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日月同辉

蒙古王

与太史公夜饮(续）
看看你身后那些孤独终生的伟大灵魂吧：陶渊明，李太白，杜工部，苏东坡，张宗子，曹雪芹……还有那个荷兰人凡高，渴望生活的激情犹如向日葵狂放无际的金黄，可是他的短暂生命里没有这样的怒放，有的只是无边的孤独。太史公，你这筝曲结束之音足以碎金裂石！来来来，让我们为了饮尽那些孤独而浮一大白！太史公，我想我懂得，即使你最终接受了那令你抑郁余生的屈辱，可抉择的过程和肉体死亡之前的漫漫岁月里，你依旧难以坦然而安然的。“轻如死，重如生！轻如死，重如生！……”是谁在我耳边一遍遍地呼喊？我四处寻觅，寻觅这阐明轻和重的人，蓦地发觉，你和你身后的黑暗一同缓缓后退……太史公，你又要沉入那个吞噬你的黑暗空间了吗？举杯为你送行——你要去的，正是属于你的世界，囚禁你的肉身却释放你才智与激情的世界。而在我生活的这个世界里，你所说的另一对“轻”与“重”已经成了很多人的价值准绳——“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史公，生对你而言是沉重而必须的，你最终谜一般的死亡也必须用这样的词句来概括——重于泰山。而且，你在我，在许多人心中是最伟岸的男子汉。如你所愿，你在〈史记〉的光芒中得到永生。

二千年后还有位叫陈寅恪的学者拾起了这一点薪火，你的灵魂殊不寂寞。太史公的悲剧早年诵习司马迁《报任安书》，深为太史公的不幸遭遇悲愤难平。近来重温旧史，读到《史记》、《汉书》中李陵案的相关记载，掩卷遐思，不禁又生出些许新的感慨来。太史公因李陵之祸而惨遭腐刑，身心遭受巨创。按太史公的说法是“祸莫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最下腐刑，极矣”，实在有锥心刺骨、痛不欲生之念。然其之“所以隐忍苟活，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因为未完成乃父的临终嘱托：“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此“论著”便是司马迁后来完成的鸿篇巨制《史记》。遥想斯情斯景，怎能不令人感佩！《汉书》记载：李陵为汉代名将李广之孙，骑射有乃祖之风。

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率兵五千，深入匈奴之境，激战十余日，歼敌过倍，但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兵败投降。李陵败降一事传至汉廷，上下哗然。武帝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当汉武帝就李陵败降一事向群臣“征询”意见时，司马迁出于对武帝的“拳拳之忠”坦陈己见：李陵事亲孝，与士信，一向胸怀报国之心。他此次带领五千士卒，吸引匈奴全国的兵力，且杀敌万余人，最后虽然战败投降，但其功可以抵过。他还推测李陵并非真心叛降，很可能是想活下来找机会回报汉朝。
太史公如此不识时务，在武帝气头上为李陵辩护，遂招致飞来横祸，迎来被送进“蚕室”的悲惨命运。大凡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做事自有主见，尤其是像汉武帝这样有雄才大略的大政治家更是功过赏罚分明，断不会在大是大非问题上首鼠两端，以循私情而坏纲纪；否则，也就无所谓昏君与明主之辨了。武帝时的汉王朝，定儒家思想为一尊。儒家至圣孔子讲“杀身成仁”，亚圣孟子讲“舍身取义”。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需要如此举动呢？只有在两种情形下才必须如此：一是为了保护国家人民的利益；一是为了护卫自身的人格尊严。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勇于牺牲，或为保持独立人格而宁死不辱，这些都是高尚的道德行为，是不容置疑的。孔子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是儒家标明的道德准则。武帝要求李陵的是“成仁”，而李陵败降则是“害仁”。如此一来，坠君命，挫国威，使民族蒙羞，个人失节，汉家天子失颜面，实有悖于忠孝之道，其罪不可赦。太史公对此应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而他却曲为李陵辩护，结果就是自陷囹圄。


李陵变节投降，这案是不能翻的。太史公为之辩护，这个短也无须讳言。用今天的话来说，太史公是“政治上糊涂”！其悲剧命运也就不可避免。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