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马相如研究与评价的几个问题——驳王立群教授

华毅

关于司马相如研究与评价的几个问题
——驳王立群教授

房 锐


2007年，河南大学文学院王立群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的《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系列之《琴挑文君》、《情变之谜》两讲中，谈到了司马相如爱情婚姻中的“瑕疵”，其讲述内容收入《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一书中，名为《琴挑文君：千年一骗局劫色劫财》、《情变之谜：卓文君胆识成就情圣》，部分内容有所修正。此外，王立群教授在《欺骗世人两千多年的爱情神话》〔1〕、《司马相如是“情圣”吗》〔2〕、《是学界的悲哀还是报界的无知——答〈深圳商报〉》〔3〕等博文中，继续阐发自己“具有颠覆性的意见”〔4〕。


王立群教授是“《百家讲坛》十大名嘴”之一，其关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婚恋问题的诸多言论，在国内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也引起了笔者的关注。为澄清历史事实，笔者以《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及王立群教授的博文为例，对其谬误加以驳斥。

一、王立群教授误读古代典籍之例


由于王立群教授误读古代典籍，故而在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婚恋问题上有诸多惊人的“发现”，这些“发现”不仅震动了学术界，还误导了万千听众、读者，危害较大。此举王立群教授误读《史记》、《西京杂记》之例。


其一，王立群教授误读《史记》之例。

王立群教授在《琴挑文君》中称：
司马相如的原名叫司马长卿，小名叫犬子，古人认为这个人小的时候如果给他起一个贱名，他就能长得特别好，所以司马长卿的小名叫犬子。后来司马相如学成以后非常佩服蔺相如的为人，因此呢他把自己司马长卿改名叫司马相如。

也许是认识到此说不够妥当，王立群教授在《琴挑文君：千年一骗局 劫色劫财》中写道：
司马相如，字长卿，幼年时，他的父母怕他有灾，所以给他取了个小名叫“犬子”。长卿完成学业之后，知道了蔺相如的故事，为了表示对蔺相如的羡慕之意，便更名为司马相如。〔5〕

王立群教授在《欺骗世人两千多年的爱情神话》一文中，除增加“据说孩子取个贱名容易成活”之句外，其余说法与《琴挑文君：千年一骗局劫色劫财》相同。


据《琴挑文君》中的说法，司马相如原名司马长卿，小名叫犬子，学成以后改名司马相如。据《琴挑文君：千年一骗局劫色劫财》、《欺骗世人两千多年的爱情神话》中的说法，“犬子”乃相如小名。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的记载：

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

再看《汉书》卷五七上《司马相如传》的记载：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名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也，更名相如。


原来，相如字长卿，原名犬子，并非《琴挑文君》所称“原名叫司马长卿，小名叫犬子”，“把自己司马长卿改名叫司马相如”的说法亦大错特错。王立群教授在《琴挑文君：千年一骗局劫色劫财》、《欺骗世人两千多年的爱情神话》中，虽指出“长卿”为相如之字，但仍未搞清“犬子”乃相如原名（1）。


王立群教授在《琴挑文君》中，称卓王孙“是全国首富”，他在《琴挑文君：千年一骗局 劫色劫财》中称：
卓王孙的富有绝非一般，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述了卓王孙在秦灭赵国之后，从赵地主动要求迁徒远方，最后迁到临邛炼铁致富的全过程。《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都是国家级大富翁，卓王孙排行第一：“卓氏……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卓王孙无疑是当年福布斯中国排行榜的首富。〔6〕


其《欺骗世人两千多年的爱情神话》中的记述，与此基本相同。

据《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记载，始皇帝十九年，秦国攻克邯郸，虏赵王迁，赵国灭亡。始皇帝十九年，即公元前228年。卓王孙迁徙巴蜀，当在赵国灭亡之后。据《史记》卷一一《孝景本纪》记载，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梁孝王薨。其门客司马相如与文君私奔，当在此年或稍后。


这样一来，疑问便产生了。始皇帝十九年，距景帝中元六年，相差整整八、九十年。如果卓王孙于赵国灭亡后入蜀的话，到景帝中元六年时，至少已有一百多岁，其女文君估计也八十开外了，怎么可能与“雍容闲雅甚都”〔7〕的大才子司马相如私奔呢？看来，要么是司马迁错了，要么就是王立群教授错了。


