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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
开场白
照下走的理解，这种“闲谈”，就是在史书所载的史实的基础上，谈谈个人的认识与理解。它是一种夹叙夹议的针对史实的议论，以及对某些文字的个人理解的陈述。
所谈的是我个人的议论么？唯唯，否否，不然。几十年来，我读过一些书，听过师长、高贤的讲论，其中许多溶化在我的脑海中。现在闲谈的，究竟有哪些是别人的高论，实在记不清楚啦！您要是发现哪些论点是前人的，您就认为那时下走的根据或由来便了。像是布置一间房子，桌椅、沙发全是采购来的，安排摆设却是主人的意匠。兴许大门挂着一块小黑板，写有备忘录，那更是房主人即在下的手笔啦。我做的工作约略如是。好在这是闲谈，并非写论文，也就不注出处啦。
下走十二万分钦佩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我认为，至少有两点可以提出来谈谈：一点是，他们父子，姑且让司马迁当代表，思想十分先进，远远领先于时代。即以妇女观为例，用《左传》来参照对比，可以看出，《左传》中表扬的女性，差不多都是遵守礼教的。再用南宋以后出现的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来对比，那里面礼教的成分恐怕更加浓烈。《水浒传》里的女性不是荡妇。交际花，就是母夜叉、一丈青之类人物。《三国演义》表彰的死节烈妇女，但也着墨不多，如糜夫人跳井、孙夫人投江，全是一带而过。直到《红楼梦》出来，局势大变，与《史记》先后辉映焉。看《史记》中写得熠熠生辉的，像如姬、虞姬、寡妇清、卓文君，都是警顽立懦的光辉形象。《史记》中思想先进之处当然不止妇女观这一点，此后闲谈中遇到就提出。
另一点是，正如鲁迅的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是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伟大作家的不朽创作。它的倾向性十分鲜明。它很能感染读者、影响读者。同时，《史记》又是一部谨严的史书，不虚美，不隐恶，并且大量使用“互见法”，在一定范围内映象出许多人物的某一种正面或侧面。读者，特别是刚出道的血气方刚的读者，很容易受到情绪感染，被《史记》某些“本传”中所写传主的形象牵着鼻子走，而忽略了其他地方的“互见”。那可不是全面理解《史记》之伟大的好办法，更不是正确了解《史记》中所写人物的好办法。
我们读史，特别是一些带有文学气质的青年读史，有时受到后人评价的左右。“咏史诗”和某些史评就很起这种作用。岂不知，“咏史诗”常是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史评呢，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发的一些议论，那是在冲皇帝说话呢！对其中有代表性的，我们也将提出，予以评议。这也是闲谈的一种“佐料”，俾使之起点调和作用，避免清汤寡水焉。
古人经常“用典”。典故，有其极大片面性，只强调对其有用的某一方面。而且有正面、反用等等用法。用来用去，人们也就忽略它的本根了。如果返回头来，用以证史，常常发现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对用典的有关剖析,我们也将作为一种"佐料,资为谈助。
“只典征裘不电琴”
《史记》七十列传，备述上古至武帝时不入世家的英雄豪杰之士的生平。有如一幢七十个单元房的塔楼，住进千百户，里面够拥挤的。因而，合传甚多。老子、韩非合传，屈原、贾谊合传，卫青与霍去病合传，等等，不一而足。可见房产有限（为何有限，将来有可能时会提出个人见解），单元不够分配，只可合住。偏偏给司马相如单独立传！这是为何？《汉书》基本上照抄《史记》，因为此传实在太长，竟然分成上下两卷，为什么也给司马相如如此“宽绰”的待遇？要知道，《汉书》不总是听《史记》的。《汉书》废去“世家”，“项藉”（《史记》称其字“项羽，以示尊重）跟在陈胜后面，合传了。张良、陈平、王陵、周勃外加周亚夫也挤到一起啦！有关此问题，笔者在有关司马相如的”闲谈“的末尾，要说说自己的想法。
《史记》、《汉书》中，司马相如的结构基本相同，都是叙述一段司马相如的行事，接着就抄上一大段相如的文章。有的还是全文照录不误。例如：
与文君恋爱事→《子虚赋》与《上林赋》→为郎→《告巴蜀太守》→建节，为中郎将→《告→蜀父老》→失官，疏谏→奏赋论二世行失→《大人赋》→归卧茂陵→《封禅书》
