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起了司马迁

灵儿

忽然想起了英雄司马迁





英雄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濒危动物。


——题记



二千一百年前的某一天，英雄司马迁先生被汉政府的奴才使用原始器械摧毁了生殖器。

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最惨无人道的一天。一个男人，因为没能管住自己的嘴巴而没能保住自己的鸡巴。

在一片漆黑之中，这位46岁男子承受着巨大的生理痛楚，以消除他对于国家象征犯下的罪衍。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爆发出了凄厉无比的咆哮，仿佛一只鹰激射出喉咙，在长安城的未央宫前横冲直撞。那一天，残阳如血，像红绸缎一般挂满了大街小巷。房屋摇摇欲坠，瓦片纷纷碎裂。院子里的狗昏厥在地，槐树突然凋零，无边落木萧萧下。怀孕的妇女流产了。老鼠四处逃窜。富豪人家门前的石狮子瞠目结舌。而最无耻的是，几条丑陋的蛇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律脱掉了身上的外壳，吐着红红的舌头在嘿嘿地冷笑。

“我痛啊！”司马迁先生在苏醒之后眼泪汪汪地注视着自己残缺的身体，像打量一卷破败的书。他清醒地意识到，不久的将来，自己的声音将变得越来越细，胡须也将全部消失，光溜溜的下巴从此空空荡荡寸草不长。他被宣布“提前死亡”了。一个变态的时代即将来临。在寄给朋友的书信中，他无限悲愤地写道：“祸患没有比贪图私利更惨重的了，悲痛没有比心灵创伤更痛苦的了，行为没有比污辱祖先的更丑陋了，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重大的了。”

众所周知，司马迁先生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虽然太史令这个官职仅相当于今天的县团级干部，但他却掌握着帝国独一无二的话语书写特权，可以阅读国家的绝密档案，可以出没于汉武帝先生左右，记录元首的语录和行为，直接为伟大领袖服务。公元前99年，在一次中央扩大会议上，由于李陵先生兵败投降了匈奴，汉武帝先生气得暴跳如雷，恍如一只掉进油锅里的猫。被吓坏了的文武大臣们翘着屁股匍匐在地上，像一群惊慌失措的耗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突然心领神会，于是争先恐后爬起来，对原来的同事李陵先生缺席审判，展开了痛不欲生的批判。没有资格发言的司马迁先生低着头站在那里，他看见了猩红的地毯上溅满了白花花的腥臭无比的唾沫星子，俨然映出了世情的无限浇薄。当他正在考虑如何记录这次缺乏公平的会议时，元首突然伸出了高贵的手指，说：“你发言！”

英雄耿直的司马迁先生于是实事求是替李陵先生辩解，祸遂从口出，元首再次伸出了高贵的手指，怒气冲冲地说：“我整死你！”

司马迁先生被定性为“诬罔”，依据帝国的律例，当处以腰斩。

当时，不幸陷入囹圄的县团级干部司马迁先生并非绝对死路一条，同样依据帝国的律例，他有机会免除死刑：要么交纳50万钱罚金，要么接受宫刑。可怜这家伙枉当了那么多年国家公务员，不但财商低下，个人财务状况一塌糊涂，而且情商也极其低下，亲戚朋友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资助他，更没人去监狱看望他，这时候你智商再高，有个屁用！事已至此，怎么办？“咔嚓！”

二千一百年后，一个深夜，我想像着当年这个实话实说的前辈书生的凄惨遭遇，在装有暖气的房间里禁不住不寒而栗。我随手翻了一下这一天的日历：公元2001年11月22日，农历十月初八，节气正逢小雪。我已无从知道司马迁是如何度过那年的小雪之夜的，但我相信，这位坚定的浪漫主义者心里一定停泊了一场天寒地冻永不化解的大雪……

我甚至替这位痛苦的史学家设计了这样一个场景：半轮冷月凄美地挂在天穹，远处野狗在低沉地嗥叫，司马迁先生孤独地坐在一间屋子（也可能是囚室）里，沮丧地打量着自己空荡荡的下身，墙角一粒如豆的灯火明明暗暗地映照着他双眉紧锁的额头……
他在思考什么呢？他为什么苟延残喘？！

据后来他写给朋友的书信可知，对司马迁先生而言，生存还是死亡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了，重要的是他还有远比生死更为重要的事要做——他曾答应过死去的父亲，要写一部大书，上自黄帝先生，下至汉武帝先生，包罗人生的全部光荣与梦想、苦难与悲怆。

所以司马迁先生说服了自己苟且偷生，坚持活在文字里。他不止一次地表白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诚然！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有不惮于死的知识分子，但为了理想而不惮于生而将肉身交给尘世摧残的英雄却没有几人，司马迁先生是伟大的一个！

今日之日，无数文人骚客可能津津乐道于《史记》的文法与技巧，心悦诚服于司马迁先生学养的博大与精深，但有几人会想到他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作为一个有生命尊严的知识分子，在命运转折关头所迈出的堪称伟大悲壮的步伐呢？！想想看，在人类文明史上，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一个人踩着自己的影子前进，提着自己的头发飞翔，胸怀远大，向死而生。无怪乎二十世纪另一个英雄鲁迅先生大声疾呼：“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也许，当年西汉宫廷的价值观真如法国的狄德罗先生所估计的那样：“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这岂非是说，摧毁别人命根的那些动物因为自己“狂欢的工具”尚存而获得了某种使命式的快感，而被摧毁命根的人却因书写《史记》而获得了另一种使命式的快感？呜呼！一部上下五千年的民族文化史，难道不正是由许多健全和不健全的身体不断书写、演义的行为史么？

黄永玉先生说，画家其实是种少数民族，“神圣而卑微，捧上天或碾作尘，成为圣物或笑柄，再好的本事也摆脱不掉背后那个伟大的阴影——唐明皇到梅蒂奇，尼古拉到拿破仑，斯大林到毛泽东，洛克菲勒到邵逸夫……”明君或是暴君，亦看画家的运气。

其实，何独画家，那些听从了“来自内心的良心召唤”的知识分子，不也是祖国的异乡人、孤独的少数民族么？他们常常是在寂寞中勇敢地生，在寂寞中无畏地死；以生的勇气维护道德上的完整，以死的代价表白良知上的尊严。这样的少数民族还少么？！
看看《史记》！看看司马迁！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郁达夫把这话说得多好！

感谢汉武帝先生这个蜘蛛，司马迁先生终以肉身的残缺修得了精神与功德的双重圆满，他凭藉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写下了一部伟大永恒的书，并因此引领着中国文化走向现代文明。所以，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永垂不朽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