请看《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的记载：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原来，当年从赵地迁徒临邛的是卓王孙的先人，而非相如岳父卓王孙！司马迁并没有搞错，搞错的正是王立群教授，王立群教授误把卓王孙的先人当成卓王孙本人了！


其二、王立群教授误读《西京杂记》之例。

王立群教授在《琴挑文君》中称：
《西京杂记》还有一个记载，说他们回到成都穷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俩想喝酒没钱买酒，卓文君就把她那名贵的皮袄拿过来送到酒店里边，抵押到那儿赊一点儿酒回来。然后两个人喝，喝完以后，卓文君就抱着司马相如提脖子嚎啕大哭啊，这个穷日子没法过。这个时候，卓文君受不了了，卓文君首先提出来，他说你司马相如跟我回临邛，成都没法过我们回临邛去，回到临邛我即使是向我的兄弟借点钱也比你在成都苦熬着要好。

他在《琴挑文君：千年一骗局 劫色劫财》中称：
《西京杂记》（卷二）记载得更是有声有色：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回到成都之后，生活艰难，卓文君只得拿自己的高档皮衣去赊一点酒，二人同饮。喝完酒，卓文君抱着司马相如的脖子哭着说：我从来过得都是富贵日子，现在却到了用裘皮大衣换酒的地步。于是，两个人商定到临邛开酒店，司马相如亲自穿着围裙干活，有意让卓王孙丢人。〔8〕

据上述说法，卓文君把自己“名贵的皮袄”、“高档皮衣”抵押赊酒，与司马相如饮酒。又，王立群教授在《情变之谜》中称：
回到成都以后家里的经济生活非常拮据，拮据到什么程度呢？卓文君需要把自己高档的裘皮衣拿出去典当，然后典回来的这个钱两个人才能维持生活，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而司马相如奉行一种什么办法呢？“三不主义”，不解释，不提议，不在乎。照样你把那个裘皮大衣典了，典回来那个钱买酒，我照样革命小酒天天醉，照喝不误。

《情变之谜：卓文君胆识成就情圣》称：“卓文君开始变卖裘皮衣，司马相如拿钱买醉”〔9〕。据此，相如与文君回到成都后，生活无着，文君无奈之下典当“裘皮大衣”、“裘皮衣”，司马相如毫不体谅，“照喝不误”。


《西京杂记》的记载果真如此吗？请看该书卷二的记载：
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懑，以所著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相如亲著犊鼻裈涤器，以耻王孙。王孙果以为病，乃厚给文君，文君遂为富人。

可见，被抵押赊酒的是司马相如的鹔鹴裘，而非其妻卓文君的“名贵的皮袄”、“高档皮衣”、“裘皮大衣”。王立群教授未细读原著，张冠李戴，已是治学者之大忌，其借题发挥，无中生有，更是厚污古人。

二、王立群教授误解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婚恋之例


王立群教授在《成都人的胸怀》一文中称：“我坚决反对将李白说成是古惑仔，这纯粹是无知的妄说！但是，我讲司马相如的婚姻瑕疵却是以大量的历史文献作为依据的，并非游谈无根。”但事实却又如何呢？此处仍以王立群教授指责司马相如所谓劫财劫色为例。劫者，抢夺也，强取也。王立群教授称相如劫财劫色，依据何在？


在《琴挑文君：千年一骗局劫色劫财》中，王立群教授认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爱情故事里有许多疑问需要解答。这些疑问是：司马相如为什么想不到与卓文君回临邛开酒舍宰卓王孙的计划呢？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究竟为的是什么？司马相如回临邛果真是为了劫卓王孙的财吗？司马相如宰卓王孙的计划是在琴挑之前还在琴挑之后？他在《司马相如是“情圣”吗》一文中，亦提到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目的：