大体上可以说，《史记》创始的这种“大量征引法”，为后世史官所沿袭。只是因时代不同，引录的内容有异而已。今姑以《史记》所写的为据，逐步解析。
司马相如是成都人。“地理决定论”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准确的，特别到了当代旅游大发展的时代，更不能说明地理对人们的绝对性作用。可是，笔者始相信，特别在交通困难的古代，乡土地理对人们肯定起着相当大的影响。“锦江滑腻峨眉秀”，蜀中，包括三峡地区，是生产浪漫文人与女郎之地，从文君与相如，昭君，李白，薛涛，苏轼，直到郭沫若，此中山水，滋养培育了无数才人。杜甫入蜀，诗才大长。陆游入蜀，也要自问：“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其中，文君与相如堪称老前矣！“琴挑”故事，千古艳传，此后的才子佳人小说戏曲中，不断出现使用弦乐器如琴、筝等表达爱情的的情节，可以说都源自相如之“垂范”。
司马相如原名“犬子”，似乎是小名。《史记》揭老底，多少有点调侃。司马相如慕蔺相如之名，因而自己更名相如，显见他少年时有立朝建功思想。他果真离开成都，到长安去，那是汉景帝时期。他可说出道甚早。入仕办法是“以訾（赀，资）为郎”。关于郎官在汉代官职中的重要性和“以訾为郎”的内涵，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参阅《秦汉官制史稿》所附王颗奇《论秦汉郎官制度》一文。简言之，“以訾为郎”就是，只要够得上“大款”，就有为郎的资格。计算家庭资产，景帝后元二年（前142）以前得在“十万”以上，后元二年下诏说，“四万”以上就行。可是，当选的人必须自备鞍马、服装（绛衣等）、兵器（玉具剑等）等，需要高价购置的设备不少。王克奇先生给算了一笔帐，所费不赀。大约得在两三万以上。笔者在此补充：此后的经常性花费也少不了，服装旧了得换装，马匹老了得换马，等等。《汉书·张释之传》中记载说，张释之仗着二哥有前，当上了“骑郎”，十年之中，陪累不堪，想辞职。这就是明证。司马相如入仕为郎在后元二年之前，家资必在十万以上，可是，经过长途跋涉到长安，再有种种花费和经常性消费，八成已将钱财耗尽。加以他擅长的辞赋这一套，景帝不太欣赏。相如只好趁爱好文学和游说之士的梁孝王（谥，非生时称呼）来朝时，跟着梁孝王走啦。可是，他在客卿中是迟到者，不免受挤兑。相如以辞自解。
梁孝王“薨”了，相如只好回老家，资产用尽，“家徒四壁立”。临邛县令王吉是相如的好友，给他出主意，并且当“托儿”，演出一场千古艳传的把戏的头一折。第二折就是卖酒、文君当垆（“垆”是砌就的酒店门首的土柜台，今日已成文献常识）。从文君来说，大小姐抛头露面，还跟着一个穿小裤衩的（汉代男女平日没有穿内裤的，光穿游泳裤衩形的犊鼻裈（音坤），那是表示穷到没有衣裳穿啦），连最低的脸面都不要了，可说是作出最大最大的牺牲。相如想出这条毒计，逼迫卓王孙摊牌，简直耍无赖了。这一招果然奏效，相如与文君于是“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去矣！
《史记·货殖列传》中只提到“卓氏”家族是冶铁也的巨擘。卓王孙的名字，却是在司马相如传中反复提起。司马迁经历人情冷暖，对富贵贫贱交情乃见之类的写来翰墨淋漓。他写卓王孙被迫分财产给文君的无奈；写相如为中郎将出使衣锦荣归时，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为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真是笔酣墨饱，为知识界扬眉吐气。估计太史公写这段恋爱史实，真意在此。卓王孙还是仗着女婿，才能既传姓又留名的。他必王勃《滕王阁序》中只传姓未留名的“都督阎公”幸运。有人说啦，只传姓也够幸运的：“阎某能传，仗书生一序。寄语东南宾主，莫轻觑过路才人！”
中国古代许多恋爱故事，多从“琴挑：脱胎，盖无疑义。唐代的李商隐辛辣地指出琴音的决定性作用：
君到临邛问酒垆，近来还有长卿无？
金徽却是无情物，不许文君忆故夫！（《寄蜀客》）
玉溪生的诗，我以为此篇实系败笔。美满姻缘的锦帐中钻进一个死鬼来，令人毛骨悚然。可见，过于追求新奇翻案，未必有好效果。不过，音乐，特别是弦乐器在恋爱中的作用，经此反弹式吓唬，其效果益加明显矣！
弦乐器在中国男女调情中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清代黄仲则（景仁）赋诗言道：
文园渴甚兼贫甚，只典征裘不典琴（《绮怀》）
