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巧取”卓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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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写《史记》，史料来源比较准确，有“甚可信”的评价，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基本是同时代的人，司马迁可能拜会过老年司马相如，当然司马相如不会给司马迁讲他是如何把卓文君追到手的故事，但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的描述，应当符合当时大多数人的认识和看法。准确与否亦难考证，唐人刘知几在《史通》讲他看过司马相如自编的《相如集》里，司马相如承认与卓文君“私奔”的事；杨雄《解嘲》赋中有““司马长卿窃訾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刘勰说：“扬雄解嘲，杂以谐谑”（见《文心雕龙》杂文第十四），“谐谑”，往往把话说“难听”“可笑”，一般不会无中生有，扬雄崇拜司马相如，即便拿相如开玩笑，也不至于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可见也不一定完全是空穴来风。

本人也作几点假设来分析司马相如是否有“劫财、劫色”的嫌疑？

1、司马相如35岁之前成功吗?是否既是“业不成家不就”呢？（业非文，仅指家业）
司马相如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即公元前179年，到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梁孝王死时35岁，司马相如现在人眼里“大文豪”自然是成功人士，可是以当时社会来看司马相如很不成功。

1．1“以訾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訾选为武骑常侍，非司马相如所好，其所长辞赋汉景帝不好，以文售于帝王家无奈帝王不好此道，景帝眼里司马相如百无一用，可能尚不及一农官（农业技术官员）值钱。

1．2“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看上去好像很成功很辉煌，其实在梁孝王眼里司马相如也只是弄臣，梁孝王的决策班子中，公孙诡、羊胜是骨干，邹阳至多算个打边鼓的，枚乘、严忌、司马相如就只是局外人。梁孝王地位特殊拥有王国内官员铨选职权，对于公孙诡史记中讲“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可见梁王不拘一格十分重用，而“司马相如美丽闲都，游于梁王，梁王悦之”（《美人赋》），不过仅一悦之而已。

1．3武骑常侍秩八百石（领此俸时间较短）；梁园上宾（高级食客），梁王也会有所馈赠，可能高不过八百石（常供），对司马相如来讲肯定不够，司马相如仪表堂堂、雍容闲雅，服色容冶几近妖丽，仅服装一项开支应当颇巨，“月光族”没有什么积蓄。但当初梁王一高兴赠给司马相如“绿绮琴”、“鹔霜裘”、“车骑”还在，相如可谓坐着华丽马车，穿着“鹔霜裘”，怀抱价值连城的“绿绮琴”，却较长时间（可参见诸侯丧葬制度，以及从梁至蜀的时日，至少有半年时间）没有进项的“久宦游不遂而困”的落魄人。

由此可见司马相如已经35岁，既无家业又无妻小，当然是俗人眼光，就是类似于卓王孙的眼光，不是君子眼光，可能君子认为大丈夫岂能为“家业妻小”所累。

2、司马相如是否做出采用“超俗”手段追求文君？司马相如的“士”风。

秦汉的中央集权，使“士”已不同于先秦的“士”，汉初“士”与战国“纵横策士”相比，精神风貌已相差甚远，名难符实。如果把汉初“士”风分为上下两品，上品--——陆贾、贾谊；下品——枚乘、司马相如，枚乘、司马相如基本完成了“策士”向“文士”的转变，他们以
“文”售于帝王而非“策”，司马相如后来的“通西南夷道”的政治作为，《谕巴蜀檄》、《难蜀父老》两篇也不过是以“令百姓皆知天子意”的宣传文章，并非能够“平定天下”的“策论”。但汉之“文士”不同后世“迂腐”“文士”，没有后世“文士”那么多的道德桎梏，虽没有“策士”的远大政治抱负，即虽无“策士”之“志”，尚有“策士”之“谋”，大都风流倜傥、狂放不羁，尚存一些独立人格，好游好交活泼可爱，注重生活质量。司马相如在其自撰的《司马相如集校注》公开承认与卓文君“私奔”，虽引来后世的批评，但也引来后世文人“艳羡”不已。司马相如并非道德楷模，也不能拿特别是司马相如之后形成的完备的封建道德去衡量评价他。因而司马相如具有和王吉设计谋取卓文君的能力、智慧，而且并不认为是很缺德的事情。司马相如与王吉的“合谋”，属于“巧取”，颇有“佳话”之味，“劫”威胁、威逼；抢夺、强取之意，属于豪夺范畴，说“劫财、劫色”有点言重。
3、临邛令王吉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充当“月下老”，非要与司马长卿来“缪为恭敬”、“相如缪与令相重”的这番表演呢？

