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思想光照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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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雨初歇，山色空灵。从江门市区驱车近２０分钟，我们就来到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学术大师，有“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学人”之称的梁启超的故乡新会区会城镇茶坑村。

　　梁启超纪念馆空阔处有梁启超全身塑像，一身西装革履的梁启超两眼平视远方，身后是一片青山，深邃的目光穿越时空，双耳仿佛在倾听民族和历史的召唤（上图）。故居建于清光绪年间，坐落在农舍之间，是一幢古色古香的青砖土瓦平房，占地１５５平方米。信步其间，静听脚步声在回廊与天井中回响，思绪清晰而漫漶。

　　据圭峰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副主任谭凌江介绍，梁启超故居一直以来受到人们的悉心保护。近２０年来，各级人民政府多次拨划专项经费，由文物部门遵照“不改变原状”原则进行修缮，恢复原貌，１９９６年梁启超故居成为江门五邑唯一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２００１年梁启超故居纪念馆建成，它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大师莫伯治先生主持设计，建筑面积达１５００多平方米，建筑形式中西合璧。纪念馆以丰富的历史图片展现了梁启超毕生奋斗的事迹，陈列展出了《饮冰室合集》、《时务报》、《清议报》等珍贵典籍。一路参观下来，敬佩之情在胸中涌动，缅怀梁启超，如阅读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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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是其思想精粹

　　故居内的怡堂书室，只有一张陈旧书桌，简单而整洁。不远处的小鸟天堂偶尔传来小鸟的鸣叫，在静谧的天空下，故居显得益发幽静。少年时的梁启超在此斗室中，伏案夜读，在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的一次全面的涉猎的同时，幼小的心中也播下了爱国的种子。

　　新会区委副书记伍锦泉对记者介绍说，“爱国”是梁启超最可贵的思想精粹之一，他提出的“爱国如家”的主张，不仅影响到自己的子女，而且对当时许多人都起到了教化作用。遭逢乱世的梁启超认识到，世界的竞争，首先是国家的竞争，中国弱小，就在于国民利己主义和独善其身，没有国民团体和爱国意识，中国要团结起来，就必须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正是在梁启超的爱国精神影响下，其９个子女中出国留学的７个，全部都舍弃优厚待遇和良好生活环境而学成归国。大儿子梁思成夫妇患病后，有美国大学和博物馆邀请他们赴美工作，以便得到良好的治疗，但梁思成夫妇坚决拒绝，在回信中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其子梁思忠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后回国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后来患腹膜炎，因忙于工作而贻误治疗最后病逝。梁思顺夫妇在日本占领北京后，拒绝与日伪合作，只跟爱国知识分子交往。第五个女儿梁思懿当过燕京大学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１９３７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还动员自己的妹妹梁思宁参加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后来陈毅元帅曾自豪地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１９４９年７月，当梁思懿当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后，立即联系到弟弟梁思礼，姐弟特地结伴从美国赶回来参加祖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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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呐喊声震神州

　　多年前从事研究梁启超的新会老人叶发琼对记者这样说：梁启超的民主思想，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面旗帜。

　　受新学影响，忧国忧民的梁启超满腔义愤，与康有为一起高举维新改革大旗，“公车上书”，维新变法，但遭到清政府等保守派的残酷镇压，最后在一个凄伧的夜晚奔赴日本，行前悲歌明志：“誓把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梁启超从严复的《天演论》及其他一些著作中，接受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观点，希望尽快实行民主政治，而“当务之急，在于兴办学校，兴学会，广泛宣传，启迪民智”，在游历欧日之后，决定用先进的西学来教育启迪民智，主办《时务报》、著《变法通议》、《新民丛报》等，竭力宣传维新救国，并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全民的精神焕发。

　　梁启超的民主思想也给幼年时代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很大影响，毛泽东在回忆文章说，读了《新民丛报》，对梁启超十分崇拜，而他也对梁启超创造的新文体十分偏爱，创建新民学会，也是受梁启超《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的影响。正是在梁启超民主变革思想推进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大潮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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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烛照后人