用典难免不周恰。似应指出：相如为文园令时，虽然糖尿病已近晚期，但也早已”与卓氏婚，饶于财“了。《西京杂记》”所记“以所着鹔鸘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早成往事矣！再说，琴挑用的琴，《史记》和《汉书》中只记有“临邛令前奏琴曰……”，《汉书》颜师古注：“奏，进也。”琴的所有权并未明说。有那钉坑凿死的考证家，就说恐怕不是司马相如自备。甚至于有人说，那是临时从卓文君那里借来的。故事情节更加浪漫化了。
寂寞相如卧茂陵
“文章西汉两司马”，司马迁的主要作品是《史记》，另作别谈。司马相如以辞赋见长，用辞赋进身。先谈谈辞赋。
《文心雕龙·诠赋》中，以简明的言辞，把赋的特点讲得一清二楚，真乃大手笔也！下走为了闲谈，试用咱们的言语阐释。
刘勰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又说：“赋自诗出。”“写物图貌，蔚似雕画。”一是强调赋的文学性质，二则说明赋的特点是铺开来说，所谓“赋，铺陈也”。三是说赋讲究文采，重视语言的运用，需要华说柳说才行。四则赋中不尚空谈，要具体描述天地万物的形象，特别重视形象性。五是抒写情怀，曲终奏雅。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司马相如在辞赋中，最善于使用问答议论的结构形式，即，安排几个人，常常是子虚乌有之辈，各说各的，进而讨论的结构或辩论。或者主客问答，有似衙门或法院过堂。说起来就是一套一套的长篇大论。极可能是由刘向父子以至葛洪“递修”的《西京杂记》卷2中记载司马相如自述作赋的经验，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可以说，他主要讲的是后代称为“大赋”的创作经验。研究赋，特别是汉赋的专家一致认为，司马相如是汉赋特别是大赋的代表作家，后来的大赋作家都在模仿他，但没有人能超过他。
作家与他的时代密不可分，相辅相成。没有盛唐，就产生不了王维、李白、杜甫。没有文景之治以至武帝的雄才大略出现的大局面，也就不会有司马相如这样的大手笔。唐代温庭筠《车驾西游因而有作》一诗，固然是借古讽今感伤不遇之作，可也点出汉大赋特别是司马相如大赋的时代特色：
宣曲长杨瑞气凝，上林狐兔待秋鹰。
谁将辞赋陪雕辇，寂寞相如卧茂陵。
首句描摹汉宫春晓，瑞气万千；次句抒发写皇苑秋猎，车骑将临。既说明大赋写作的主要对象，又透露出对这种大赋的需要。中国政治家早就明白，正如萧何对刘邦所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笔者前年曾在北京接待一位祖国宝岛来参加会议的专家，闲谈中，以老北京人的身份，问问他对北京的观感。没想到，他的回答是：“从飞机上看，北京真不愧大国的首都。台北不过省会而已。”笔者蓦然想到，皇都壮丽，地大物博，人才辈出，对巩固政权与震慑外敌的重要性。歌咏这样的九重阊阖、万国衣冠，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作家的责任。
创作大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十年作赋并非夸大。在尚无类书和各种专门性辞典的情况下，需要作家自己长期积累资料。反而是一般人拿大赋当辞典使用。大赋作家要有语言学、文字学、博物学和天文、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又要有高度的文学修养与出色地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实在是一身而多任焉。比较前后的作用与作品，司马相如极为出色当行，起了典范的作用。他的地位，有如后世书法界的王羲之。武帝答复大学问家淮南王刘安的诏书，要让相如“视草”，可见他的水平与受重视的程度与原因。
但是，相如终于归卧茂陵（相当今中关村一带，英杰聚居之地）。温庭筠诗中以相如自比，很为不能陪侍君王而自伤，这是因为他没有怎么伴过君王之故。料想相如的想法，定然与之大不相同。
司马相如慕蔺相如之为人，因更名相如，定有建功立业思想。他的最大实践是出使蜀中，打通西南夷。这工作完成得还算凑合。这项影响中国后来版图的建议是相如提出的，从中国历史上看，相如很有战略性政治眼光，起了极好的作用。过去常常仅仅把相如看成文学侍臣，那是评价过低了！
可是，封建宫廷中对待新事物新设想新举措，总是七嘴八舌，有求全之毁。加上武帝对相如不一定放心，给他派了三名副使。这也许因为相如口吃，不便于当众宣诏之故罢。加上出使打通的效果当时也不能立竿见影。奉使归后又让人告了“受贿”一状，丢官罢职。看来，相如是聪明而又小胆之人，这次受的教育不小。