3.1在卓王孙眼里司马相如仍然逃不脱“绣花枕头”百无一用的评价，在卓王孙眼里司马相如既非贵也非富，虽然“相如时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的高调进入临邛，并未引起卓王孙的注意，并未拜会。只是在司马相如与王吉好一番表演后，才与程郑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
，其意仍是在看临邛令的面子。
3.2
临邛令王吉自知影响力不足。由“邓通”案可知卓氏也是
“交结官府”的高手，而且是“通天的”（汉文帝），垄断“币材”，史记中讲卓氏“冶铁”，可见卓氏垄断“币材”的冶铜也只是其业务中的一项，汉初卓氏从业“冶铁”，无疑是从是“高科技”产业，加之文景以来的宽松环境，其富足程度可想而知。虽然汉朝有“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纻、罽，操兵，乘骑马（见《汉书·高帝纪第一下》）的规定，而卓王孙“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可见法令并未严格执行，其实封建社会各朝均有此种法令，但都是前驰而后松，甚至如同虚设。王吉，临邛令，大县为令，俸不过600石到1000石，仅是一官僚，又不是军阀，王吉对卓王孙影响力有限，并不可能干涉到卓氏的家事。

3.3以卓氏之富，卓文君所聘夫家，非富即贵，或者是重要的生意伙伴，卓文君新寡，卓王孙不可能因为临邛令王吉几句话，和为了一个前“武骑常侍”（一个连衙门都没有的散官）而开罪于夫家，给夫家一个大难堪。

4、司马相如与王吉的这一番表演，谁是导演？卓文君的态度和作用是什么？

4.1由史记《列传》琴挑文君这段来看，王吉应该是主谋，担当导演，司马相如宦游梁地，对卓家文君新寡不会很清楚，对文君性格不会很了解，王吉一句“来过我”已有成全司马相如之意，司马相如应该是一拍即合，配合默契，说明司马相如敢做敢为，放浪不羁。于是“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两人表演的天衣无缝，当然司马相如也确实一表人才自身条件好才能“一坐尽倾”，文君才能“窃从户窥，心说而好之”。即司马相如要具有琴挑文君归己的吸引力和自信，当然王吉也要有对琴挑文君后卓文君会心悦爱之，并与司马相如私奔勇气的估计，否则不可能实现。

4.2
卓文君在“琴挑文君”这处戏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如果卓文君无“私奔”的勇气，司马相如表演再好也枉然，当然我也不同意说卓文君就“轻佻”、“风流无状”，因为卓文君很清楚，过不了三五年，其父一定会让其再嫁，嫁于与谁家她无从得知，但卓文君可能甚至一定知道无论嫁给谁其父不会征求其意见的。卓文君由于出身受到的封建道德桎梏少，敢爱敢恨，卓文君是为了改变命运，恰好遇上司马相如此时不跑更待何时。应该讲司马相如与王吉“巧取”文君，戏到此结束，王吉退场。

