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管中窥史
阮藉和司马相如有何不同？
老画眉
一日王恭问王忱说:"阮籍比起司马相如如何?"
王忱答:"他俩的才华与为人处世大致相同,唯独喝酒不同".
"君何以见得其不同?"
王忱答:"阮籍因胸中有所不平,所以要借酒浇之".
译自《世说新语·任诞》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刘孝标注云：言阮皆同相如，而饮酒异耳。
阮籍“胸中垒块”，既经鲁迅先生揭示,人所熟知，那就是竹林名士所感受到的时代环境即来自于政治权力的高压，使他们不得不从老庄之学中寻找精神家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但如鲁迅所说，他们内心仍对正统的礼教十分固执，因而心中充满着矛盾、痛苦和彷徨。我们只要从《世说新语·棲逸》“阮步兵啸”条刘注引《魏氏春秋》所载“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就可推知在他放达通脱的行为背后的穷途末路心态。竹林名士和元康名士，以及江左名士，皆有杯中之好，王忱所言司马相如与阮籍的饮酒之异，也正是竹林阮籍诸贤与胡毋辅之、王恭（字孝伯）一辈的饮酒之异。后者继承了前者的饮酒，但其心中却既没有须酒浇释的“垒块”，也缺乏须酒激发的“才情”，更没有须酒表现的“玄心”。所以王恭才会认为名士只须“痛饮酒”，而“不必须奇才”
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乃著论曰：若元康之人，可谓好循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循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为慕者。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
戴逵对竹林和元康名士的放达作了区别，他对竹林名士持理解之同情，认为竹林名士的放达，是有根据（“有疾而为颦”）的达，有德的达，真正的达；元康的放达，则是捐本循末的作达，是无德折巾、无病呻吟的效颦之达，似达而非达。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