　　走到故居内部的小庭院，这里有一条飘满墨香的长廊。只见周围的青砖墙上悬挂着装裱精致的图片和文字资料。据馆内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梁启超故居管理处参考了１０多种历史文献和资料，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举办的《梁启超和他的儿孙们》图片展。该展览于去年拉开帷幕以来，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图片展共展出历史图片、书信手迹等共１００多幅，一些资料还是首次公开的。

　　梁启超研究会的会长林德贤先生说，梁启超以教育作为支点，把中国文化进行梳理后承传，而与儿女们来往的书信，更成为教导子女们的教材。

　　在信中，梁启超坚持学以致用，言传身教，他提出“三育”标准，智育是教人不惑，情育是教人不忧，意育是教人不惧。在学习方法上总结出三部读书法，鸟瞰、解剖、会通，实现读书融会贯通，读书要乐观积极向上，多方涉猎有益自己的素质提升。学习不要因为太专而偏废其他，否则学习起来易于单调，单调很容易导致生活厌倦，厌倦即为苦恼，苦恼乃堕落之源。这些教育思想对今天的应试教育不啻是醍醐灌顶，至今听起来仍然振聋发聩。

　　正是在其正确的教育下，每个子女都成为各行业中的佼佼者，分别成为古文学家、建筑学家、火箭专家、图书馆学家、社会活动家等，“一门三院士”成为众人传唱的佳话，在中国学术领域留下一脉清香。

　　梁启超也为中国在各行各业培育了一大批的杰出人才，如徐志摩、蔡锷、谢国桢、周希哲等。值得欣喜的是，在梁启超思想的影响下，维新故里也形成了浓厚的尊师重教的氛围，近２０年来新会高考始终位于全市前茅，会城镇还成为全省教育强镇。以梁启超名字命名的梁启超纪念中学今年高考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该校的德育室，记者看到了梁思礼院士亲笔题写的校训：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该校的梁新明校长告诉记者，他们将以梁启超的精神鼓励学生立德、立能、立志。

　　最近，在新会区文联内增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办公室，这就是梁启超研究会的会址。会长林德贤告诉我们，今年５月新会区召开梁启超研究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吹响了新一轮开发、宣扬梁启超品牌的号角。梁思礼先生出席了会议，并受聘为荣誉会长。目前研究会共有注册会员１０９人。新会民间、学界已出《梁启超研究》１８辑，发表文章６７０多篇，在省以上报刊发表论文或专著７２件。研究梁启超，不仅在追忆一位学子巨人，也是在细读一本百科全书。

　　在华夏大地，７０多年前的声音还在激荡，昔人已乘黄鹤去，但那从北到南的雕塑和纪念馆，以及前前后后参观瞻仰的人群和纪念文章，随处都能看到梁启超飘逸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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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如何看待梁启超及其相关历史文化资源精神内涵，以及它们对新会发展文化经济的价值和作用？

　　伍锦泉：梁启超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宣传家，又是伟大的爱国者，新会人民以他为骄傲。其爱国精神、变革和不断进取精神、科学和务实精神已成为新会人民的巨大精神财富，尤其在凝聚海内外乡亲爱国爱乡之情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文化建设在“和谐社会”中重要作用的不断加强，梁启超的名人效应在“文化大省”、“文化名市”、“文化名城”建设中将更加突出。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梁启超的巨大效应是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是新会文化名城建设的“王牌”。

　　记者：新会在开发梁启超历史文化资源、打响梁启超品牌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伍锦泉：我区为宣传梁启超的业绩、树立梁启超的形象，做了许多实事，如建成了梁启超纪念馆和梁启超纪念中学、在名人广场树立了梁启超和梁思成的铜像、将梁启超故居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组建梁启超研究的学术团体等。

　　同时，我们还通过创作梁启超题材的文艺作品来扩大影响。我区作家陈占标创作的传记文学作品《一代奇才》，在大陆和台湾出版发行，并被评为省的优秀作品；我区剧作家陈泽儒以创作的大型粤剧《戊戌狂生》由新会粤剧团排演，并应邀赴香港演出，受到好评；我区曲艺作者创作、排演的曲艺节目《梁启超上京》晋京参加中国曲艺之乡汇演受到赞誉。此外，我们还组织梁启超故居纪念馆参加广州国际旅游展销会等大型旅游展销会，不断提升景点的知名度、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制作了独立的旅游宣传网页等等。

