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别王立群之三：如此情圣———王立群版司马相如的另类面孔

南怀奉洋

如此情圣———王立群版司马相如的另类面孔

司马相如是跟司马迁齐名的文学家，有句话说“文章西汉两司马”。这两司马就指他们。他不仅以擅长写作出名，而且还因为他与卓文君惊世骇俗的爱情而被人们封为情圣，千古流传。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是带着一种欣赏的眼光来记述的，而在王立群的读史记中，司马相如的形象遭到了颠覆性的重构，一个风流侗傥的才子却变成了劫财劫色的文痞。而且王教授还一口咬定是历史的真实，古人的定论。就算起马马相如夫妇于地下，恐怕也是百口莫辩的。那么王立群是怎样讲述这个人物的呢？


在王立群的读史记中，安排了两堂的篇幅来讲演二人的爱情故事。二人的爱情故事的最初版本是正史记载的。《史记》和《汉书》都有。其基本内容是司马相如倦游还乡，家贫无以自业，所以投靠好友临邛县的县令王吉，二人唱双簧引起了临邛富翁卓王孙等人的注意，设宴邀请。在宴会上，司马相如弹了一曲《凤求凰》向卓文君示爱，并用重金贿赂卓文君身边的侍女。于是文君夜奔，二人回到了成都。但由于家境贫寒，不得不再次返回临邛，开了个酒馆，做起了小本生意。卓王孙感到没有面子，又在众人的劝说下，斥巨资打发了女儿女婿回家，二人遂回到成都，买田署地，成为富人。“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个应该是最真实的版本了，记录了司马相如”劫色“的详细经过。


后来有托名班固写的一本野史小说《西京杂记》里面，也记录了二人的故事。文笔精美，简短，所以干脆原文陈列如次：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


这是《西京杂记》版，记载的乃是一个才子佳人的故事。里面并没有说他们再回临邛的事情，他们开酒馆也只是”相与谋，开酒舍于成都“。是说二人回了成都后，因为家境不好，就在成都开了酒店，连卖车马也没有说。在这个版本中既无劫财也无劫色。算是最纯净的了。


现在的王立群读史记，就把劫财也加在了里面，是算二人故事的第三个版本。我们把他叫做王立群版。我们看王版司马相如是怎样的呢？王立群在书中明言司马相如琴挑文群乃是一千古骗局，不但有劫色，而且最终目的是劫财。那么王立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妙论呢？让我们来一步步分析一下。


首先，是王教授一直对司马相如的财产没有搞明白。这大概是引发王教授有这一番妙论的前提吧。


司马相如宦游归来，家徒四壁。《史记》说他是”家贫无以自业“，王立群对这一点颇为不解，他说”这段记载非常可疑。如果司马相如真是家贫无以自业，那么，他当初怎么能够以赀为郎呢？但是，司马迁、班固两个人都这么写，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事实的真相了。“王立群这段话真是无中生有的猜疑。他以为司马家当初既然能拿出四万钱来给司马相如买个郎官做，为什么现在就穷到这个样子？其实这个有什么好猜疑的。那时的以赀为郎就像现在的倾家荡产要送孩子上大学一样，为送孩子上大学，家里不惜倾其所有，甚至四处借贷。为了望子成龙，甚至比这更高的数目都要想尽千方百计来达成的，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再说郎官并非是个挣钱的官，不但工资少，还花费很大。汉文帝时期同样有个郎官——张释之，因为做了十多年郎官没有安排正式的工作，花掉了哥哥很多钱，不好意思继续做下去，就打算辞职不干了。大概那时的郎官相当于现在享受奖学金资助的大学生吧。郎吏时代的郎没有获得正式的官职就如现代大学毕业生没有考取公务员，没有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一般，哪里积攒得起钱财？反而还要家里贴补，所以司马相如玩在”家贫无以自业“就不足为奇了。


