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王立群读《史记》评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之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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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看《百家讲坛》，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通过《史记》探讨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现象由此衍生对司马相如人格问题的探索，心中甚有想法，虽然将其作为半个娱乐节目看待，但是对此类研究不知该说些什么。

昨日一期，王教授主要通过《史记》与葛洪《西京杂记》为主要文本，加之心理人格分析，判断司马琴挑文君是早有预谋，主要是为了劫财，其次劫色，是财色双收，一举两得，注意“劫色”这个词。并且还暗示文君可能有并非美女的嫌疑，王教授大胆指出：如果文君并非美女，那么司马琴挑文君一出唱得更是劫财之好戏了，以此为前提，那么司马相如情变就有了理由：美女过了保险期也可能遭弃，如果丑女，那更是弃之有理了，后来不弃得原因主要是由于卓家家财，司马打官司不见得准赢；如果卓氏是个美女，那司马相如当年回心转意也应该是有对其家背景的忌惮，另外加上一点感情。至于民间传说的《白头吟》，回文诗，数字诗，不过是历代人民的美好愿望加诸二人身上罢了，因此得出司马相如并非情圣，主要是为了劫财，故人品很不好的结论。

今天《百家讲坛》这一期，又涉及到司马相如是否淡诸名利的争论，《史记》中曾夸司马不慕名利，王教授说司马迁被司马相如骗了，司马不汲汲名利，主要原因有二，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娶了全国首富卓王孙的女儿，因此才不为金钱所困，如果他真不思名利，就不用应诏进京，大可做做终南隐士，而司马相如至死也不忘写作歌功颂德的《封禅书》，以感念皇恩浩荡，由此再次说明两司马虽同姓，但人品大大不同，司马相如显然人品挺差

且不说这样的学术研究是娱乐大于学术亦或其它，电视栏目本来就应该带有一些娱乐色彩，寓教于乐，也不说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否有过于主观推断之嫌，毕竟我们现代人不是西汉人，我们的市场经济思想也未必真能与当时纯粹的农业经济思想相匹配，我们个人也并非司马相如，子非鱼，安知鱼之所思所想，单说说这里的价值取向问题。

司马相如的人品好与坏，王教授的评判标准显然有二：一，纯粹“劫色”是正当的，如果首先考虑对方家庭情况就是人品差，也就是说劫色有道，劫财不可。二，思慕名利是人品差的表现，勇敢对抗朝廷（如司马迁）是人品好的标志，也就是说，不慕名利正确，贪慕富贵不可，甚至为统治者尽忠也是人品不好的标志。这就刚好涉及到爱情与利益，名利与品行之辨。
关于爱情，亘古不变的话题，古代文人历来以风流自许，不论上层官僚文人，亦或下层江湖文人，都以爱情狎妓为时尚，白居易听琵琶女一曲洵阳江头，立时做了《琵琶行》，狎妓与文学相联系，自然就高尚不少，代代传承，文人无行也居然成了风流俊赏的代名词，甚至人们欣赏这样的风流，元代重情思想的流行，墙头马上私奔；明代，狂禅派思想更是火上浇油，反禁欲思想的流行，《牡丹》俊赏，那裴郎柳梦梅都成了风流读书人的正面化身，女人私奔，未婚先同居也成了反礼教的代名词，风行一时，因之，文人劫色是风流的表现，，如果掺杂了利益，如果裴郎因为李千金有钱，柳梦梅因为杜丽娘是太守千金，有利仕途而伺机接近，那必然是不高尚的末流表现，因而王教授说，司马相如如果为了劫色，尚可容忍，如果为了劫财接近文君，就是人品不好，这就是古代文人乃至当今的传统价值取向，色作为某种与精神相关一点的产物，就要排在与物质联系的利的前面，好比武侠小说里的大侠，虽然一生艳遇无数，但却只能为他大侠身份增彩，如果他为利而动，投降权贵，那就是失节的表现。

我想说的是，首先，劫色与真正的爱情是有区别也有联系的，劫色可以说是艳遇，是欲望的驱动，爱情还可以增添一些情感上的沟通与认可之类，所以说，按照公正的角度，劫色与劫财没什么高低之别，大多是一丘之貉，好比土匪抢押寨夫人和抢财物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其次，如果王教授的“劫色”高尚，指的是爱情第一的话，那么，通过什么来判断司马相如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劫财而不是劫色？如果是劫色，按王教授说法，就高尚了；即便是劫财，怎么来说明劫财的背后没有对文君的倾慕，没有爱情的驱动？如果承认有情的因素，那该怎么给司马定性？如果承认司马相如对文君有倾慕之情，怎么能证明司马相如劫财的思想动机一定产生在倾慕文君之前？以此判断他人格的低劣？就凭个人的主管臆断和心理分析吗？
再者，如果司马相如琴挑文君，本来就存在劫色与劫财双重思想在内，那么就一定是人品不好吗？实际上，追究这种劫色有道，劫财无行的价值观，终究与中国自商周代的农业社会有关，也与国人儒教传统“耻于言利”有关，孔子讲究“杀身成仁”；孟子大讲“义大于利”
“舍生取义”，国人也习惯以仁义为主，利益为后，仁义利益泾渭分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然而，究竟仁义与利益之间有多么大的对立，以仁义为标榜的真小人又有多少，爱情本身的形成与利益之间的分别有多么明显，利益指的是什么利益，是物质利益还是情感利益，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明确的标准划分开呢？这是个问题