第一，司马相如极其帅气，远比卓文君漂亮。《史记》《汉书》形容司马相如都使用了六个字：“雍容闲雅，甚都。”“雍容闲雅”是风度翩翩，“甚都”是非常漂亮。司马相如到卓王孙家一亮相，“一坐尽倾”。可见，司马相如非常漂亮。但是，《史记》《汉书》对卓文君的长相却未置一词。此中至少可以看出来，卓文君并非国色天香，其容貌远不及司马相如；否则，为什么《史记》《汉书》只写相如之美而不写文君之美呢？


第二，司马相如是未婚青年，卓文君是寡妇。

卓文君既不漂亮，又有婚史，甚至于这个寡妇多大都不知道，而司马相如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未婚青年。

第三，司马相如从未见过卓文君。

卓文君是趁宴请之际从自家门缝里（从户窥之）见过风度翩翩的司马相如，因此而产生了极大的爱慕之情，而司马相如却从来没有见过卓文君。


第四，琴挑当夜司马相如立即表达“爱慕”之情。

没有见过面，又不知美丑，还是个寡妇，时间又在琴挑的当晚，司马相如为何如此急匆匆地买通关系表达爱意呢？文君夜奔，司马相如连夜走人，似乎连县令王吉也未及通知。


如果仅仅依靠《史记》《汉书》的文献，司马相如琴挑文君目的只有一个：劫财！

为证明司马相如琴挑文君的目的在于劫财，王立群教授列举了四大理由。但这四大理由中，前两条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不能因为《史记》、《汉书》“只写相如之美而不写文君之美”，就认为“卓文君并非国色天香，其容貌远不及司马相如”。相如与文君私奔前是否有过婚史，《史记》、《汉书》未记载，我们在此不予讨论。但把“司马相如是未婚青年，卓文君是寡妇”作为相如劫财的理由之一，是十分可笑的。


王立群教授在《琴挑文君：千年一骗局 劫色劫财》中称：
司马相如宰卓王孙的计划是在琴挑之前还在琴挑之后？

我们看看下面这五个问题是否成立：
　　（1）司马相如知道卓王孙是全国首富；
　　（2）司马相如相信自己可以用一个周密的计谋琴挑文君归己；
　　（3）司马相如深知自己“家居徒四壁立”根本养不起万金小姐卓文君；
　　（4）司马相如深信卓文君受不了穷一定会主动提出回临邛逼其父出血；
　　（5）司马相如坚信卓王孙受不了丢人一定会拿钱摆平。

如果上面这五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是事实的话，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之前已经有了劫财的准备，因此，这个流传千古的爱情传说原来竟是一个先劫色后劫财的骗局。〔10〕


其《欺骗世人两千多年的爱情神话》一文所述与此多同。文末称：“我非常希望‘琴挑文君’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可是，我爱美丽，但我更爱真实；史实让人相信，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只不过是一个骗了人们两千年的大骗局。”


食色，性也。司马相如富于韬略，在宴席上以琴传意，追求富家之女文君，文君“心悦而好之”〔11〕，当机立断，与相如结下旷世奇缘。两千多年后，王立群教授替司马相如制定了如此周密的“宰卓王孙的计划”，并把“知道”、“相信”、“深知”、“深信”、“坚信”等字眼强加于相如身上。为证明“这个流传千古的爱情传说”乃相如一手策划的劫色劫财阴谋，他不惜处心积虑，主观臆造，其推断是不堪一击的，其结论是十分荒谬的。相如琴挑文君，绝非王立群教授宣称的“劫色劫财”，更非“一个骗了人们两千年的大骗局”。


对于卓文君婚后当垆卖酒一事，王立群教授在《琴挑文君》中称：
卓文君不顾礼仪，在当时那个社会中间，一个女孩不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后你就私奔了，在当时是一个极其丢人的一件事情。你别人不说，我们知道，越有钱的人是越要讲面子，街上的乞丐他不需要讲面子的，卓王孙全国首富他就非常讲脸面，他觉得脸上挂不住。

他在《琴挑文君：千年一骗局劫色劫财》中称卓文君“放着千金大小姐不做，竟然不知廉耻，与司马相如私奔，让卓王孙脸面尽失”〔12〕。实际上，“让卓王孙脸面尽失”的并非女儿“不顾礼仪”、“不知廉耻”，而是其不顾身份，与贫寒士人司马相如私奔。《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记载：

