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弹：司马相如与扬雄的不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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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为卓文君写的千古绝唱情诗：
《凤求凰》
凤兮凤兮归故乡 翱游四海求其凰
时未遇兮无所将 何悟今夕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闺房 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 胡颉颃兮共翱翔
凤兮凤兮从我栖 得托孳尾永为妃
交情通体心和谐 中夜相从知者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 无感我思使於悲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虽非家喻户晓，但千百年来在文人圈子中，一直被人津津乐道；在戏曲舞台上，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如《当垆记》、《凤求凰》，也是长盛不衰。这件风流韵事，正发生在司马相如走背字的时候。

司马相如，字长卿，西汉时期著名辞赋作家，生于蜀郡蓬州（今南充蓬安）。人们常说四川多才子，司马相如如果不是四川的第一位才子，也应该算是最早者之一。在他之前，四川还未充分开化，在汉文帝、汉景帝之际，有个叫文翁的人，出任蜀郡太守，看到蜀郡实在是太落后，便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并派遣了一批蜀中的青年前往长安学习儒家经典，据说司马相如便是其中之一。后来他花钱捐了个官，在汉景帝身边任了个武骑常侍，这个职务的差事是陪同皇帝打猎，亲自同猛兽格斗。司马相如是个文人，怎么干得了这个事，他的拿手好戏是辞赋，而偏偏汉景帝不喜欢这些，司马相如无所逞其长，他看到梁孝王（汉景帝之弟）身边有许多知名文人，如邹阳、枚乘等，便找了个借口辞去官职，来到梁孝王这里，同这些文人交往。在这里，他写了描绘齐楚两国诸侯王游戏之乐、苑囿之大的著名大赋《子虚赋》。

待梁孝王一死，司马相如便失去依靠，只好落魄回家。由于家境十分贫穷，连个谋生的职业也没有，他的生活也就没了着落。他有个老朋友王吉，此时正担任临邛县令，对他说：“你仕途不得意，就到我这里来吧！”司马相如也只好依附于他。

就是在这里，司马相如有了一场“凤求凰”的艳遇，不只赚得了卓文君这样多情而又绝色的美人，还以一种近乎要挟的无赖手段从老丈人那里敲得一笔钱财。于是两口子高高兴兴返回成都，买田买地，过起阔日子。有个词叫“脱颖而出”，是说锥子装在口袋里，必然会刺破衣袋，露出自己的锋芒，按现在年轻人的时髦说法，应叫“是金子总会发光”。如果司马相如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的一生充其量也就是个土老财。可他是个才子，他有一手绝活，就是辞赋写得十分出色。在汉朝，辞赋是种新兴文体，体制宏丽，辞藻丰富，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在当时十分流行。汉武帝便十分喜欢这种文章，一日，他读到司马相如写的《子虚赋》，赞赏异常，说道：“我怎么就不能同这个人生在同一个时代呢？”后经服侍汉武帝的同乡杨得意的推荐，汉武帝将还在成都的司马相如千里迢迢召进京师，问《子虚赋》是不是他写的。司马相如明白机会来了，就说：“是我写的。不过，这写的是诸侯之事，不值一提。请允许我写一篇天子游猎之赋，写成以后上奏陛下。”汉武帝答应了，令尚书省赐他笔墨竹简。

于是司马相如以他那生花妙笔、极尽铺陈夸张的手法，描绘了汉武帝的皇家园林上林苑的山水之壮、规模之大、建筑之美、草木之盛、禽兽之异，以及天子狩猎时的搏斗之激、收获之丰、胜利之喜、歌舞之乐。可天子却不因此沾沾自喜，陶醉其中，而是茫然而思，若有所失。最后他幡然醒悟—这不是继嗣创业垂统之君所当为，于是解酒罢猎，下令以其地为农田，拆墙填壕，使百姓能够前来耕种渔猎。如此一来，百姓无不拥戴，盛赞皇帝德隆于三皇，功高于五帝。

不得不佩服司马相如，他真不愧是文章高手。这篇赋既显示了上林苑那无与伦比的皇家气派，又歌颂了皇帝天覆地载的高恩厚德。虽然是马屁文章，但能写到这个水平，从古至今，能有几人？