再说，勿论在现代社会，还是古代，很多人在择偶之时，也未必没有潜意识甚至有意识地考虑很多现实问题，白居易说：贫贱夫妻百事哀，鲁迅说：爱必有所附丽，才能存在，既然爱情与利益本来就相生相克，未必能划分得那么泾渭分明，那又何必非要以纯粹爱情为标准，评判司马相如的人品问题，何况，以纯粹利益结合的例子也有很多，强强联合，扼杀爱情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难道就因为传说中司马相如还算个情圣，就要给他来个翻案吗？来证明历史的真实和传说的美好通常是二律背反吗？这岂不是只许现代人放火，不许司马相如点灯？
关于名利问题导致的人品官司，王教授力图证明司马相如根本就是由于自己娶了个有钱老婆，有恃无恐，所以才显得不贪慕名利，而实质却是阿谀献赋，到死不脱忠君本色，这就是人品低劣的标志，其实也是历代流行的名士思想，耻于言利文人思想的产物。

古代几个有名节的人，很多都是隐士，陶渊明谥号靖节先生，是后人对他归隐，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肯定；孟浩然归隐终南，当时名气很大；《儒林外史》期待真儒名贤，最后以大隐隐于市的代表琴棋书画四人作为真名士的寄托，可见，古代文人对于归隐而不慕名利的人，是崇拜而视为有品行的象征物的。然而，众所周知，古代文人以读书求仕进，读书就是为了有遭一日出人头地，为国效力，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人理想，哪个有节文人没参加过科举察举一类的选拔人才的考试？不过，仕进未必就是纯粹为了名利，还有文人实现个人理想价值在内，好比现代人找个好工作，养活老婆孩子，实现马斯洛所谓人的七大需求之做重要一条：实现自我，寻求尊重一般，所以说用司马相如“真不思名利，就不用应诏进京”，因而反过来证明司马相如汲汲名利，就多少有些单方面理解文人。再者，即便为了名利，忠君职守，写个封禅书，夸夸皇帝，也不能就看作是人品低劣的表现。李白说：我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出红尘。孟浩然可以说是个终南隐士，然而他也写诗说：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明显说明自己想出仕，就是缺乏引荐，没有机会罢了，陶渊明是个大半生的真隐士，但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也屡次因为做官的事情隐了再仕，仕了再隐，这还算真隐，其实历史上很多人就是靠隐来增加知名度，以求仕进的，明代严嵩就是个好例子，再如《儒林外史》中的种种假名士，假道学又当做何论断？何况，自古写封禅书的，颂文的人多了去了，其中被列为名士忠臣，品行堪为世人榜样的人也多了去了，文人仕进本身就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是读书人，一方面是朝廷官员，怎么就司马相如写个封禅书就汲汲功利了，更何况相传是他死了以后，才发现这篇文章的，这只能说明他忠君爱国，而在那个时代，忠君本来就是士人品行良好的象征，更是好好做个臣子，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必须，就如同现在我们现在干老师要讲好课，做医生要救死扶伤一样，怎么到了司马相如这里，就是汲汲功利，欺骗历史，品行不好的象征了呢？反过来，假如司马相如追求名士效应，清高自许，不和政府合作，就好比现在和领导对着干，或者视领导为无物一样，那或许受害的只有自己罢了，最起码应该明哲保身罢？再者，司马又没有叛敌投国，不过是写篇文章，真诚而带点阿谀地夸夸皇帝，夸夸国家罢了，罪不及此罢？不过由于五四时期批判封建主义思潮的影响，忠君被很多人片面成为一种文人愚昧的象征，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忠君跟我们现在提倡爱国主义一样，也是政治需要和人民的一种情结吧。既然现代人也基本上追求现实利益，认为水至清则无鱼，那又何必要求我们那个时候地位不高的可怜文人呢？为何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一下呢？他们也需要现实点地适应社会，以求生存和实现自我罢。

我们的价值观既然已经变化了，既然王教授也现代化地称卓王孙为“卓总”，称文君“当垆卖酒”为“开酒吧”，或许是要出于诙谐目的，或许出于通俗化目的，但毕竟是古为今用，以今评古了，那又何必用古代文人的价值观加之现代人的反封建观去双重苛求古人，背过身来又宽容现代社会的人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