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独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可见，卓王孙之所以“大怒”，是因为“女至不材”，与贫寒士人司马相如私奔。从其“昆弟诸公”的劝辞中，可窥知卓王孙看重的是金钱财物，而相如无“财”，是不配作其女婿的。许结教授在《弹琴而感文君——
司马相如“琴挑文君”说解》一文中认为：“如果说相如琴挑文君有障碍，则不在‘非礼’，而更重要的是门第的悬殊。”〔13〕这一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王立群教授在《情变之谜：卓文君胆识成就情圣》中称：“社会舆论的谴责已经让私奔的文君不堪重负，更何况自己做出重大付出之后，才发现这是一桩有重大瑕疵的爱情。”〔14〕其实，“发现这是一桩有重大瑕疵的爱情”的并非相如之妻文君，而是王立群教授本人。文君与相如私奔之时，礼教未密，文君似不太可能因“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不堪重负”。


应该指出，司马相如琴挑文君之举，是有着特定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婚俗背景、地域文化背景的。王立群教授之所以误解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佳话，与他未正确理解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的特定文化背景有关。在相如生活的时代，“蜀地辟陋有蛮夷风”〔15〕，与以儒雅之风著称的中原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异。蜀地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在新都、彭州等地先后出土的“野合图”画像砖，就反映了汉代蜀地野合的风俗。蜀中流传至今的一些神话传说，亦多与君王重色有关。如《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记载：“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后王悲悼，作《臾邪歌》、《龙归之曲》。其亲埋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冯惟讷《古诗纪》卷一○“《归邪之曲》”注引《蜀王本纪》云：“蜀王妃思其父母，归宁。蜀王为制《归邪之曲》。”“《幽魄之曲》”注引《蜀王本纪》云：“秦惠以美女遗蜀王，不习水土而死，葬之石镜。王追思之，作《幽魄之曲》。”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二四引《琴操》云：“秦惠公以美女遗蜀王，死，葬之石镜。王追思之，作《幽魄之曲》。”可以推测，《东平之歌》、《幽魄之曲》等曲子可能用琴来伴奏。由于音乐在抒发情感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司马相如以琴心挑动具有较高音乐素养的文君，亦在情理之中。


在西汉前期，男女私奔当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相如才貌双全，富于谋略，他凭借自身的优势，与蜀中富豪卓王孙寡居的女儿文君私奔，并成为富人，这一行为是被社会舆论所认可的。《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在司马迁看来，追求物质利益、追求财富是人类的本性。《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称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实际上，在司马相如、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尚富”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在蜀中，这一现象更为普遍。《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记载：“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襚兼加，賵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司马相如生活在这一文化土壤中，其追求富女、才女文君的行为，无疑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王立群教授在《情变之谜：卓文君胆识成就情圣》中，称“司马相如为了回到临邛，回到那个拒不承认他身份的老丈人身边，变卖马车，穿上跑堂的衣服，全心投入脏活、累活。这种放下身段，不耻下贱的心态，令文君齿冷心寒：那般风度翩翩，竟然满身铜臭”。文君“面对一个动机不纯的爱人和一份充满铜臭味的感情”〔16〕。这一说法显然是王立群教授主观臆造并强加于文君身上的，其与历史事实相距甚远。


应该指出，汉代贞节观念比较淡薄，女子改嫁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司马相如不在乎文君寡居的身份，并与之私奔。司马迁亦不以相如之行为为耻，他在《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中，对其风流逸事大书特书，激赏不已。班固在《汉书》卷五七上《司马相如传》中，几乎照录《司马相如列传》，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令人遗憾的是，对于相如琴挑文君之举，王立群教授不仅不能理解，还对文君的寡妇身份十分在乎。他在《百家讲坛》及其大作中，带着有色眼镜，以一己之见，去推测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爱情事件，并随意捏造情节，对相如与文君私奔一事大肆攻击，其说法多失之武断。