后来卓文君随司马相如私奔到了成都，才发现，原来司马相如”家居徒四壁立“。王立群说”当然，家居徒四壁立这句话与此前的经赀为郎，出行有盛大的车马随从颇不相符，真不知司马相如家中的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195页）。看来王立群一直就没弄明白司马相如的财产问题。所以才又有这一番无中生有的议论。”家居徒四壁立“与”以赀为郎“破不相符的问题，我前面就已经解释过了。我们再看，这”家居徒四壁立“与他去临邛时”随从车马甚都“的问题。其实这个也不矛盾，司马相如作为汉王朝最大的藩国，汉景帝的亲弟弟梁孝王的门客，享有较高的待遇，食有鱼，出有车，离开的时候恐怕还领了不少的遣散费呢。所以他能够搞得这么气派。而且按王立群所引的《西京杂记》看，他的穿着也是相当讲究的——肃霜裘。按字面意义看，都有个鸟字，大概是高档的”羽绒服“吧。王立群说它是高档皮衣，那就高档皮衣吧。反正不比寻常衣服。不过王教授可能认为司马相如太穷，不配穿这么高档的衣服，把它穿到卓文君身上去了。而且还拿他来换酒喝，这大概就是李白的诗里所说的”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吧。应该说，当时的司马相如还是有几分闲钱的。他不是曾用重金买通卓文君身边的侍女吗？私奔之前尚有重金贿赂下人，私奔之后竟然一文不名，只好典当衣服换酒喝了。这说明司马相如琴挑文君乃是孤注一掷。其实司马相如是否真的穷到买酒喝的钱都没有了呢？《史记》和《汉书》都没有讲，而是《西京杂记》绘声绘色的记载的，但这本书就只能当小说读，无法确认其真实性的。所以我们姑且从无。按《史记》《汉书》的记载，虽有那般困窘，但《西京杂记》却未免太过夸张了。而王立群以此认定司马相如穷到一文不名的地步，就又是无中生有了。因为《史记》和《汉书》都记载了后来司马相如变卖车马等，用来购置了一个酒馆。虽然那时的地价不比现在，但像临邛这样富商云集之地，一个酒馆的价值也就不能太过小看了。而司马相如的凤买力还能够凤置一个酒馆，再雇佣几个下人，做个小本生意，说明司马相如安家的钱还是有的吧！一坛酒又能值多少钱呢？恐怕喝茅苔都是够的。


王立群这样几次三番的猜疑司马相如的财产，并用《西京杂记》的记录来描绘司马相如穷困到当衣买酒，而且还张冠李戴的把司马相如的名贵衣服都移到了卓文君的身上，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说明司马相如有强烈的作案动机罢了。但事实上就算把他说成是一个乞丐，又能证明司马相如就要劫卓家的财吗？


王教授先揭示了司马相如有强烈的作案动机，进而论证其作案手段——先劫色再劫财，通过劫色而劫财。我们先来看看劫色的问题。


王立群说的司马相如是串通好友县令王吉来劫色，似乎并非无中生有。《史记》和《汉书》不都详细记载了司马相如的整个作案过程的吗？


首先是司马相如高调进入临邛，随从车马搞得相当气派，一下子就引起了新寡少女、富家千金卓文君的注意。这是不是实施劫色阴谋的第一步呢？个人认为，当时的司马相如既然还没有卖掉车骑，还没有如王教授所形容得那么穷，还有能力花重金贿赂卓文君身边的侍女的话，就说明他这样做并非有意做给谁看，而是”乍贫难改旧家风“，也许是他在梁国阔气惯了，所以还没有一下子就全变过来。当然这一点谁也说不清楚，既然王教授没提，我也不用说了。


接着是到了临邛后，他住在旅馆里，跟县令王吉唱双簧，缪为恭敬，以引起临邛富人的注意，可能主要就是引起卓家的注意。果然，受到了卓王孙的邀请，到了他家。这样可以说是离目标越来越近了。


再接着就是司马相如琴挑文君了，卓文君芳心暗许。而司马相如又花重金买通了卓文君的侍女，最终是卓文君私奔，跟司马上如回到了成都老家。从司马相如用重金买通卓家侍女这件事看，司马相如是在作最后一搏。首先是这个侍女如果出卖了他，那他的计谋就全泡汤了，等待他的就像袁世凯出卖了谭嗣同那段悲惨收场。但司马相如几乎是十二万分的相信她的。其次，是他花的重金，《史记》和《汉书》都没提是多少，但能让一个首富的下人心动的数字，绝对不是随意的小费可比，恐怕司马迁这个重金的“重”字也不是随意就下的。如果真按《西京杂记》所记此后要卖掉衣服买酒喝的话，那这笔重金就可说是司马相如的最后的全部现金了。即使不是《西京杂记》所记那般惨，按《史记》和《汉书》所记的后来的情况看，这笔“重金”在司马相如仅存的现金比例中也较大，结果是赌徒的最后一搏终于是成功了。


那么他们的这段爱情故事，说是美丽的爱情也好，因为二人的确是情趣相投，两情相悦。说他是劫色阴谋也好，因为其过程毕竟是司马相如一手导演的好戏。司马相如的确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这丝毫无损于他们的爱情受到人们的称赞而传为佳话。正如王立群分析的一样“因为卓文君美而琴挑，目的无非是抱得美人归，似乎无可厚非”。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王立群的笔马上一转“并不能排除司马相如琴挑文君之后还有其他目的。如果先劫色后劫财，就是一石二鸟，当然，人品就大打折扣了。”看来他是非要让司马相如的人品大打折扣不可。他引用了三个后世文人的话来证明这一点。