5、这场戏是“巧取”文君为主，还是以“巧取”财为主，或者两者兼收呢？

公元前144年司马相如35岁，但从《史记》中看司马相如未婚，在古代应该是“非常”老大不小的了，司马相如此时无论是“人”还是“财”两样都缺，但是“取”不得人不可能得到“财”，而且即便“取”得人也有可能不会得到“财”，因为能估计到老丈人卓王孙一定气个半死，不会给的，果然卓王孙曰：“女不材，我不忍杀，一钱不分也”。王吉与司马相如“合谋”时，两人对可能会出现得“人”而不会得“财”的局面应该是有所估计的，由此可见这场戏应该是以“巧取”文君为主，而且司马相如尽管35岁也不会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对其养家能力应该还是有较高估计，至于卓王孙气消尽后的“远财”也只可能是闪过的一个念头而已。

6、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跑到成都，司马相如为什么不找工作养家呢？

6.1公元前144年6月梁王薨，诸侯停5个月而葬，再到司马相如到临邛琴挑文君，携文君回成都，无论如何也到了或快到公元前143年。《寰宇记》曰：“石室，司马相如教授于此，从者数千人”；《三国志·秦宓传》云：“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家得士，盛于其世”。文翁公元前141年建石室郡学，相如为之师，也就是司马相如最早是在公元前141年，被文翁聘为教授教书于石室，那么公元前143年至公元前141年两年或两年多，司马相如是无业闲人。《史记》讲“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此处“久”是多长时间，司马迁未讲谁也不知了，石室郡学教授收入不会很高，但养家糊口还能维持。“文君不乐”说明两人撑不下去了，也难怪司马相如和卓文君都是“烧钱”高手，那么回临邛无论是“借贷”还是“劫财”，应当发生在公元前143年至公元前141年之间。

6.2
两年或两年多司马相如是找不到工作？或者就不想找，时刻准备去“劫财”于老丈人呢？司马相如式的“文士”毕竟不是“流氓”，其人对其才其文很自信甚至是很自负，对自己并不擅长的养家能力估计过高。这个汉景帝前“武骑常侍”、梁孝王“梁园上宾”此时所能从事的工作，其实仅有两项——“高级食客”和“大学教授”，蜀郡既是郡就不可能有诸侯封地在此，加之偏远不可能有能养的起，也不可能有愿意养司马相如这样的“高级食客”的权贵，蜀郡太守文翁的“石室大学”也是两年后才办的，所以作教授的机会也没有了，这个高不成低不愿意就的司马相如只能失业了。

7、“文君当卢、相如涤器于市中”的“巧取”财于老丈人，实属被“逼”无奈的方式，属于下策。

7.1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临邛“取财”应当是处心积虑的“阴谋”，当然也存在被逼无奈，“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两人无以为计，而卓王孙又不肯原谅，因而两人不得不采取下策。

“文君当卢、相如涤器于市中”无论对卓王孙还是司马相如都不光彩，应该是不折不扣的“计谋”，但不能完全认为司马相如是主谋，卓文君是被动任司马相如摆布，两个人应该是合谋，两个人卖车骑，买酒舍，文君当卢，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做秀的成分太浓，反逼于卓王孙，王孙无奈只得就范。

7.2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倘若能坚持两年，文翁太守聘司马相如为“石室大学”首席教授，利虽不丰，但名气很燥，从学者数千人，又是太守上宾，两人回临邛虽不是衣锦还乡，但也自食其力，卓王孙或可原谅，取资而去岂不是上策。抑或卓王孙仍不肯原谅，但两人有此收入或可坚持到武帝相召，然后回临邛辞亲，卓王孙自然好下台，皇帝都邀请自己的女婿，他还会不原谅吗？两人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再也坚持不住了，可见两人生活能力很低，来了个当卢卖酒，虽获财颇丰但翁婿交恶，直至后来司马相如
“通西南夷道”达到人生顶点时，翁婿才前嫌尽释握手言和，没有当卢卖酒的逼宫，翁婿和好可能会更早一点。

7.3
女儿女婿设计逼宫“劫财”与老丈人，虽是轰轰烈烈一场闹剧，但也属于家庭纠纷，清官难断，不好说司马相如两年多前已处心积虑，早有谋划，结论有些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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