又，王立群教授在《情变之谜：卓文君胆识 成就情圣》中认为：
苦心经营的美满婚姻出现危机，司马相如竟然要“包二奶”！文君的态度是：原则问题，半步不让！……


话说回来，中国封建时期，男人有三妻四妾无可厚非，更何况司马相如这样英俊潇洒的大才子。为什么文君一否决，相如就撤诉呢？

因为文君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当年司马相如费尽心机，智娶卓文君，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获得财富。如果因为一位茂陵女而离婚，财富肯定会大打折扣。我们不知道汉代夫妻离婚有没有“财产公证”。不过，司马相如区区文学侍从，如果真和卓文君对簿公堂，卓王孙肯定会迅速介入。面对卓王孙全国首富的经济实力，司马相如绝难打赢这场官司。如此一来，岂不是前功尽弃？〔17〕


王立群教授把相如琴挑文君之举定性为劫财劫色，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称相如取消“包二奶”计划，与他不愿放弃巨额财富有关，更是站不住脚。相如欲纳茂陵女之时，卓王孙是否在世，史无记载。其称相如若与文君对簿公堂，卓王孙定当介入之语，更不知从何说起。


我们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做到知人论世，不能脱离人物所处的时代，更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古人，标新立异，随意戏说，否则，终将成为无根之谈。

三、王立群教授误解司马迁之例


《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分为武帝继位、武帝新政、武帝军威、武帝朝堂、武帝平叛、武帝弄臣、武帝家事等单元，司马相如被列为武帝弄臣之列。王立群教授在《情变之谜》中称：

我们读《史记》知道，《史记》的那么多人物中间，司马迁写了两篇文学家的传记，一篇叫《屈原贾生列传》，一篇叫《司马相如列传》，也就是在司马迁看来能够列为文学家的也只有屈原、贾谊和司马相如，而屈原和贾谊的传写得很简单，司马相如的传记是《史记》一百三十篇传记中最长的一篇，因为这里面收录了大量司马相如的原作，可见司马迁是绝对肯定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的。司马相如也就因此成为我们今天讲中国文学史汉赋四大家之首，但是司马相如的赋我们不客气地讲主要是迎合汉武帝，迎合汉武帝那种好大喜功的口味，所以扬雄就批评他“劝百讽一”，就是鼓励的多批评的少。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红了，他成名了，无论后人再怎么评价他，哪怕我们今天说这个人不是个东西，劫财劫色，但是他当时他就红了，他发了。所以由于卓文君的支持，司马相如在事业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他在《琴挑文君：千年一骗局 劫色劫财》中认为：
司马迁为什么不把司马相如这个密谋揭示出来呢？道理很简单，司马迁对司马相如偏爱有加，特别是钟爱他的才华。《史记·司马相如传》中全文引用司马相如的大赋和文章，这在《史记》一百一十二篇人物传记中是绝无仅有的。对司马相如情有独钟，司马迁笔下留情就是很自然的；他不会用直笔来写司马相如当年这一段不大光彩的婚史，但是，作为一代良史，司马迁又不能违背作为一代史学家秉笔直书的为史原则，他还不得不将司马相如这件事揭示出来。当然只能用曲笔，看“临邛令缪为恭敬”和“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两句中的“缪”字，真相便昭然若揭。〔18〕

诚如王立群教授所言：“《史记·司马相如传》中全文引用司马相如的大赋和文章，这在《史记》一百一十二篇人物传记中是绝无仅有的。”我们知道，司马迁是一个充满爱憎感情、具有浓郁的文人气质的史学家，而相如是西汉前期颇富传奇色彩的旷世奇才。郑德坤先生认为：“太史公述相如与文君恋爱故事，费如许笔墨，在《史记》一书，他不经见。此或由相如为汉初大文豪，为司马迁所景仰，而其事迹在当时尤为别开生面，前无古人，故采录其事而不厌详，其风格与《史记》他文截然有别也。”〔19〕王立群教授的同事马予静女士认为：“同一姓氏的自豪感、亲历目见的深刻印象、共有的出使巴蜀经历，以及对其文学才华的钦佩赞赏，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构成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动机和目的。”〔20〕这些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由于司马迁对相如之奇事（包括被王立群教授视为“不大光彩的婚史”）、奇语、奇文极为欣赏，故在撰写《司马相如列传》时，当不存在所谓笔下留情的情况。又，《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称《史记》：“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相如列传》亦同样体现了实录精神。