　　记者：开发和保护难免会产生一些冲突，怎样才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呢？

　　伍锦泉：要把握好协调发展的原则。我们要坚持科学发展观，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文化产业发展规律，确保研究与德育教育相协调、研究与文化招商相协调、研究与建设新会“三个文明”相协调。具体体现在要强化市场意识，落实文化开放政策，推进文化产业化进程，实行文化项目招商，引入市场机制，多元投资主体，优化文化资源配置；建立党委领导、政府指导，政策扶持，部门支持，社会资助，市场运作，依法管理的运行机制。目前，梁启超故居已采取多种措施拓展景点的旅游业务，与珠江三角洲多家旅行社签订长期合作协议，保证客源；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００５年８月，纪念馆共接待游客９万多人次，接待中小学生近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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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今后有什么构想和打算？

　　伍锦泉：今后，我们将围绕我区“临港经济、环境、旅游”三个方面，以深厚文化积淀为依托，以研究梁启超精神为动力，以加强道德建设为核心，以提高市民文化科学素质为依归，以缔造精品作为重点，以实施文化招商为手段，以发展文化产业为支撑，坚持服务经济、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宗旨，全面研究梁启超，实现强区富民的宏伟目标。最近，《新会梁启超研究会的发展规划纲要》已经出来了，基本思路是：实施“四项工程”、开展“四个系列”、建设“三大阵地”、张扬“两大品牌”。其中的包括：在两年内，把新会梁启超研究会办成开放式的平台，办成海内外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和梁启超研究学者的“家”；争取早日建立新会梁启超研究发展基金会，奖励我区在研究、宣传梁启超、弘扬梁启超思想和精神以及为支持梁启超研究事业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探索创新一条汇才、研究、创作、交流、招商、生产、营销、旅游的可持续的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路子；在３年内推出一批面向群众、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的梁启超学术研究佳作、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和优秀剧本；建立与各地梁启超文化和冈州文化的交流会晤机制，让新会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新会。

【相关链接】

　　【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 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学者。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是维新变法运动的著名领袖，曾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同时，他又是杰出的宣传鼓动家，是我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奠基人，他主编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他的文字，唤醒一代又一代青年，使之走上救国之路。他的“先破坏后建设”的革命理论，点燃了革命运动的火种；他维护共和的坚决和执著，使袁世凯的“帝制”与张勋的“复辟”一一烟消云散。

　　梁启超在文化学术界贡献卓越。他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在散文领域确立了新文体，代表作《少年中国说》。民国九年初，他自欧洲考察返国，决定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教育事业，并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后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他一生著述浩繁，不下一千四万言，其中有《饮冰室文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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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启超先生的幼子梁思礼：

教育思想值得借鉴

　　今年５月１０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启超先生的幼子梁思礼参加了新会梁启超研究会成立大会，期间，他畅谈了父亲爱国主义思想和教育思想，提出现代教育应借鉴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他说：“父亲是一代宗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名人。他的一生忧国忧民，其所有的思想、行动都是为了使旧中国能够强盛、发达，使中国以平等的姿态立于世界之林，不受列强欺压。”

　　梁启超的晚年是以职业学者身份出现的，他希望在实践层面来教育、锻炼一代国民。梁思礼院士认为，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存在弊端，似乎总是把孩子当成考试的机器，这与古代的科举没什么不同。现代父母“望子成龙成凤”的思想是非常重的，却没认识到现代教育制度的弊端。他认为，教育应该是培训能力和培养做人两方面的结合，就像其父亲那样。虽然在父亲去世时他才５岁，没有直接接受过父亲的教育，但自己却受到了哥哥姐姐们的教育，可以说，自己是间接地接受了父亲教育思想的影响。同时，虽然说自己是出身在一个名人家里，但只能说父母给了自己一个好的“毛坯”，成才还是要靠自己的奋斗，要自强不息，奋斗不止。

　　梁思礼院士认为，现代人应当借鉴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他教育子女非常现代化，在家庭里讲民主，教育子女不是用自身的模式，而是注重发挥子女个性和长处，不论男孩、女孩，都让他们上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从而造就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