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日月同辉

上官华蔚

也谈太史公的“悲剧”


在《光明日报》

2月25日发表的《太史公的悲剧》一文中，作者费隐说：“早年诵习司马迁《报任安书》，深为太史公的不幸遭遇悲愤难平”，“近来重温旧史”，又生出“新的感慨”，认为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惨遭腐刑，不但是自取其辱，而且是罪有应得。笔者读后，也生出些许不同的感慨来。



太史公的“悲剧”，说他不识时务、政治上糊涂是可以的，因为他的确没有看出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假象。武帝虽然定儒术于一尊，但他本人并非仁德之君，特别是在纳言方面，不但不如唐太宗，连晋武帝甚至宋宁宗、明世宗都不如。例如，刘毅说晋武帝“可方桓、灵”，晋武帝也只说“其已甚乎”，即认为讲得过头了。同时，他还认识到“朕有直臣，故为胜之”，即把批评他的刘毅称为“直臣”。朱熹当面批评宋宁宗用人“独断”，不符合“为治之体”，宁宗虽不高兴，也不过借口天冷、朱熹年老，将其免职放归。明世宗生性猜忌，多次杀戮大臣，虽然不肯承认自己是纣王那样的暴君，但也承认直言的海瑞是比干式的忠臣。然而，太史公以“拳拳之忠”，在汉武帝“征询”朝议时，不过对李陵的为人与战败经过解释了几句，并未批评皇帝，可汉武帝竟如此褊狭，对太史公施以腐刑，确实比等而下之的宋宁宗、明世宗还不如。对于李陵败降，费隐认为他没有成仁取义。笔者以为，这只应受道德谴责，至于刑法处分则应根据战败的情节，分清责任，如此处理才算公平。譬如说，李陵率兵五千，深入匈奴之境，是谁决策的呢？以五千之众，敌匈奴倾国之师，不全军覆没才怪，那个调兵遣将的决策人不应该负责吗？而在李陵出兵的同时，还有李广利出酒泉，公孙敖出西河，结果是“五将失道，陵独遇战”，以至孤立无援。那么，失道诸将李广利等人，就不应该负一定责任吗？如果说失道无罪，李陵先祖李广昔随卫青出征，迷失道路却为长史急责，广愤而自杀，那么，对于同是失道将官的处理，何以持双重标准呢？更有甚者，武帝不但不追究李广利等人的罪责，反责太史公“诅贰师（指李广利）为李陵游说”。《汉书》说“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少功”，其实何止“少功”，简直是有“大过”了。至于武帝“以（司马）迁诬罔”，“下迁腐刑”，这样是非颠倒的处理算什么赏罚分明？汉武帝处理这类问题，事实上从来就不讲公平。托名李陵所写的《答苏武书》，就历举汉廷对功臣义士的刻薄。如苏武节义振天下，回朝“无寸土之封”，而那些“妨功害能之臣”却“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这难道是明主所为吗？依此说来，汉朝皇帝并非仁德之君。孔子说，“君待臣以礼”，则“臣侍君以忠”。朱熹在《家训》中也说：“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孟子更是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李陵投降失节虽是“害仁”，但“陵虽孤恩，汉亦负德”，彼此拉平罢了！有说《答苏武书》非李陵所作，但既托其名，适足说明人们对汉廷的不满，可谓公道自在人心。于是，说太史公的悲剧是罪有应得，我是不敢苟同的。


想起了太史公以前读《史记》，只是把它当作一部普通的名著。最近参加本地志书的续修，无意间再次打开《史记》，却不料心生几多感叹。冥冥当中，觉得自己和太史公多了一层关系。脑子里原本灰蒙蒙的太史公形象一下子变得亲切起来，鲜活起来。好象他不再是历史上那位史学大家，而是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可爱可敬的哥儿们。以至于让我产生一种要和他作一番比较的念头，尽管这个念头是荒唐可爱的。太史公编的是泱泱中华的大史，我们编的是区区一地的小史。《史记》的时间跨度二、三千年，我们的方志只是短短的二十年。材料收集整理的难易程度可想而知。太史公是匹马单枪一个人，孤军奋战，我们则纠集了上百人的乌合之众。太史公写《史记》顶着重重压力拖着病残之躯，我们则个个四肢发达肠肥脑满，又有政府撑腰……我知道，做这样的比较只能是自取其辱，让人觉得我不是发疯了，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但这样的比较，却让我设身处地感受到了太史公写作《史记》的艰难，感受到了太史公人格的高大。李陵事件，无疑是太史公一生的转折点。信而见疑，忠而受辱，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在众口一辞谴责李陵的声浪中，太史公以极大的勇气阐明李陵行为的合理性。他有一个儒生天真幼稚的一面，更有一个史家执着求实的一面。

在《报任安书》里，太史公给我们列举了十种受辱的形式，最严重的是遭受腐刑。受过这种侮辱的人，一般是没有脸面再活在世上了，但太史公身受腐刑却选择了活下来，把自己对现实的郁闷，融入对历史的深深思考之中。他要忍受多少羞辱顶着多少压力面对世人面对历史呵！太史公固然写了不少帝王将相，但也没有忘记下里巴人。《管晏列传》中，记载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晏子司机的妻子从门缝里往外窥探自己丈夫的举动。见他支起大车盖，赶着四匹马，意气扬扬，十分得意。司机回家后，妻子坚决要求他离开晏子。问原因，妻子说：“人家晏子身长不满六尺，却身为齐相，处事稳重，思虑深沉，流露出甘居人下的神情，名声远播于诸侯之间。而你身长八尺，一介车夫，却志得意满，如此轻浮，有什么出息？”司机非常惭愧，从此谨慎从事，深得晏子器重，后来还做了大夫。一个村妇的眼神，经过太史公的描绘，非常鲜明的留在我的记忆中。太史公为了写《孔子世家》，曾亲临鲁地，考察孔家的庙堂，以及生前用过的车辆、器具、服饰之类。内心萌发诸多感叹：天下君王、贤达多矣，然而他们活着的时候显赫一时，一旦死了也就灰飞烟灭了。孔子作为一介布衣，却被后人纪念，被学子效法，真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简单呵！我自己“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今天，我读太史公的心情，和当年太史公读孔子的心情，何其相似乃尔！我们的生命充其量只是一枚树叶，绿了，黄了，落了，枯了，最后没了。而太史公的生命则是参天大树，永远枝繁叶茂。根须深扎于历史的土壤，果实却缀满现实的枝头，让我们代代享用不尽。他的生命，延续在一代代史家的血脉里，延续在一代代学子的血脉里，更融入整个民族的生命之中。一个人的劳动参与了整个民族文化的创造，一个人的性格影响了整个民族性格的形成，这个人，必定是民族的骄傲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