司马相如以辞赋惊动人主，其《天子游猎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哀秦二世文》、《大人赋》、《封禅文》等作品，多有为而作。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中称：“《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在同书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中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他在传中收录了不少相如的作品，并强调其赋作讽谏的价值。可见，王立群教授所称“司马相如的赋我们不客气地讲主要是迎合汉武帝，迎合汉武帝那种好大喜功的口味”，是不尽符合司马相如创作的实际情况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司马相如、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人们头脑中还没有形成后来被称为“文学”的概念，王立群教授关于“司马迁写了两篇文学家的传记，一篇叫《屈原贾生列传》，一篇叫《司马相如列传》”的说法是不够妥当的。


王立群教授在《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中，把司马相如列为武帝弄臣之列。他在《情变之谜》中认为：
汉武帝欣赏司马相如是欣赏他的文才，而不欣赏他的文治，所以司马相如在汉武帝的眼中远没有公孙弘的地位重要。公孙弘是重臣，司马相如的地位还是弄臣，就是他还是一个文学侍从，这样也很伤司马相如的心。……


作为汉武帝来说他需要司马相如这样的人，因为司马相如可以成为他附庸风雅的一个标志，一个装璜。

他在《情变之谜：卓文君胆识 成就情圣》中认为：
文学侍从的身份使司马相如失去了进取之心。汉武帝非常欣赏司马相如，但是，这种欣赏仅限于司马相如的文才而非文治。司马相如在官场上不如情场那般得意，天性又非执着之人，几番进取失利后，干脆在家吟风颂月，潜心诗赋创作。〔21〕

应该指出，司马相如是汉武帝时代的开边功臣，他具有深刻的战略眼光，能够深入领会武帝的战略意图，并把开通西南夷与武帝大一统事业结合起来。“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22〕，相如以中郎将身份建节往使，出使西夷地区，“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23〕。相如“辩知闳达，溢于文辞”，被武帝视为“贤材”〔24〕，武帝对其赏识奖掖，优礼以待，是可以理解的。李贽《藏书》卷三七《司马相如》指出：“论者以相如词赋为千古之绝，若非遭逢汉武，亦且徒然。故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听者希，则为者虽工，而其志不乐。况有天子知而好之，此相如之遭所以为大奇也。……故吾谓汉武帝真不世出之雄者，非过也。”刘南平、班秀萍先生在《司马相如考释》中认为：“司马相如为汉朝各民族的融合发展，为汉武帝开疆拓域的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其意义显然在于对中国之‘大一统’的贡献，故而司马迁把《司马相如列传》排在《西南夷列传》之后，非但没有列于《儒林列传》类的传记之后，而且比排在卷一二一的《儒林列传》提前了五卷。这说明，史迁更看重司马相如的政治作为，看重他对汉大帝国固边稳疆、民族团结、政治安定的贡献，其文学作为不过是其政治行为的附属品而已。”〔25〕这一说法是很有道理的。由于王立群教授未对司马相如的政治地位、历史功绩等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对司马迁为相如作传的动机亦不够了解，故其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四、王立群教授未客观公允地描述前人对相如与文君私奔的评价


王立群教授声称：“我长期读《史记》，并在讲解融入了自己多年的心得，所以我跟很多人讲得不一样。”〔26〕“毕竟是60多岁老男人了，总是一个风格人家老看也会厌的，有时也可以‘恶搞’一下。下周那集‘情挑文君’，我用了很多时尚的词语：民营企业家、老总、高级私家车、劫财劫色。当然还是要以文献为依据。”“下期你们会看到我讲的‘情挑文君’，这期的风格风趣、时尚，可以说比易中天还易中天。”〔27〕为吸引眼球，他恶搞历史，把司马相如与文君的婚恋佳话诠释成相如骗财骗色的闹剧，从而引起各方的争议。对此，他不仅不加以反省，并接受批评意见，反而一再强调自己观点的正确，并指责批评者的“无知”。他在《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之《后记》中写道：