果然，他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授之以“郎”。这个“郎”，虽然不是什么在编的官职，却是一个得以亲近皇帝的重要角色。从此，司马相如从一个近似于市井无赖的身份，转而成为汉武帝身边的近臣。几年以后，他受命出使西南，处理那里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一回，他可是衣锦还乡了，蜀郡太守亲自到郊外迎接，当地县令身负弓矢为他开路，蜀郡的人都以他为荣。他的老丈人卓王孙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年骗走自己女儿的那个混账小子居然成了大气候，让他觉得脸上很有光，便联络了临邛的一些豪门大户，送牛献酒，同女婿握手交欢，还感叹自己的女儿嫁给司马相如嫁得太晚了，又将自己的财产多多地分了一些给女儿。司马相如真可谓名利双收！

不过司马相如终归是个文人，此后虽然他还不断地有赋献上，但在政治上，再也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他死后，汉武帝派人到他家搜求他的遗著，卓氏夫人说：“他生前写的东西，随写随弃，没留下什么遗著，只有一卷遗书，说是如有使者来取，可以交上。”这就是迎合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劝封禅书》，司马相如终究脱离不了御用文人的命运。司马相如可说是是汉代最伟大的赋作家吧。听说过“子虚乌有”这个成语的人，都应该记住司马相如。

有司马相如这样遭遇的人，历史上也并不多见。他的小老乡扬雄，出生于蜀郡成都，又同是西汉人，还有着同样口吃毛病，却没有司马相如那么幸运。就辞赋而言，扬雄与司马相如齐名，史称“马扬”，但扬雄比司马相如的学问大，他除了辞赋创作出水平并不低于司马相如，还在经学、史学、语言学等多个领域都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这是司马相如所望尘莫及的。但扬雄在仕途上可比司马相如惨多了。他四十岁才至京师，也得到过当时权臣王音的赏识，后汉成帝时为“郎”。他甚至曾经与王莽、刘歆、董贤这些人官职相同，可后来这些人都位至三公，王莽更是当上了皇帝，而扬雄“三世不徙”。后受他人牵连，即将被捕，坠阁自杀，未果。他好喝酒，晚年却穷得买不起酒，只能等偶尔有个学生来向他请教点问题，给他带些酒菜。

这两人何以遭遇如此之不同？无他，时代变了，当权者也变了。司马相如生在西汉前期，那时国家蒸蒸日上，国力强盛，又碰上汉武帝这样不拘一格用人的皇帝，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兼备。扬雄则不同，他生当西汉末年，国势日趋衰微，皇帝一个比一个昏庸，最后终于被王莽取而代之，扬雄再有能耐，又能如何呢？好在扬雄自己对这些看得很开，他既不像司马相如那么风流倜傥，也不追名逐利，史书说他“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他十分佩服司马相如这个同乡，他有些赋就是模仿司马相如之作而写。但他知道，自己不会有他那样的好运气，也不想去争取，他说：“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他是深切认识到了“时”对一个人的得失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对屈原自沉汨罗颇不以为然，他说一个有能力的人，如果生活在能够展示自己能力的时代，不妨大显身手；如果生活在不能展示自己的时代，就要像龙蛇一样蛰伏起来；人的遭遇好坏，是命运所赐，又何必以自己的生命同命运抗争呢？他的确没有王莽、董贤那样显赫，但也没有落得个像他们那样的结局，而是平平安安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可如果他生活在汉武帝时代，谁敢说他就不会比司马相如更出名呢？

对扬雄的遭遇，当时便有人加以嘲笑，说你生在这样一个清明盛世，也同好多大人物共过事，可始终不过是个侍郎，“何为官之拓落也”？为此，扬雄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解嘲》，以先秦、汉初众多著名人物的事迹，与自己做了个对比，对于个人的穷通与时代的关系，做了深刻的论述。他认为，那些人之所以建立了不世的伟业，关键在于“当也”、“时也”、“适也”、“得也”、“宜也”，即当其际、遇其时、适其需、得其用、宜其行，总而言之，是切合了那个时代的需要。如果换了一个历史背景，他们的作为，则是“悖”，是“惑”，是“谬”，是“狂”。他的结论就是：“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他说：“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并颇为自负地说，如果那些人处在当今之世，也未必能披金着紫；而自己如果处在他们那个时代，也未必就不如他们。
揆之以由古及今的历史，可以说，扬雄此言不虚。

刘禹锡《陋室铭》中的：“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句中子云亭即为纪念“扬雄之亭”！【绵竹年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