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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据说，司马氏的姓乃由东周王以官名赐姓。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这样的祖先和职位在平民百姓眼里并不十分显要，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愿意为此奉献自己的一生。后来，司马迁的祖先司马错成为秦惠王时期伐蜀的名将,司马昌则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了汉武帝的太史令,才算恢复了祖传的史官专业。
司马迁，字子长，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终年55岁。司马迁老家在今天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的地方。车过龙门时，司机说，附近有一座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所以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前辈叙述的许多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
史料记载，司马迁从10岁开始学习古文典籍。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也就是公元前134年到公元前128年间，司马迁向大学问家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又向古文专家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到20岁时，他从京城长安漫游南下，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司马迁所到之处不仅考察风俗民情，还大量采集民间传说，算作“游学”吧，这为司马迁日后成为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奠定了基础。
不久，司马迁被任命为郎中，成了汉武帝的信任的侍卫和扈从，多次跟随汉武帝御驾西巡，并曾出使巴蜀。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38岁的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之职，担任太史令，就是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书，因而近水楼台先得月，阅读了无数“馆藏”图书。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虽然有了阅读民间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但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因为当时的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显得杂乱无章堆放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资料和书籍目录也没有。每次为了查阅要看的一本书或一个资料，司马迁必须从汗牛充栋的木简、竹片和绢书中耐心寻找线索。为此，司马迁多年如一日,沉得住气，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头于资料的整理和史籍的考证中。
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人共同制订了《太初历》，借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作为新历，《太初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司马迁功不可没。打这以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
四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副身心地投入撰写《史记》之际，却遭遇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当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大兵讨伐匈奴，另派汉朝名将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
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小心押运辎重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不期而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李陵率兵奋勇抗击。经过八昼夜的艰难战斗，李陵尽管斩杀一万多匈奴，却由于得不到李广利主力部队的后援，导致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却听说他投降了，万分愤怒。而满朝文武官员见风使舵，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抗敌，现在则附和汉武帝，无端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汉武帝，一方面十分痛恨那些左右逢源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说公道话。他说:
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在被八万敌军包围的情况下，英勇斩杀了一万多的敌人，实在是立下了赫赫战功，即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后来是由于救兵不至、弹尽粮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被迫无奈投降了匈奴。李陵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的。
司马迁一席话含有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援救职责的意思。这种正确的直言触怒了晚年刚愎自用的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偏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这一年，司马迁47岁。
不幸的是，司马迁被打入大牢以后，案子落到当时臭名昭著的酷吏杜周手里。杜周使用严酷的刑罚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住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打死也不屈服，不认罪。这时，有传闻说李陵带领匈奴士兵攻打汉朝。盛怒之下的汉武帝信以为真，极其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无辜被判处了死刑。
根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接受“腐刑”的顶替。腐刑又叫宫刑，它是中国古代五大酷刑之一。就是由刽子手执利刃剜除受刑男子的睾丸；如果受刑者是女性，则去除子宫，这位女性将永远失去生育能力。总而言之，腐刑是一种对受刑者人格施以极大侮辱的酷刑。司马迁官职不高又为官廉洁，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又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更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想到了在狱中自杀以免除屈辱。可他又想到，父亲病危时拉着自己的手，流着眼泪说:
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
这一番嘱托极大地感动了司马迁，他从中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了自己的身上。司马迁同样流着眼泪，答应了父亲的的临终要求。想到这里，司马迁毅然选择了腐刑。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完成：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侮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诟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这是司马迁出狱后在《报任安书》中的夫子自道。正因为还没有完成伟大的《史记》，司马迁才忍辱负重、以俗人认为的“苟且偷生”的方式活了下来。因为司马迁一直牢记父亲的遗志，决心效法先贤孔子编纂《春秋》那样，写出一部同样能永载史册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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