最早提出司马相如劫财的是特别仰慕司马相如的西汉著名作家扬雄，他的《解嘲》一文中说：“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扬雄此文名气极大，又收在《昭明文选》之中，古代哪个“文化人”没有读过《昭明文选》？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说：“司马长卿，窃赀无操。”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说：“相如纵诞，窃赀卓氏。”司马贞的《索隐》是《史记》“三家注”之一，读《史记》者又有谁不读《史记索隐》？因此，我提出司马相如劫财，只不过是对古人的定评作了论证。〔28〕

他在《是学界的悲哀还是报界的无知——答〈深圳商报〉》一文中，引用了扬雄《解嘲》、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司马贞《史记索隐》的说法，并指出：

这些都是古人名著，今天的“文化人”都不读了。《解嘲》一文收入大名鼎鼎的萧统《文选》，《颜氏家训》是家训之祖，《史记索隐》是“《史记》三家注”之一。这都是非常平常的书，并非难找。作为一个“文化人”，这些都是必读之书。


因此，我讲的劫财是以古人的定论作为文献依据的，但是，无知者无畏，竟然侈谈什么“学界的悲哀”，其实，真正悲哀的是某些报界的无知。


实际上，司马相如是封建时代“偶像级”的人物，在文人心目中，“相如情结”是普遍存在的。关于相如与文君的爱情故事，历代文人亦多有评价。在这些评价中，贬低者有之（如扬雄、颜之推、苏轼等人），肯定者亦有之（如杜甫、李贽、冯梦龙等人）。如果说司马相如劫财是“古人的定评”、“古人的定论”，那么司马迁、班固、杜甫、李贽、冯梦龙等人的说法又算什么呢？如果说《文选》、《颜氏家训》、《史记索隐》是“文化人”的必读之书，那么《史记》、《汉书》、杜诗、《藏书》等就不是“文化人”的必读之书了吗？很显然，王立群教授的说法是不够公允的，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关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之举，历代均有不少评述，为什么王立群教授却只字未提，并大放厥词呢？笔者以为，这可能存在着两种情况：要么是王立群教授只啃《昭明文选》、《颜氏家训》、《史记索隐》等古代典籍，历史研究视野狭隘；要么是为达到目的，故意执其一端，歪曲历史事实。如果是前者，尚可以原谅；如果是后者，无疑违背了学者的良知，这就不仅仅是“学界的悲哀”了。


王立群教授在《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之《后记》中认为：《百家讲坛》主讲人讲的历史，“是主讲人心中理解的历史，同样甚至更多地需要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前提下进行综合研究，得出自己的看法，再通过通俗的讲述，让受众了解一个王朝，一段历史。”〔29〕在他看来，《百家讲坛》“是披着通俗的外衣，却有学术的内核。我们这些主讲人必须具备良好的学术素养、宽广的文献基础、独到的个人见解，我们还需要博览群书，了解第二历史，这样才能尽量还原第一历史。”〔30〕遗憾的是，王立群教授在讲解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时，没能做到“广泛占有资料”，他所理解并讲述的故事，离“第一历史”实相距甚远。


王立群教授研究《史记》已四十余年，笔者研习《史记》及司马相如作品不过四年，才疏学浅，实不敢登大雅之堂。但正本清源，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乃义不容辞之事。在此，笔者不胜冒昧，提出一些不成熟的见解，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注释：
（1）笔者推测，王立群教授所谓相如“小名叫犬子，古人认为这个人小的时候如果给他起一个贱名，他就能长得特别好，所以司马长卿的小名叫犬子”、“幼年时，他的父母怕他有灾，所以给他取了个小名叫‘犬子’”的说法，可能受到司马贞、颜师古等人的影响。司马贞为《司马相如列传》“故其亲名之曰犬子”句所作《索隐》称：“孟康云：‘爱而字之也。’”颜师古为《司马相如传》“名犬子”句所作注云：“父母爱之，不欲称斥，故为此名也。”实际上，犬子是相如之父为其取的名，而非司马贞、颜师古所说的字或爱称（参见金国永《司马相如集校注·前言》，司马相如撰、金国永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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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立群．司马相如是“情圣”吗〔J〕．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61db90010008om.html．2007－4－8．

〔3〕王立群．是学界的悲哀还是报界的无知——答《深圳商报》〔J〕．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61db90010008wv.html．2007－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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