他说“扬雄第一个提出司马相如是‘窃赀’，是劫财。”有了第一个，自然就有第二个，北朝的颜之推在后面加了评语“窃赀无操”，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评司马相如时亦说：”相如纵诞，窃赀卓氏。“真是三人成虎啊。有三个人说司马相如在“窃赀”，那司马相如就真是在“窃赀”了。其实三人成虎未必就是真相。而细细推敲杨雄的原话，其窃赀二字未必就是劫财的意思。扬雄在《解嘲》一文中提出“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杨雄认为自己不能跟司马、东方并世，深以为憾，只好独守自己的《太玄经》了。这里扬雄对二人是充满无限敬仰的，这里的窃赀于卓氏，割炙于细君当作司马相如能依靠卓家的财力，东方朔还可割肉送给老婆，说明二人的经济条件还不错。并没有不屑的意思。结果到了王立群嘴里，却变成了“无耻地劫卓王孙的财”“无耻地自己割肉送老婆”了。东方朔割肉送给老婆何以就无耻了？司马相如又怎么劫卓王孙的财了？卓王孙只不过拔了九牛一毛，赏他们夫妇一口饭吃，就像《红楼梦》里王熙凤给了点小钱给刘姥姥，刘姥姥家就成了乡里的土财主一般。岳父大人赏赐点过活的本钱，何以就有“劫财”之说呢？

而王立群是非得证明司马相如劫了卓家的财不可。

他认为司马相如回临邛是为了劫卓王孙的财。因为，一、《西京杂记》记载了们回临邛开酒馆的详细情形。“《西说杂记》写了非常值得玩味的四个字’以耻王孙‘”，你看，王教授又在无中生有了。他自己就说《史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都没有谈到，而现在他又非得让人们承认《西京杂记》所记属实。他说“如果我们相信《西京杂记》记载属实，就得承认司马相如在临邛开酒店是为了宰卓王孙。”其实《西京杂记》记载即使属实，也证明不了这一点。这在我的《王立群无中生有读史记》一篇有详细的说明。但《西京杂记》之于《史记》，就如同《三国演义》之于《三国志》一般，是不能把它当作严肃的史料看待的。因为《西京杂记》的真实性，连王教授自己都这样说过的“《西京杂记》是一部笔记体杂史，或称为笔记体小说。它的记载可不可信呢？据余嘉锡先生之说，此书是晋人葛洪编篡。作为一部笔记体小说，其书有一定的可信度。”但这可信度是多少呢？我所见到的版本是作者为班固的。大抵好多写汉朝的野史的都托名班固，大概是因为班固曾著《汉书》，被后人目为汉史权威，增加自己故事的可信度吧。托名他人本就存心作伪，再者去古亦远，莫非反而比他的前代史家们更能了解真相吗？在《史记》《汉书》都没有的，突然就在《西京杂记》里出现了？那《三国演义》倒真可以拿来做研究三国史的重要史料了，因为其中大量故事是民间流传下来的啊。用纸笔记载在《三国志》上的，就是正史，就是事实，那在民间口耳相传的就不是历史？就不是事实了？恐怕比《三国志》《后汉书》还要真实呢？但遗憾的是没有多少人认为小说比历史记录得更真实。王立群的企图恐怕是难以实现了。


如果《西京杂记》不属实又当如何？不要紧，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且看他的第二招“其二，酒店开在哪儿不行啊？非得开在临邛？显然是为了卓王孙的钱嘛。”看来司马相如夫妇选址错误啊，一般人选址错误只是效益不好而已，总不会带来骂名的。但司马相如选址错误，就会影响自己的名声。谁叫你开在丈人的地盘上呢？不是存心要老丈人放血吗？其实司马相如夫妇在临邛开酒店是卓文君的意思，目的是为了得到兄弟们的资助，当然也不排除想得到父亲的资助。但这一切王立群又要无中生有的说是司马相如蓄谋已久，将计就计，目的就是为了宰自己的大款老丈人。这的确是无中生有。历史没有记载，我们也不是司马相如肚子里的蛔虫，怎能知道他的心里怎么想的？但王立群不愧是读了40年《史记》，读出了司马相如的“几许痴心几多谋”来，《王立群读史记》一书从196页到199页，几乎都是王立群开膛破肚挖掘同来的司马相如肮脏的内心世界。


除了这第二招，还有第三招。“其三，《史记》《汉书》都记载司马相如拿到百万钱和一百个奴仆后，立即关闭酒店，带着夫人回了成都。”你看，来临邛被说是为了丈人的钱，走了敢说是为了丈人的钱，可能不走还会说成是贪得无厌呢！有了这三条，王立群总结到“从这三条看，司马相如回临邛开酒店，确实不能排除向卓王孙‘劫财’”。不能排除能否说明就一定是呢？这不是“莫须有”的罪名吗？


但事实上，卓王孙分了多少“财”给他们呢？或者说司马相如又“劫”到了多少呢？当然卓王孙拔一根汗毛比普通人的胳膊都要粗。虽然成就了女儿女婿成富人，却也只是为了“摆平”，“摆平”需要付太多的钱吗？不需要吧。但司马相如却因此而背上了劫财的骂名。后来司马相受汉武帝这命出使蜀郡时，衣锦还乡，威风八面，卓王孙后悔当初对他太刻薄，“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这说明之前给他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已。受老丈人的恩惠赏口饭吃，这能叫“劫财”吗？老王这张嘴真够毒的。真是“宁见阎王，莫遇老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