武帝大约主要还是把相如当作文学侍从之臣。可是，宫廷中的事，千变万化，波谲云诡。皇后陈阿娇失宠，偏要请相如作《长门赋》，大约估计别人作的武帝不一定浏览罢。笔者以为，相如不敢得罪的，主要是阿娇的母亲。观乎皇后被废以后，武帝还去拍拍姑妈和她的姘头，可见这位长公主在朝内余威尚在。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巫蛊案发，这在当时可是最大的反叛案件。皇后被废，受到牵连挨刀的人论百成千。仗着武帝还算明白，不然的话，扩大化一点，比如追寻“谁为皇后给相如递送千金取酒”、相如兴许就说不清楚了。相如一定吓怀了。估计他从此退隐茂陵，此后，“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矣！他终究是个聪明人呐！
“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
这两句话是赵宋“妻梅子鹤”的孤山处士林逋《自作寿堂因书一绝以志之》一诗中的两句。意思是，不给皇帝拍马，不会鼓动皇帝取做劳民伤财的无益之事。林逋自有怀抱，这样写未为不可。可是，论到他使用的典故，咱们就得说道说道啦。
司马相如岁数越来越大，糖尿病自我感觉越来越重，考虑后事。他聪明，知道武帝爱读他的文章，于是留下一篇遗稿。这遗稿并非风花雪月之事，而是所著大赋的延伸，是一项政治性重大建议。这就是千古文人争讼该不该那么办的“封禅书”。
封禅诚然劳民伤财，但是，此事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巨大政治作用不宜低估。它宣示政权巩固，特别证明最高统治者是“真龙天子”。它是一次朝野上下的大游行大练兵大庆祝。它显示国泰民安，士马精强。它震慑四裔外夷，使之不敢妄动。司马相如提出的，是又一项战略性举措。一个人一生中能提出两项战略性举措来，此人的眼光绝对高出侪辈。蔺相如一生中也不过就干过两三件漂亮的大事，如此看来，二人名相如，实际上也是相如的雅！司马迁为司马相如单独立传，我想主要着眼点在此。当然，此传也可看成相如与文君合传。但如果没有相如的文才与胆识以及由此发展出的文章、事业，光靠和文君搞恋爱，是撑不起这篇传的呀！封禅，经常被文士訾议。其实，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看是谁封禅，在什么时候封禅。《资治通鉴》卷，记载唐太宗与魏徵关于封禅的讨论，就很有代表性。魏徵的意思是说，以唐太宗的功业，够封禅的资格。但必须等一等，等进一步国泰民安，全国生产大发展，夷狄宾服。要让来观礼的外国人看到我国经济发达，人民富庶；士马强盛，武器精良先进。那就可以举行封禅大典了。魏徵没有说的是，封禅的效果必须在此后的一段时期中显现出来，那就是太平盛世的大好局面。林逋在诗中表达的是一种混合儒道二家的隐士的思想，不是单纯的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司马相如的思想中，恐怕却是含有大量的纵横家的成分。宋元以后的读书人常常跟着林逋的思路走，未免腐儒矣！
必须指出，据《汉书·儿宽传》：“先是，司马相如病死，有遗书，颂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书。”司马相如是引起武帝重视“封禅”的第一人。司马迁屡次跟随武帝四处巡游，饲神祭鬼,写《史记·封禅书》，把武帝挨蒙受骗的事写进去不少，那是伤心人写“谤书”，别有怀抱。该篇中写到武帝正规封禅之处并不多。若据以论“封禅”，则误矣！
最后要提到一个难以解决的小问题。《西京杂记》卷中记载，司马相如死后：“文君为诔，传于世。”这篇诔，明代梅鼎祚《西汉文纪》和清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都登录了。可是，严可均怀疑：“梅鼎祚《文纪》有此，未详所出。案，《西京杂记》……虽言为诔，不载其辞。盖近代依托也。”我们注意的则是，文君死在相如之后。但《史记》、《汉书》本传都记载，武帝派所忠到相如家中取稿件，问“其妻”也就是相如的夫人，结果只取得“封禅书”。《汉书》照抄《史记》，而司马相如是有春秋笔法的，是下笔不苟的。相如本传中，到处写的全是“文君”，结尾忽然冒出来一个“妻”，却是为何？有人怀疑，相如在文君搞恋爱前，已有正妻。所以，司马迁在传末才“笔伐”相如一次。根据现存史料，无法确切判明此事，只可说是疑莫能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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