所费不赀。大约得在两三万以上。笔者在此补充：此后的经常性花费也少不了，服装旧了得换装，马匹老了得换马，等等。《汉书·张释之传》中记载说，张释之仗着二哥有前，当上了“骑郎”，十年之中，陪累不堪，想辞职。这就是明证。司马相如入仕为郎在后元二年之前，家资必在十万以上，可是，经过长途跋涉到长安，再有种种花费和经常性消费，八成已将钱财耗尽。加以他擅长的辞赋这一套，景帝不太欣赏。相如只好趁爱好文学和游说之士的梁孝王（谥，非生时称呼）来朝时，跟着梁孝王走啦。可是，他在客卿中是迟到者，不免受挤兑。相如以辞自解。


梁孝王“薨”了，相如只好回老家，资产用尽，“家徒四壁立”。临邛县令王吉是相如的好友，给他出主意，并且当“托儿”，演出一场千古艳传的把戏的头一折。第二折就是卖酒、文君当垆（“垆”是砌就的酒店门首的土柜台，今日已成文献常识）。从文君来说，大小姐抛头露面，还跟着一个穿小裤衩的（汉代男女平日没有穿内裤的，光穿游泳裤衩形的犊鼻裈（音坤），那是表示穷到没有衣裳穿啦），连最低的脸面都不要了，可说是作出最大最大的牺牲。相如想出这条毒计，逼迫卓王孙摊牌，简直耍无赖了。这一招果然奏效，相如与文君于是“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去矣！


《史记·货殖列传》中只提到“卓氏”家族是冶铁也的巨擘。卓王孙的名字，却是在司马相如传中反复提起。司马迁经历人情冷暖，对富贵贫贱交情乃见之类的写来翰墨淋漓。他写卓王孙被迫分财产给文君的无奈；写相如为中郎将出使衣锦荣归时，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为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真是笔酣墨饱，为知识界扬眉吐气。估计太史公写这段恋爱史实，真意在此。卓王孙还是仗着女婿，才能既传姓又留名的。他必王勃《滕王阁序》中只传姓未留名的“都督阎公”幸运。有人说啦，只传姓也够幸运的：“阎某能传，仗书生一序。寄语东南宾主，莫轻觑过路才人！”


中国古代许多恋爱故事，多从“琴挑：脱胎，盖无疑义。唐代的李商隐辛辣地指出琴音的决定性作用：


君到临邛问酒垆，近来还有长卿无？

金徽却是无情物，不许文君忆故夫！（《寄蜀客》）

玉溪生的诗，我以为此篇实系败笔。美满姻缘的锦帐中钻进一个死鬼来，令人毛骨悚然。可见，过于追求新奇翻案，未必有好效果。不过，音乐，特别是弦乐器在恋爱中的作用，经此反弹式吓唬，其效果益加明显矣！


弦乐器在中国男女调情中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清代黄仲则（景仁）赋诗言道：

文园渴甚兼贫甚，只典征裘不典琴（《绮怀》）

用典难免不周恰。似应指出：相如为文园令时，虽然糖尿病已近晚期，但也早已”与卓氏婚，饶于财“了。《西京杂记》”所记“以所着鹔鸘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早成往事矣！再说，琴挑用的琴，《史记》和《汉书》中只记有“临邛令前奏琴曰……”，《汉书》颜师古注：“奏，进也。”琴的所有权并未明说。有那钉坑凿死的考证家，就说恐怕不是司马相如自备。甚至于有人说，那是临时从卓文君那里借来的。故事情节更加浪漫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