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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悠客读史记:司马相如之二·非常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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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24 10:06: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司马相如之二·非常之事

1、家徒四壁

公元前144年,是汉景帝执政的晚年,这一年梁孝王死了,这一年司马相如35岁了,这一年他回了家,这一年是司马相如人生的最低谷。他的回家,不是衣锦荣归,倒显得非常落魄。回到家里,等待他的只有四堵冰冷的墙壁。我们从史书上找不到关于司马相如家人的记载,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那就是直到此刻,他还是孤身一人。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光棍。


令人不解的是,司马相如早年还可以花钱买官做,后来在梁国也宦游了6年多,为什么现在就穷到这步田地呢?我估计有以下原因:


一、“以资为郎”,家里已倾其所有。这无疑是千金一掷的财注。父母为了子女的前途,不说变买了所有家产,但老本啦、积蓄啦,基本上因此而一扫而空。这在现在也不稀奇。


二、他买的是个年俸八百石的郎官,不是挣钱的差事。《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张释之与兄同居,“以资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自免归。”从张释之的遭遇看,司马相如跟他差不多,不但不挣钱,反而要家里贴补,焉能不穷?


三、客游梁国,仅以身归。司马相如的宦游,不仅弄得家里财源枯竭,他本人也是囊中羞涩,单身光棍还乡。对照一下另一位跟他相同经历的文士枚乘,就可见出他当时是多么的凄惶了。淮阴人枚乘,在司马相如之前,就是名闻遐迩的大文豪了。曾经在吴国做过郎中,很受优待。吴楚七国反后,景帝安排他做弘农郡的都尉(省长级别的武官),但他不乐意,告病辞职,然后到了梁国。可能是之前在吴国时就有了很多积蓄,他在梁国娶了小老婆;再加上到梁国后的丰厚稿酬,等到梁孝王死,梁共王继位,文士四散时,他还能给在梁国的小老婆和儿子丰厚的安家费。而司马相如呢?30多岁了,还是个一文不名的老光棍。他在梁国这么多年,写出了大作《子虚赋》,却只够养家糊口。论资历,他比不上枚乘、严忌,论爱宠,他比不上羊胜、公孙诡,论功劳,他跟韩安国、张羽、邹阳等人,也没法比。就算他是个高手,无奈埋没在死亡之祖里,他显露不出自己的光芒。当然,这时的司马相如没有后来的司马相如那样光彩照人。所以,他得到的赏赐也不多。梁孝王一死,他变得无依无靠,生活的重压已经把他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2、琴挑文君

正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起了自己的好朋友——临邛县令王吉。王吉曾对他说过“如果你长期宦游不遂,可以来找我。”于是他就去了。王吉把他安排在县招待所里,假装对他非常恭敬,天天去拜访他,而相如呢?却故意冷淡他,傲慢无礼,甚至让自己的随从叫县令走。而对相如的傲慢,王吉反而更加恭敬、谨慎。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原来临邛这个地方,是汉朝当时的“铁都”、“钢城”,富人云集,其中最大的两家民营企业老总卓王孙与程郑就想借此机会开展他们的公关工作。毕竟与政府修好是最大的公关,所以即使身为汉朝当时数一数二的高业巨头,对王县令也不敢怠慢。于是就商量设宴款待他的贵宾,顺便也请县令参加。


王吉先到了,那时卓府已经是高朋满座。到了中午,派人去请司马相如,他称病不去,县令王吉不敢动筷子,亲处去迎接他,他才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勉强去了。结果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他的风采,让一座人都非常钦佩。酒喝得差不多了,王吉就把琴抱上来,说相如喜欢弹琴,希望能弹上一曲,以助雅兴。于是一番推辞之后,相如接连弹了好几曲。


你看,到了现在为止,相如似乎没说上一句话,原来他并不擅言谈,他口吃。他这个时候不出名呢。他的受人关注不是因为他是大文豪或畅销书作家,而只是一个相当于是中文系高材生的不平吧。有成为文豪的潜质,但目前还没有表现出来。他为什么选择用琴作为有达方式呢?一方面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口拙,另一方面,是为了引起卓文君的注意,赢得她的芳心。因为他知道卓王孙有个17岁妙龄的漂亮女儿,刚死了丈夫,寡居在家。他相当喜欢音乐,所以相如故意跟王吉演了这出双簧,用弹琴来挑逗她。


司马相如到临邛投奔王吉,是好友间的约定,但是否有谋卓文君美色的蓄谋,进而谋卓氏之财的野心?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司马相如到临邛却表得非常高调,根本不像是个落魄的穷书生。“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人一开始进入卓文君的视野,便已经深深吸引了这位美少妇。“琴挑”之后,进而又买通了卓文君身边的侍女,来传达他的爱慕之情,直到当天晚上就跟他私奔,回到了成都。这个情节像极世界名著《傲慢与偏见》中的威克姆跟利齐的妹妹私奔的故事。


3、窃资卓氏

卓文君跟相如跑到成都去后,看到司马相如家境原来如此艰难,估计当时就给娘家发出过要求嫁资的请求,但卓王孙既痛苦又恼怒,他说“女儿不要脸到这个程度,我不忍杀她,但绝计不会分给她一分钱。”人们都来劝他,他就是不听。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卓文君恐怕也实在过不惯这样穷苦的日子了,于是建议到临邛去,希望得到兄弟们的资助。


于是相如就跟文君到了临邛,卖掉了车骑,盘了一个酒店,夫妻二人亲自上阵,搞起了小买卖。卓王孙知道后,羞愧得杜门不出,于是卓家上下都来劝他,最终同意分给他们一些财产,夫妻二人靠着这些钱财回到了成都,成了富人。


从“昆弟诸公”劝说卓王孙的说词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人们对司马相如这段婚姻的看法:


一、是卓文君失身于相如,这是不容改变的事实,说明贞节观念在这时已经成为人们道德审美的一个内容。当然还没有到从一而终的地步,并且有时也是可以变通的。


二、是司马相如这个人人才不错,又是王县令的好友,不宜得罪。


在卓家人的心目中,既有对司马相如人才的肯定,又有对其求婚手段的深深不满。不过,对这桩婚事,却都是表示赞同的。事实也证明后来的司马相如并不是威克姆一样的混蛋,他靠他的文才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这一切,应当说,卓氏财团的资助是他成功的坚实后盾。杨雄所谓的司马相如“窃资卓氏”,联系上下文东方朔的“割炙细君”一起看,可以看出这个意思是“司马相如要依赖卓氏的资助”,窃乃是依赖的意思,而不是窃取、谋劫的意思。


那么司马相如后来究竟有怎样的成功,请看下集《非常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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